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人的1994年：佳作辈出，市场浮沉，第五代导演的黄金岁月

我们一起拍电影吧，拍真正自己想拍的那种。

1994年的某个夜晚，在北京电影学院外乌漆嘛黑的小路上，贾樟柯突然对同学王宏伟和顾峥开口道。他操着山西口音，嘴里的烟和话都不停歇。你看看现在的中国电影，他说，得了那么多奖，实际上根本就是个幻觉。不能再让这帮人（指部分只关注乡土的第五代导演）搞了！

1994年，堪称电影被神眷顾的一年。在海外，《阿甘正传》《肖申克的救赎》《狮子王》《这个杀手不太冷》等佳作频出；华语影坛上，《大话西游》《东邪西毒》《饮食男女》《活着》等至今仍被广大影迷奉为经典的影片，也在这一年横空出世。

然而中国电影从业者们来不及高兴。经过长期的中美谈判，暌违中国45年之久的好莱坞主流电影重返大陆：1994年11月12日《亡命天涯》在国内上映，创下超过2580万票房，当年国产片票房冠军《重庆谈判》，只有757万。

关于中国电影市场走向开放，内部争议比想象中激烈得多。一些人认为好莱坞能够救市——进入90年代，中国电影大盘一路看跌，到1995年更是跌破了10亿票房大关；而另一些人极力反对开放，认为好莱坞大片势将毁掉尚且稚嫩的中国电影行业。

斗争中总能出故事：据说《亡命天涯》上映前夜，手拿影片拷贝的院线经理在北京满城开车“打游击”，以躲避市文化局的“追捕”。

但变革已经来了，与其螳臂当车，不如顺流而上。

那一年的贾樟柯只有21岁，还是真正的“汾阳小子”，在北影文学系读大二。三人在宿舍里下灌了几瓶啤酒，心底对于电影前景的悲观和借着酒意的亢奋扑面而来，一个名叫“北京电影学院青年实验电影小组”的组织就这么横空出世。

说是要独立制片，但彼时贾樟柯们还处在穷到互相借饭票的“共产主义”阶段，又没有电影界的前辈靠山。好不容易拉到一家山东广告公司的几千块钱投资，在天安门广场拍下了15分钟的处女作《有一天，在北京》，却又遭到冷遇——没人想看这部质感粗糙的纪录片。

一下子大家都受到了打击。但贾樟柯不死心，到年底他又提议再拍一部剧情片，为了纪念明年电影诞生100周年。

就当贾樟柯为这部《小山回家》筹钱的时候，已经有人拍出了真正的好电影。

1994年，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在美国创下了522万美元的高票房，并获得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张艺谋也早已不再是10年前抱着拷贝、赤脚与陈凯歌赶火车北上的毛头小子，而是在广西电影厂领着936块钱工资的高薪导演；更重要的是这一年他拍出了《活着》，尽管无法在大陆公映，至今仍有人认为这是张艺谋乃至中国最好的作品。

更有人在处女作就展露出惊世的天分，周星驰首次执导的《国产凌凌漆》树立了无厘头喜剧的风格；《北京人在纽约》在全国热播，主演姜文自己拍摄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已经远赴威尼斯与王家卫的《东邪西毒》、蔡明亮的《爱情万岁》竞逐金狮。

而以贾樟柯为坐标瞻望同辈与后辈们，山西老乡宁浩在1994年只是读高中二年级的美术生——当时他还不知道自己是色弱，更不知道和他同在太钢宿舍区长大的邻居家小姐姐赵涛，未来会成为贾科长的老婆。

22岁的徐峥那年从上戏毕业，进入到上海人艺担任话剧演员，距离他出演《春光灿烂猪八戒》仍有6年。那时候影视剧市场还没起来，没人找徐峥拍戏，对职业生涯的焦虑与紧迫感，促使他不放过每场话剧表演的锻炼机会，一定要“演到别人可以注意到你”。

比他年轻2岁的黄渤，当时的梦想是成为广东最受欢迎的男歌手。父母都是知识分子的黄渤学习成绩并不好，初衷就开始组乐队玩音乐。从青岛南下在广州酒吧驻唱，也曾签约过唱片公司，黄渤却并没有唱响自己的名字，那个年代，毛宁与杨钰莹这样的俊男美女更受欢迎。

钱没赚到，倒是借全国巡演学会了不少方言。在广东混不下去的黄渤，接受好友窦唯的邀请来到了北京，认识了1994年的满文军、沙宝亮、零点乐队，和年仅20岁、还没在娄烨的《苏州河》里爱上贾宏声的周迅——当时她是窦唯弟弟窦鹏的女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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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华语电影最好的年代，也是最糟糕的年代。1994年3月12日，一纸来自广电的通知，对田壮壮、张元、王小帅等“私自参加国外影展”的中国导演进行惩罚，其中最严重的田壮壮因为《蓝风筝》，十年不得再执导新电影。

如今已经功成名就的冯小刚，也在1994年经历了至暗时刻——当然不是崔永元的锅。31岁的小崔当年刚进入王牌节目《东方时空》，准备大干一把。36岁的小刚与王朔成立好梦公司，但接连三部电影《月亮背面》《我是你爸爸》《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均因为“错误的价值观取向”而没有过审。

冯小刚四处找人，好话说尽依旧没能撬动上面的嘴。时任北影厂副厂长的韩三平好心劝他，你改剧本也没用，这片子肯定拍不成，放弃吧。在《过着狼狈不堪的生活》拆剧组布景的那天晚上，冯小刚酩酊大醉，头发一夜间掉到露头皮。

“中国电影在钱的困境中还有另一重困境，就是审查。”多年后在一次采访中，张元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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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一地沉疴，但绝望中总能孕育希望。

1994年，23岁的于冬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影厂，开始跑发行。此前一年他已经在那里实习，科长带着他出去应酬，饭桌上于冬能吃能喝，性格豪爽，颇得科长赏识。

在今天被人戏称“神预测”的大佬于冬，不知道当时是否有预测到自己赶上了好时候：1993年，电影局发布“3号文件”，将国产影片由中影公司统一发行，改为各制片厂直接与地方发行单位接洽。

到了1994年，电影局又下发348号文件，明确影片发行权拥有单位可以直接向北京等21个省市的发行放映单位发行，彻底改变了国产片“统购包销”的局面。

中国电影进入市场经济时代，华谊、新画面等民营影业纷纷成立，开始模仿好莱坞制作商业影片；新一代中国观众在录像厅里完成了他们的迷影启蒙，港片最后的辉煌、好莱坞动作电影的经典，他们统统没有落下。

于冬凭借出色的业务能力，很快成为北影厂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副科级干部。迎接这场改革的弄潮儿不止他一个，29岁的辽宁小伙王长田，此时在中国工商报工作。当时电视业已然崛起，传统报纸被都市报抢去风头，有心下海经商的王长田当时还跑去东北，卖了一段时间的美国涂料。

如果生意做成，可能也就没有1年后进入北京卫视、4年后创立光线传媒的事了。这次生意失手，只能说时机尚未成熟，他在光线的重要伙伴张昭，彼时还怀揣着导演梦，在涂料原产地美国攻读电影硕士。

1994年，38岁的张昭执导的《木与词》获得学生奥斯卡奖，同时也顺利拿到了绿卡，看起来更像个人生赢家。加盟光线、创立乐视影业，那都是遥不可及的后话。

而“大院儿里的小孩”王中军、王中磊兄弟，创业起步比这些人都要早。24岁的王中磊，在这一年完成了两件人生大事：一是结婚，二是把在物资部管轴承的“铁饭碗”工作辞掉，拿出几乎全部家当与从美国回来的王中军成立华谊兄弟——当年还是一家广告公司，为各大银行制作宣传手册。

首次尝到影视投资的甜头，是投拍电视剧《心理诊所》，不到500万元的投资竟然收益翻番。随后华谊兄弟彻底将公司重心转向影视，一口气投资了姜文的《鬼子来了》，陈凯歌的《荆轲刺秦王》和冯小刚的《没完没了》，结果一部遭禁，一部赔本。

只有《没完没了》获得成功，冯小刚彻底走上了“贺岁片”导演之路。1999年，冯小刚在北京开了“不见不散”餐厅，曾托好友刘震云请崔永元捧过场。他当然没想到，从此一见就20年“不散”了。

在电影行业飞速跨越的1994年，互联网界也实现突破：1994年4月20日，通过一条64K国际专线接入国际互联网，从此中国被正式承认为拥有全功能互联网的国家——从一无所有到万物互联，中国竟然只用了20多年。

如今叱咤风云的互联网大佬们，在1994年多数还是莘莘学子：刘强东在人民大学念社会学专业，利用兼职写编程的报酬买了部“大哥大”手机；李彦宏在美国留学，收到了华尔街一家咨询公司的聘书；刚毕业的马化腾在深圳开发寻呼机，丁磊回到家乡宁波，在电信局找了份工作。

21岁的襄汾人贾跃亭，仍是山西省财税专科学校的一名普通学生，离日后的乐视生态和造车大梦还早得很，也不知道谁是乔布斯或马斯克。后来据他的老师回忆，贾跃亭在学校成绩中等，只有计算机考试远高于其他科目，平常爱好弹吉他。

掷金驰援乐视的融创大佬孙宏斌，彼时还是锒铛入狱的“联想罪人”。1994年，孙宏斌因表现良好提前出狱，在柳传志的资助下创建融创的前身、天津顺驰房地产公司。

而30岁的马云，在那一年获选大学优秀青年教师，发言还被刊登上了报纸。在报纸上，马云对大学英语以四六级为准绳的教学模式提出不满，认为其忽略了学生听说读写实际水平的提高，“是不足取的”。

试图改变中国英语教育的理想，后来被1994年去美国留学的俞敏洪实现了。而成立阿里巴巴的马云，无疑改变了中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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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还发生了很多事。

1994年，刚走红没几年的赵本山，因为家中有事排练迟到，而被导演组取消了当年上春晚的资格。被春晚“封杀”让37岁的他惶恐不安，但后来他很快修复好关系，从此连登春晚舞台17年。

1994年，《同桌的你》等歌曲让校园民谣开始流行，《新白娘子传奇》在大陆热映，全世界球迷们记住了世界杯决赛巴乔孤独的背影。

1994年，国家教委下发文件试行“招生并轨”，毕业后不再由国家统一分配，大学生也要找工作。

1994年，“魔岩三杰”窦唯、张楚与何勇在香港红磡唱响中国摇滚，社会名流、乐坛天王天后们悉数到场，殊不知这是最后的辉煌。

1994年，全国职工年均工资4538元，31岁的歌手毛阿敏在全国巡演，年收入已经突破百万——此时距离她因偷税被罚还有4年。13岁的范冰冰还是懵懂单纯的小女孩，但从小苦练才艺，很快让她未满15岁就被上海谢晋恒通明星艺术学校破格录取，这所学校1994年的考生里，还有18岁的赵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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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24年过去，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与中国娱乐业一起，经历了斗转星移沧海桑田：

2018年，姜文、贾樟柯与张艺谋们都献上了自己近年来最好的作品；黄渤的处女作《一出好戏》取得超过13亿票房，宁浩出品、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成为当之无愧的年度最佳；

2018年，于冬和他的博纳凭借《红海行动》、《无双》在大档期风光无两，王长田在上影节大胆预测资本撤离电影行业，缺乏竞争力的影视公司将在一两年内倒闭；张昭宣布剥离乐视体系的乐视影业更名为乐创文娱，由卷入风波的华谊兄弟依然在出品《找到你》、《江湖儿女》等一批优秀电影；

2018年，中国电影行业比起1994年审查严苛、怯生生拥抱资本的时代成熟太多，却又存在某种冥冥中的相似：来自市场大环境的经济压力，和产业链内部缺乏透明化导致内忧外患，新一波改革呼之欲出。不破不立，“乱世”恰能产生新生力量：文牧野、饶晓志、苏伦、毕赣等年轻一代导演的作品开始受到观众青睐，中国电影人才正在悄然经历改朝换代。

2018年，黄渤给肯德基拍了一支广告。在短片中他穿越回到1994年，与舞台上做歌手的自己进行了一番对话。年轻的黄渤说，想过完年去北京闯闯；如今的黄渤也分享了自己的梦想：当导演。

导演很难啊，你行吗你？1994年的黄渤问。

不知道啊，试试呗，2018年的黄渤坦言。

这就对了，大步往前！94年的黄渤哈哈大笑，搂着“未来”的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