学林轶事| 被称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的礼学家沈文倬

　　沈文倬（1917—2009），字凤笙，号菿闇。当代礼学宗师、著名经学家，生前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古籍研究所终身教授、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生导师。他一生潜心研习三礼之学，在礼学、经学史、文献学、甲骨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古籍整理等诸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尤其是“三礼”研究，解决了礼学和经学史上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受到顾颉刚的高度评价，称他为“今世治礼经者之第一人”。

　　担当，延续中华文脉

　　沈文倬出生于江苏省吴江县芦墟镇一个普通的富户家庭，自幼喜读书，初从南社名士、书画家袁翰清学“四书”和《左传》，继从与柳亚子共同创建南社的诗人沈昌直学读古文辞，从金天翮、姚廷杰等先生受文史之学，后投师曹元弼门下，专攻 “三礼”。三礼是儒家的三部经书，包括《周礼》《仪礼》和《礼记》。曹元弼曾任翰林院编修、湖北存古学堂经学总教，被誉为清代最后的杰出经学家。沈文倬学习“三礼”，从点校、整理古籍，博览群经做起，成为曹先生的关门弟子。

　　1946年前后，沈文倬在《文汇报》的《史地》和《图书》副刊上发表了《说高禖》《“蜡”与“腊”》等，引起当时主持国立编译馆工作的顾颉刚的关注，力邀他担任“三礼”专经的整理者，被破格聘为国立编译馆的副编审。在国立编译馆工作四年，沈文倬编撰经籍提要，草拟经学词典，整理和点校了《周礼》《仪礼》的新旧疏（包括孙诒让的《周礼正义》和胡培翚的《仪礼正义》），以及《论语正义》《孟子正义》和《孝经》邢疏、皮疏，完成的工作量远远超过了馆方的规定。沈文倬所整理的书稿，只有《孟子正义》点校本保存下来并于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整理经籍的同时，利用各种版本校勘礼学名家的著作，陆续撰写并发表了《略论〈仪礼〉单疏》等一批经学研究论著。

　　从1950年起，沈文倬在上海图书馆工作了12年，从事古籍目录版本之学。在当时的馆长顾廷龙主持下，沈文倬出任《中国丛书综录》编辑组组长，带领8位同事，编纂了具有全套检索手段和全国四十余家图书馆联合书目功能的大型工具书——《中国丛书综录》。1963年2月，他调入杭州大学语言文学研究室，专职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先后完成了《礼汉简异文释》《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汉简〈服传〉考》《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以及《菿闇述礼》等礼学论著。其中前四种合辑为《武威出土礼汉简考辨四种》，其他力学和经学论著也在1982年之后相继发表和出版。1983年，沈文倬晋升为教授，后又被教育部评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研究生导师，招收和培养先秦礼制与《仪礼》研究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开设了广校雠学、《说文解字》研究、两周青铜器铭文研究、古器物学、群经研读、“三礼”精读等课程，致力于教书育人，为国家培养礼学和经学研究人才。1999年，沈文倬的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由杭州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其生前的主要著述集结为《菿闇文存》（上、下册），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坚守，为往圣继绝学

　　20世纪的中国，处于“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一批学者立足本土，求真探原，为往圣继绝学，为重建中国文明的历史而耕耘不懈。沈文倬就是这一类学者中的佼佼者。

　　沈文倬研究的“三礼”之学，特别是他倾注一生心血的《仪礼》，早在清代时已乏人问津，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的，“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讹殊甚，……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讹，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也。”

　　时代没有亏待传统的守护者。过去的20世纪，是中国考古学的世纪。一大批地下文物的出土，特别是1959年在甘肃武威出土的汉简《仪礼》，经专家整理于1965年由科学出版社以《武威汉简》出版，为现代的治礼者提供了清代经学家所没有的优越条件。

　　沈文倬在礼学和经学上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三礼”成书年代的考定。近代以来，特别是在顾颉刚等学者发起古史辨运动以后，有关“三礼”的成书年代问题，就成了聚讼纷纭的悬案。沈文倬经过数十年的研究，撰成洋洋五万言的《略论礼典的实行与〈仪礼〉书本的撰作》，揭示了“礼典的实践早于文字记录而存在”的历史事实，阐明了礼典与礼书的关系，并对《仪礼》17篇的成书年代作出了科学的结论：《仪礼》是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到前4世纪中期这一百多年间，由孔子的弟子和后学们陆续编写成书的。

　　二是礼经文本的考订和考释。礼经的文本研究，经清代数位礼学家的缜密考证，可以说能够解释的经文都作出了很精到的训诂，清儒弄不清楚的地方，后人几乎难有作为。沈文倬充分利用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七篇和《服传》二本等新发现的材料，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撰成《菿闇述礼》《〈礼〉汉简异文释》（约16万字）、《〈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4万字）、《汉简〈服传〉考》（5万字）、《〈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等一系列高水平的礼学著作，证明了康有为“古文经为刘歆伪作”实系浮词虚说，订正了礼经文本流传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错论，把《礼经》研究推向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关于武威出土《仪礼》汉简本的属性，考古界一直难有定论，而此前考古家陈梦家所撰《〈礼〉汉简校记》和《〈礼〉汉简释文》，对汉简本的校释误读、误释尤多。沈文倬根据礼经郑玄注所列今古文比勘考核，疏通相异之文，随字分释，判其为今为古，总共释解异文509条，辑为《〈礼〉汉简异文释》《汉简〈士相见礼〉今古文杂错并用说》《〈礼〉汉简七篇为古文或本考》《〈礼〉汉简非庆氏经本辨》等论著，不仅纠正了陈梦家《〈礼〉汉简释文》和《校记》的一系列误释，更重要的是，这些考证为论定《仪礼》汉简本的属性奠定了坚实的根据。在此基础上，沈文倬又从诸礼的实行，考定礼经的撰写年代，进而推比西汉礼经之今古文的发生与流传，核校郑玄礼注所据底本，并参校各本之异同，考定了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汉简本为古文或本的属性。

　　三是对礼学和经学源流的考证和梳理。沈文倬的“三礼”研究，以对经书文本和古代典礼具体细节的考证和复原而著称，对经书文本和古代典礼的考证，善于从大处着眼，通过对经学的源流和经书的传承流变，完成对礼经文本的考释和古代礼典的复原。《从汉初今文经的形成说到两汉今文〈礼〉的传授》（1990）一文，全面考证了《易》《春秋》《书》《诗》和《礼》诸经今文学的形成过程，通过两汉今文《礼》的经师传授系统、细密地考证和梳理，沈文倬揭示了两汉今文《礼》的传授真相：“今文《礼》在两汉并不兴旺，与《诗》之有鲁、齐、韩三家，《书》之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易》之有施、孟、梁丘、京房四家，《公羊》之有严、颜两家，那样的师法、家法完备，弟子传授不绝，是不可同日而语的。”《黄龙十二博士的定员和太学郡国学校的设置》一文则通过对汉代建立经学博士的复杂史实条分缕析，正皮锡瑞《经学历史》之误，纠王国维《汉魏博士考》之偏，从而详判武、昭、宣三代各经博士官的兴废增缺。这些经学史论著，成为研究汉代经学必备的参考文献。

　　四是对礼制和宗周礼乐文明的研究和复原工作。沈文倬发表的《略论宗周王官之学》（1997）、《宗周岁时祭考实》（1993）、《觐礼本义述》等论著，以及撰成初稿的《周公旦“礼治”事迹辑考》《周初王官之学的创始者——史佚》《乐官设置与作乐程序的创建》《充满思亲不已的祖祢祭祀》《宝龟灵蓍的神明何在》《文武之道下的礼饮礼食》等，根据今存礼书和《尚书》《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结合鼎彝铭文和考古数据，探讨并复原宗周礼乐文明。与此项工作相配套，沈文倬还打算编绘一部宗周礼乐图，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就拟定了《周代城市生活图编绘计划》，可惜由于种种原因，这项计划未能完成。但他的《宗周礼乐文明考论》等论著，融会贯通、探本究源，为复原和重现古代礼制和宗周礼乐文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沈文倬一向强调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对其研究和探讨，必须做到文、史、哲诸学科融会贯通，通盘考察。因此，他一生虽志在专攻“三礼”和宗周礼乐文明，但在不经意间，却同时在文献学、古籍整理、甲骨金石学等许多领域都有卓越建树。

　　淡泊，一代学者的风范

　　作为一代礼学大师，沈文倬继承了中国传统学者特有的道德风范，一生秉持“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古训，在中国处于风云变幻的20世纪，作为当代为数不多的中华文脉和传统的守望者之一，沈文倬安贫乐道，独居书斋，八十年如一日辛苦耕耘、读书、治礼，研究中国文明和文化，于名于利从不会追逐一丝一毫，表现了一个中国学者的高风亮节。

　　沈文倬淡泊名利，执着学术，把读书和做学问视为人生的最大乐趣。他出生在江南鱼米之乡一个富有的家庭，是个富家子弟，但他一生生活俭朴，在物质方面的欲望和要求一向都不高。在学术研究上，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学风，强调“治经、治礼不易，只有心除‘魔障’，胸臆如水，方能专注向学，趋于会通”。必得先弄清古人的思想及其所处的时代，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能以今律古，用今人的思想强解古人；更不能强史就我。治学者当秉持“信则传信”、“疑则传疑”的态度，他的论著以质取胜，而不靠量的堆积，直到1999年，年登耄耋的先生才出版第一部个人著作《宗周礼乐文明考论》，此书写作跨度逾40年，而总数才14篇。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解决了历史上悬而未决的问题。

　　探赜索隐绝业续，淡泊明志风骨遗。沈文倬因病驾鹤西去。在其93年有限的生命里，其对时代的担当、对绝学的坚守、对名利的淡泊，组成了他寂寞执着、空前绝后的礼学人生。先生的治学精神和道德风范，必将长存于世间，生生不息，熠熠发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