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外之域”鹿儿岛，封建领主岛津家的世袭领地，封建压迫深重

鹿儿岛，地处日本九州南端，隔海与中国江浙相望，是封建领主岛津家的世袭领地，旧称萨摩藩。境内26%以上的人口是士族出身。社会等级森严，封建压迫深重。占人口多数的农民，实际过着不如牛马的日子。散在九州南部海上的岛屿，更因农民种植只许领主专卖的甘蔗，而有“砂糖地狱”之称日本明治政权建立之前，萨摩藩主便有入主中原、“集中封建的日本为一统”的打算。所以，岛津齐彬任藩主期间(1851~-1858年)，格外重视藩内陆海军的建设。1851年7月，岛津齐彬上任不久，便在天保山练兵场检阅炮兵训练。稍后，又责成“家老”(即藩主手下的主要管事人)桦山久宽等人，推广将火绳改为活塞的新式步枪。

1852年，重建沿海炮台，整修鹿儿岛城。此外，在藩内还建有“开物馆”和“集成馆”，自行生产硫酸、硝酸和盐酸，制造甲胄枪炮和火药。据称，每日在“集成馆”内从事生产的，多达1，200余人。萨摩藩生产的以蒸汽作动力的船舶备有大小火炮，并在1854年首先以太阳的形状作为船徽标志。1870年采用的日本国旗图案就是参照这个船徽制定的萨摩藩主不仅蓄意“统一”日本，取代幕府政权，而且力图向中国扩张。1858年，英法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岛津齐彬便曾宣称，以今日的形势而论，日本应首先出兵“取清之一省“内增日本之势力，外昭武勇于宇内”。他还说，英法两国远隔重洋，尚且不怕“用兵之劳”，更何况我日本呢…。岛津齐彬不仅是个野心勃勃的封建领主，而且是后来日本军国主义者的先驱。

只是因为他过早地死去，没有实现他的“宏图”。但是，他的政治遗言:“伸张皇权”“改革幕政”、“公武合体”，即恢复天皇的统治力、改革幕府的独裁专制、实现以天皇为首的各大封建领主与宫廷官的联合专制，以及他个人向外侵略的野心，却深深地影响了摩藩的继承人和鹿儿岛的士族们。后任藩主岛津忠义的生父岛津久光(齐彬的弟弟)，和本书开头已经提到的西乡隆盛，便是两个不同身分的典型。西乡隆盛，1827年生于鹿儿岛城下的下级武士家庭。幼名小吉后改称吉之助(世袭父名)，又名隆永、善兵卫。一度还隐姓埋名，唤作菊池源吾、大岛三右卫门。西乡下有兄弟三人，其一便后来官拜海军元帅的西乡从道。因此，西乡隆盛又有“大西乡"之称，雅号南洲。西乡自幼深受“乡中教育”(即鹿儿岛的乡土教育)的熏陶，熟知封建伦理，富有“武土道”的忠君意识，而且“乡党”(地方派别性)气质浓厚。

他和岛津齐彬有“鱼水之亲”，曾舍身忘死地为岛津齐彬的政治理想效劳。岛津齐彬对人说:“我的家臣很多，但谁也不顶用。唯有西乡才是萨摩的珍宝。他有独立性，所以我才重用他”。1857年，西乡隆盛被破格提拔为“徒目付”，即从一个普通的藩内武士，升为藩主的贴身耳目。以后则开始崭露头角，活跃在本藩的内政和外交活动中。西乡和他的主公一样，也是一个封建的军国主义者。他曾作诗言志建业唯期华盛东，斗争独冀拿破翁①。半宵振剑望寒月，今古兴亡在眼中。意思是说，只有靠军事的力量才能主宰国家的兴亡。1858年，岛津齐彬死后，西乡由于从事反对幕府的活动，而被藩主庇护性地流放到九州南面海上的大岛。后因得罪了岛津久光，一度再被流放至更远的永良部岛。但其心志不变，依然信守岛津齐彬的“遗言”。所谓“朝蒙朝恩夕焚坑，人生浮沉似晦明”;“生死何疑天付与，愿留魂魄护皇城”的诗句(意思是说人生荣辱不定，但其认为生死在天，只愿为皇室、主公效命)，恰是西乡此时的心境

1864年3月，西乡被藩主岛津忠义重新起用。但这时的西乡已经不仅是在萨摩藩掌握实权的岛津久光的主要谋臣，在藩内举足轻重，而且在藩外也是拥有很大影响的人物了。这时的萨摩藩，一方面在政治上主张“公武合体”，就是拥戴天皇，改造幕府专制。另一方面，则继续在藩内扩大军事力量。1864年，建立“开成所”，专门进行各种军事学科的教育。内容不仅包括陆海军的炮术、操练和兵法，而且包括天文、地理、物理数学、测量以及航海、器械、医学等等。1866年和1867年，又进一步成立“陆军操练所”和“海军操练所”，加强体制建全、训练有素的陆海军队培养富有战斗力的士族。因此，1868年以前的鹿儿岛，实际已是兵自恃的“独立王国”。。治新政权建立后，由于萨摩藩在推翻幕府的战争中出力最在所政权中也拥有不容置疑的地位86年6月，新政府对打倒幕府有功的将土“论功行赏“。

萨摩藩的岛津久光，被天皇称作“国家的柱石”加官进爵、受赏世袭体禄10万石。西乡隆盛在同年也受到少有的嘉奖，被册封为”正三位?(即“三品官”，当时西乡没有接受)，并赏赐军功俸禄2，0石。与此同时，其他萨摩藩出身的倒幕将士，也多有晋升和受赏这样一来，萨摩藩实际把持了新政权的主要职务。明治初期新政权67名“敕任官”(即由天皇直接任命的高级官员)中，萨摩藩出身的便有18人，约占27%。如果加上打倒幕府有功的长州藩、土佐藩(今高知县)和肥前藩(今佐贺、长崎县)出身的官员，便可占据“敕任官”总数的65%以上。因此，当时就有明治政权是“藩阀专制”或“萨长专制”的说法。而萨摩藩出身的政府参议大久保利通也在明治二年(1869年)十二月，自负地言称:“萨长是皇国〔日本的柱石，命脉之所系也。”萨摩藩利用其独特地位，常常自行其事。

1868年1月，它对倒幕战争中死亡的士族，继续发放生前的俸禄。11月，又跑在新政府的前边，对倒幕有功的士族“论功行赏”:根据战死者生前的地位给其家属15年至30年的禄米;负伤者给予40俵(二斗为传)以内的禄米;参战病死者一次付给家属抚恤金70两白银。此外，倒幕归来的士族不仅被继续录用，编为藩内常备兵员的队长或士兵，而且享受按规定应给予的最高额的军功俸禄。这对于下级士族来说是优厚的，而且是其他各藩所没有的。因此，一度率队出征的西乡隆盛更得土族的推崇。1869年2月，倒幕归来的“凯旋将士”，在西乡的幕后操纵下，迫使藩主岛津忠义对藩政进行“改革”，把藩主的世袭权与萨摩藩的行政权分开，另行设立由执政、参政和公议人组成的“知政所”，下设军务局、会计局、司法局和监察局，分由各司总裁主持。另外，设一专门处理藩主家务的内务局。这种“改革”，实际等于取代了藩主对萨摩藩的世袭统治，而由倒幕归来的将土代表和下级士族把持了藩政。

如担任军务局总裁的岛津广兼、担任参政的伊地知正治、大迫贞清伊集院兼宽和担任监察局总裁的大山纲艮等等，都是所谓“凯旋将士”的代表。2月25日，西乡隆盛也被藩主岛津忠义低声下气地请出来，作了萨摩藩的“参政”，日后不久又成为“大参事”(大体类似总参谋长，仅次于藩主的地位)。这样一来，鹿儿岛又逐渐变成了以士族为中心的“西乡王国同年6月，中央政府实行“版籍奉还”，岛津忠义被任命为“藩知事”。8月间，西乡控制的萨摩藩“知政所”准许藩主和旧有的名门大户交回私有领地，并宣布废除门阀制度，一般的武士被改称为士族，并实行“禄制改革”，将旧门阀的世袭俸禄削减了17.6万多石，但下级士族却提高了5.7万余石，大体比原有的俸禄增加成。

与此同时，西乡主持下的萨摩藩，继续扩大士族军队。1870年1月，常备兵员总数已达13万余人，可是当时的中央政府却还没有自己的直属军队。以致东京等要地必须依靠萨摩等西南强藩所提供的军队作警卫。这时的西乡，不仅重视鹿儿岛城下的士族军队，而且积极扩充鹿儿岛县内各地的常备兵员。他采取“军政”形式，由常备兵的大队长和小队长，分别兼管鹿儿岛城下及各乡的民政。此外，进一步扩大专门生产大炮、短枪和弹药的制造所。1871年4月，“集成馆”附属的生产单位已有26处。另外还有火药制造局，下设四处工厂和四个火药库。无论在生产的规模和数量上，在当时的日本都是最先进的。1871年以后，日本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废藩置县”等措施，鹿儿岛几乎每每抗拒不遵。

1872年，日本政府宣布废除“卒族”，但鹿儿岛却照样保留“士族”、“卒族”和藩内更低级的“付族对于“地租改革”，萨摩藩更是不予执行。1875年10月，鹿儿岛第四大区的区长、户长和士族们，联合向县参事(县令之下的行政官)提出意见书，内称:旧藩时代，所有的土地都是领主的，农民连一寸土地都没有，全是领地所有者的佃户，而今将自耕地以外的土地，都作为农民的士地，没有那种道理。因而坚决反对中央政府颁布的《地租改革条例》。对于新政府的禄制改革”，鹿儿岛也是拒不实行。由于废落置县，士族的世袭俸禄(即子子孙孙可以享受的俸禄)被减少了，但是鹿儿岛继续由县厅补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1874年，日本政府决定按棒禄的多少收税，而鹿儿岛却由县厅代替支付。

此外1874年将俸禄改为“金禄”时，鹿儿岛还是独断专行，继续发放禄米。对于《金禄公债发行条例》，鹿儿岛则是强调“特殊性”，迫使中央政府对世袭继承性的俸禄加长支付年限，提高利息，并要求发给十年分的公债证书，按一成计算利息。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以致当时的《朝野新闻》(1875年9月23日)在报导中也谈到鹿儿岛县人是顽固的，县治和旧藩时代样，丝毫没有进行改革。文部省的学制他们也不执行。特别是士族私藏武器，拒不上缴陆军省。地租改革也颇为困难。还有，维新以来，实行郡县之法，一般是以他县之人作县令，但鹿儿岛却没有他县之人入为县令、参事者，即使是等外小吏，不是鹿儿岛士族的，也不过只有1%。由此判断，鹿儿岛的县治是封建制度的说法，并非虚妄”。它完全是新政权下的“法外之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