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清史列传·逆臣传》的不足，着眼于政治，而不及其余
有一部分逆臣是因为地位太低亦或者查证不明并未入选《逆臣传》。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错漏，最典型的莫过于曹申吉。曹申吉，虽在李本深李本深李本深李本深之中，但未必便是逆臣之一，云南贵州总督的王继文，任贵州布政使的蒋寅等人为黔灵山弘福寺所题碑记，均有“故前抚澹余曹公经营之”，等等称谓。亦可证明藩乱平定后继任滇龄地方的大吏，亦并未以曹申吉为逆臣目之。从吴三桂对投降者的册封使用看，也找不到曹申吉叛清降吴的根据。云南提督张国柱叛清投吴后，被三桂授以大将军，封国公；贵州提督李本深叛降后被授以总管大将军；江义被封为将军、镇远伯；王永清被授以将军．以上各人投吴后均积极参与叛乱。曹申吉既未受吴三桂册封，也未见参与叛乱活动的记载。再从平乱后，清廷对各员的处理情况看，二十一年春，杀李本深、王永清、江义，亲属坐斩。
作为一部警醒世人，维护统治的《逆臣传》，所以传主生平仅列仕宦经历，对于其他方面的成就往往一笔带过，甚至只字未提，对于某些罪臣的行为更是避功扬忌。例如吴三桂在云南地区的经济成就，对于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就一字未提。康熙四年，吴三桂上疏即提出：“水西初定，残黎东作无资，请发军前银三万两有奇，买牛、种散给，并发军前米一万五千石，娠济贫民，督令乘时耕种。”此外，吴三桂还大力招抚流亡，垦荒屯田，仅康熙三年云南就开垦荒地2495余亩、贵州各府卫垦田12900亩。在吴三桂的倡导和扶持下，云南·贵州民族经济迅速发展，这从两省的朝贡税收情况中可以窥见一斑。
从努尔哈赤时开始，后金（清）统治者对来降的汉人一直抱有戒备，甚至是怀疑和敌视。某些逆臣们降清后，尽管肝脑涂地为清朝效命，毫无保留地充当了清朝残酷推行民族高压政策的帮凶，却始终无法让清朝统治者放下戒备，赤诚相待。甚至于万般提防，姜瓖不过与信中稍乞减少苛捐杂税，便被多尔衮一顿臭骂。
究其原因，归根到底，就是满人的民族主义。满族的前身是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及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族，因地处关外荒僻之地，长期被中原的封建皇朝视为＂夷狄＂。但是清朝统治者却不愿意承认曾隶属于明朝的事实，不惜篡改史书。修《明史》时，清朝否认其先世是明朝边关守将，竭力掩盖努尔哈赤被明封为”龙虎将军＂的事实。称＂我大清兴于东海，与中国无涉，曾受明之官号耶，究不过羁麽各系而已，非如亭长、寺僧之本其臣子也。”甚至在编纂《四库全书》时，乾隆令史官肆意篡改史料，否认满洲和女真人的巧系，试图抹去建州的存在，消除明朝的影响。不仅如此，还设馆编纂《历代通鉴辑览》，宣扬自己的历史观念，标榜“大中至正”之道，论证清朝的正统地位，洗白入侵行为。这些在今天看来极为狭隘甚至可笑的思想和行为却是真真切切贯穿于整个清朝官方书纂修中，可悲可叹。
宣扬忠君爱国是官方修史永恒的思想主题。乾隆在国史中设立《贰臣传》，将忠君思想发挥到极致。这是在国史中第一次把纲常准则贯穿于史学之中，明确在史书中大书臣节。《逆臣传》在《胜朝殉节诸臣录》的反衬下，明确阐发了统治者的君臣关系论。臣下对君主必须绝对忠诚，无论君主是雄摇大略还是昏庸无能，否则就是大奸不忠。君臣关系实质上是主仆关系，建立在牢固的人身依附基础上。
尽管乾隆年间满清王朝面临着盛世之下暗藏的波涛，但对于乾隆皇帝而言，中国社会的反清情绪己同灭亡时间超过百年的南明诸政权一样，逐渐淡漠，不再成为清政权迫在眉睫的威胁，考虑到乾隆时代的盛世基本面，对于历史的恐惧也会更为舒缓。
随之而来，清政权的性质在乾隆时代可能也发生了一些深刻转变。用现代政治语言来审视，顺治与康熙时代的清政权可能更具有“革命”色彩，刚刚完成了明清鼎革的大筝业，其政治视野与政治考量也被“革命者”的自我定位所捆绑和限制；而到了乾隆时代，清帝的政治角色很显然已完全转向“执政者”的定位，必然也会逐渐与父祖时代的“革命思维”切割，对历史的观感与评价，也会更多的从“（利于）本朝”而不是“（防范）前朝”的立场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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