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自高祖李渊便喜爱书法，唐太宗李世民更是深爱王羲之书法，以至于亲撰《王羲之传论》，评其书法为尽善尽美，古今第一。后来还派人骗取《兰亭序》，据为己有，随时观赏，并把《兰亭序》殉葬入棺。正因为如此，唐代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普遍都喜好书法，欣赏书法，许多大书法家自然也应运而生。
晚唐柳公权是自成一家、对后世影响极大的书法家。柳公权幼时聪明好学，据说刚刚十二岁就以善辞赋而闻名。他以楷书见长，初学王羲之，又得益于欧阳询、颜真卿的书法，终于自成一家。柳公权的字结构紧凑，骨力秀挺，洒脱而有法度，人们将颜真卿与柳公权并称“颜柳”。唐文宗甚至赞叹柳公权的字胜过钟（钟繇）、王（王羲之）。柳公权自唐穆宗时召为翰林院侍书学士，历经穆、敬、文三朝，一直在宫中侍书。当然字越写越多，也越携越好，声名远播。那时的公卿大臣家立碑，如果得不到柳公权的手笔，就会被人们看作是不孝不敬。
常言道“字如其人”，此话虽不可绝对看，却也自有其内在的道理。柳公权的字为何颇具风骨，恐怕与其身正人直不无关系。柳公权自己更有“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的名言。一次，唐穆宗一边看着柳公权运笔写字，一边连连赞叹，还郑重其事地问道：“你的字怎么写得如此之好呢？”柳公权当即便以“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来作答。这本身就是他写字的法则。但在此时此刻，他向皇帝讲出这样的话语，显然是有弦外之音的。柳公权是在告诉皇帝，只有用心做事，才会心正，做事就没有偏差了。此言说罢，整日沉溺酒色的唐穆宗“默然改容”，因为他知道柳公权是在进行“笔谏”。这个“笔谏”是真诚而大胆的，真诚在于柳公权希望皇帝能够律己清正，他以自己的书法心得来打动皇帝；大胆则在于毫不虚伪做作，直言答对，如此“笔谏”自然是对唐穆宗的一次有效触动。
十几年后的一天，唐穆宗之子唐文宗在便殿上与官居中书舍人的柳公权等谈话。说着说着，文宗扬起衫袖来让柳公权等看他的龙袍，并且洋洋自得地言道：“我这身衣服已经洗过三次了。”刚刚说罢，在场的众人立刻赞颂不已，都说“一衣三浣”是皇上的俭朴美德。唐文宗被捧得喜不自胜，可猛然间发现站在身旁的柳公权竟然始终一言未发。文宗禁不住要问缘故，柳公权答道：“陛下贵为天子，拥有四海，您应当选用贤良，罢黜不肖之臣，还应该接受劝谏，赏罚分明，这才能使天下真正和乐光明。至于穿一件洗过几回的衣服，只不过是细微末节罢了。”这番话显然是“心正笔正”的柳公权又一次机智大胆的直言。可庆幸的是此言非但没有惹恼皇帝，反而得到文宗的格外垂青。
唐文宗当时说道：“我知道中书舍人不应该再做谏议大夫的，可是因为你实在具有正直敢言的诤臣风采，所以要委屈你兼任此职。”次日，唐文宗正式任命柳公权为谏议大夫，他所任的其他职务照旧不变。名正言顺，此后他向皇帝进言就更方便直接了。就这样，柳公权一面写出一个个好字，一面讲出一句句有利国家的直言，直到唐懿宗咸通六年去世，享年八十八岁。
“用笔在心，心正则笔正”。柳公权以“心正”练就了流芳百世的“柳骨”，而更难得的是他又以“心正”给历史与后人塑造了一个正直敢言的良臣形象，这将作为另一种“柳骨”而留存在史册和人的心中。
细究起来，柳公权所说的“心中”里面其实包括着“心巧”。唯有又正又巧，方能沉稳地秉笔、运笔，写出绝妙的好字来；也唯有又正又巧，方能在适当的时候，抓住可能的时机，讲出皇帝平时不爱听、接受不了的话来。在柳公权的“心正”与直言之间恰恰是以“巧”字连接的，因为在当时的环境里想要“批龙鳞”是十分难得的。可是要想顺利说出自己的心里话，光凭“正”和“直”是不够的，而在“正”与“直”二字之间联结上一个“巧”，恐怕是最佳的组合了。柳公权劝谏的成功就是他这个“正—巧—直”最佳组合在发挥奇效，这“巧”就是极大的智慧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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