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黄宾虹——从金石到中国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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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宾虹 光绪丁酉(1897年)作 韬庐图

画之笔力，得于法书；点画圆健，得于篆籀；艺之形态，得于内美。此书画之理，宾虹先生多论之。今之书画少法书篆籀之内美，故难得生动沉潜也。

宾虹先生以山水名世，其书法亦为近代之大宗，极可深研。余于西湖美术馆拜观先生书作百件，大体篆隶与稿书两类。篆求古籀，与古印章文字通，多用于对联、条幅；隶师汉碑，力求古意而用于行草。先生无意以行草创作，多以稿书自遣，质朴鲜活，不计工拙，见于手札、书稿、长卷中。其致友人手札曾云「数十年每日晨起以草书养舒和之致」，信也。宾老诸体何以感人!先生一生以艺术求民族自信，澄心观物，以学助艺，静处求道，除去纵横华饰，养其内美，故得古厚舒和也。

宾虹先生以大篆求用笔之道，又学汉隶，以壮其形。其学隶不以一招一式显其能，贵求古人笔意。浙江博物馆所藏其临李翕碑、石门颂、孔和碑、史晨碑、孔羡碑、孔宙碑、灵光殿西京石刻、礼器碑、曹景完碑、孔彪元上碑等，余曾一一拜观，无不生动错落，古意盎然。其隶书时用篆法接其形，又以隶意入行法，故能圆融朴厚。

宾虹先生行草多取唐宋明诸贤。取唐人如颜鲁公、褚遂良、虞世南，取宋人如米南宫、苏东坡最多。浙江省博物馆所藏学颜者如行书「临颜真卿裴将军诗屏」；学褚者如行书「褚遂良阴符经及后人题跋卷」；学虞者如行书「临虞世南积时帖」；学米者如行书「米元章和魏泰诗轴」「临米芾十纸说卷」；学苏者如行书「临东坡黄州寒食诗轴」等，宾虹先生极重帖法于此可见也。先生行书取明以来祝枝山、文徵明、倪元璐、王铎、文彭、朱希贤、方孝孺、伊秉绶等亦多，如祝氏草书之书述卷，先生曾精心临习，浙博藏有其临四米五之长卷，用功可见。另，余曾见先生临传为陆机之「平复帖」，古拙朴厚，先生之草亦源于此。世人多知先生重金石之风，古碑之趣，实亦重帖学之精熟，熟而求生，精而求融，故其碑帖融合得舒和之致，古逸之美。

古文字之浑厚者属「杵书」，至坚至朴；其清刚者属「刀书」，至奇至变。宾虹老人多以此论笔法，此沿清人陈簠斋所论。古人之法不外方圆平直，「杵书」者，篆法也；「刀书」者，锲刻也。故通笔法先通于金石篆法，得于心手，合乎规矩。吾人学艺，当于此知刚柔交错也。

余喜宾虹老人题画中「深厚中当有清高之气」「百炼刚化为绕指柔，正是元画独到之处」语，深可悟也。先生书画重超逸之致，简劲古厚，理法严密，浑化无迹，全在通笔墨精神之所寄，非拘泥于某点某画也。

黄宾虹极重金石之学，一生所作藏古鉩印叙、印史、古印文字证、印谱叙及金石学讲义若干。其中「叙摹印」从上古玺印原始至石章，所论印事尤详。先生以秦汉为铜玉印之时代，六朝唐宋为杂品印之时代，元明为刻石印之时代。其中论秦汉印「丰神流动，端重渊雅，位置合宜，不失笔法」，论清人重程穆倩与邓顽伯，程氏「精深汉法，而能自见笔意」，邓氏「专精籀篆，得其真态，章法刀法，动与古会」。又论杂品印之优劣、刻石印之精美、集古印谱之源流，古今印文之变迁、印制之殊异，以及摹印篆法、笔法、刀法之要等。其论印以汉魏为楷模，如书宗钟王，诗宗李杜，自有会心，贵得精意。学书画者尤应细品其要，非惟印家也。

余于杭州曾见 宾虹老人金文「驹影日轮宝白璧，龙文星剑铸精金」小幅联，用笔朴实灵动，自然不拘，真大手笔也。先生曾论用笔当知「如金之重而取其柔」，「如铁之重而取其秀」，极有见地。「重」而非「粗」，当取其内力；「秀」而非「弱」，当取其逸性。今人作篆若误入轻松，不得笔法，则堕入浮薄，失其「重」也。

宾虹先生之画，重元人逸气，以为唐过于「刻划」，宋过于「犷悍」，自称「青藤、白石之外而又变之」。余以为读先生之画，宜通理而不宜刻意摹学。宾老精研画史，覃思笔墨，以金石古籀法入书画，以文心逸性求妙造，以太极之道论艺事，故从中华文化之根而论艺，为近代以来最通达者。然其画不宜刻意摹学，尤不宜以此入门。后人学其造形，不通金石，故难得邃古；学其笔墨，不得画理，故难得淳厚。醉心于宾虹者，若不加以学力与取舍，则易入野道，难得其神。宾老自云：临古当求其精神所寄，学其书画者亦当如是观。

石涛论笔墨有「笔」与「墨」之分，或「有笔有墨」，或「有笔无墨」，或「有墨无笔」，所谓「墨非蒙养不灵，笔非生活不神」。宾虹先生之家以做墨为生，幼即重「墨」，后以石涛上人艺理用之，以实践阐释「墨法」之内涵，突出「墨」之独立性，故能超越前贤，开启后人。

宾虹先生论墨法有「隐墨」「亮墨」语，皆从笔墨实践中得。「隐墨」者，色中含墨，得幽深之美；「亮墨」者，画中浓黑处，积染一层墨或以点以极浓宿墨，干后与白处对照，尤见墨色之亮。此两法合用，少艳丽而多沉着，尤得古厚，可见宾老用墨法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