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为了巩固统治国家,隋炀帝实施了什么政策,有什么影响?
帝国既已统一,隋炀帝便施行一系列政策以巩固统治。其主要巩固国家统治的大政有三:迁都洛阳、修大运河、三下江南巡视。
一、隋炀帝迁都洛阳
秦汉杂居地带,战乱使灌溉设施长久失修,农业生产每况愈下,至隋立国,关中平原的物资匮乏已颇为严重。隋炀帝即位后,先平陈友谅之乱,旋即于仁寿四年(公元 604 年)“十一月乙未,幸洛阳”,如此急切地巡幸洛阳可以看出他对迁都一事早有筹划。考察洛阳期间他曾登邙山,望洛阳,深感洛阳宜做国都,堪称“龙门”,故而对苏威有一问:“此非龙门耶?自古何不建都于此?”
东都洛阳由宇文恺设计并督造,是古代城市建筑史上的范本之一。不同于旧都长安城,洛阳有三个贸易集市:北市、南市、西市,三个集市都临河渠而建且交通便利,可见在规划设计阶段,新都就充分为商业繁荣与运输便利创造了条件。从方位上看,帝国的中心位置,可以体现大一统帝国对四方臣民的一视同仁;从交通条件上看,洛阳“控以三和,固以四塞,水陆通,赋税等”,有先天的交通优势。如此,隋炀帝为帝国的“心脏”动了手术,将首都从偏远的西北迁至交通便利的帝国中央地带——洛阳。
南北动脉的畅通——大运河的开凿帝国已有新的“心脏”,四通八达的“血管”也同样必不可少。作为新都城的重要交通配套,史学家普遍将开凿运河的动机简单概括为隋炀帝意图下江南赏琼花美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学界普遍对其动机评价趋为公允。
运河工程先是“开通济渠,自西苑引谷、洛水达于河,自板渚引河通于淮”完成运河的南段,后“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引沁水南连于河,北通涿郡”,完成了一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总体上看,隋炀帝大规模造运河有着多重的政治目的。为了战争物资补给,为了连通南北加强统治,为了赋税钱粮运输,为了促进商贸都是他考虑的重点,但是“出于帝王游幸之私意”所占的比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隋运河对后世贡献也颇大。北宋开国时,由于军权收归中央,需要大量粮食以供养军队,所以虽然明知道汴梁地势过于平坦、易攻难守,不是国都的最佳选择,但是迫于运输的压力,宋太祖还是选择了座落于运河上的这个城市,汴河也因此成为北宋的“建国之本”,成为迁就漕运而建的首都。每年清明前后,江淮漕船衔尾入汴,造就了《清明上河图》中绘制的盛景。
三、隋炀帝对南方的巡视
隋炀帝在仁寿初年即“奉诏巡抚东南”,其后屡在南方创赫赫战功,历任并州总管、扬州总管,并以此为政治资本,走向九五之尊。在镇守南方时,他有许多举措巩固南朝旧地统治,收买江南士族的人心,稳定了当地的动荡局势,如隋开皇十一年(公元 591 年),时为晋王的杨广在扬州总管府接受佛教重要流派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大师受戒。虽然隋炀帝本人并非佛教徒,但南朝佛教鼎盛,号曰四百八十寺,南方佛教信徒众多,由此可以看出杨广的受戒仪式可以让他收获南方佛教徒的好感,以安抚人心,巩固统治。
隋炀帝自登基掌政起,共三次顺运河下江南。每一次都有特定的政治背景并表达了其政治诉求:第一次是登基之初,需要安抚各方势力,稳定政权。第二次是运河北段永济渠竣工后,计划亲征高句丽之前。第三次是天下已危,局势无法控制时。南方虽物产丰饶,但繁华富足的表象背后却是暗流涌动,既有南方少数民族的异心,又有江南士族的离心,“江南大族一直存在高智慧的反抗”。
隋炀帝对南方的重视和开发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他将都城迁到交通更便利物产更丰饶的洛阳,以便更好地统治国家;开凿运河,促进了南北的文化和经济的双重交流融合;三下江南,稳定了本有离心的江南士族。作为异族的胡人趋于汉化,世代居于中原的汉人又吸收了胡族尚武之风和强悍的性格,经过隋炀帝的居中调停和推动,南汉北胡互相间的敌意已大体消除,再没有“非我族类”的意识形态上的分裂,而是构筑成了海纳百川的中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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