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民族关系的新变化与出现的新状况

今天小编给大家讲述一下苏联历史，民族问题仍然是围绕20世纪国际社会的严重问题之一，是影响国际社会安宁的严重问题之一。苏联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再到勃列日涅夫，都一个比一个更为自信地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已经解决了，已经“劳永逸地解决了”。苏联和苏联剧变后俄国学者的有关著作，除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外，几乎都不涉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民族问题，好像苏联真的不存在民族问题似的。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民族问题，实际上是苏共和苏联政府面对的一个相当棘手的社会政治问题。可是，勃列日涅夫和苏共中央无视民族问题的严酷现实。

继续苏共在这个问题上的一贯思想理论和政策，致使民族问题的积怨愈来愈深。苏共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是列宁关于民族自决权的思想，“就是民族脱离异族集合体的国家分离，就是成立独立的民族国家”。但是列宁认为，承认民族自决权并不是鼓励民族的分离，尤其是在苏联，需要的是各民族的平等联合。列宁的民族自决权理论对于动员俄罗斯帝国境内的非俄罗斯民族支持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确实起过积极作用；对于动员世界各被压迫民族反对资本主义殖民压迫，为消灭资本主义殖民制度，也起过积极作用。但是，苏联实行的名义上的联邦制（联盟），实际上的集中制。

到处存在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以武力兼并周边独立的民族国家，迫迁众多少数民族的做法，给苏联这个联盟国家带来大量难以解决的民族问题，最后导致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的解体。民族都经历了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等各方面的巨大变化，饱经了酸甜苦辣的种种煎熬。在民族关系上，勃列日涅夫继承的是斯大林遗留下来的一份沉重的历史遗产。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苏联社会在民族关系方面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出现了某些新状况。 一是移民愈来愈多，异族通婚常态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的工矿企业和新的城市不断涌现，吸纳了大量农村人口和来自各民族的移民。

20世纪70年代，移民和异族通婚的现象增多。1936年，斯大林在《关于苏联宪法草案》中说，成立加盟共和国的条件之一是“这个民族在用它的名称命名的苏维埃共和国人口中，必须是比较聚居而占多数的。”到70年代，在一些加盟共和国，人口结构已发生了变化。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的结果是，在哈萨克共和国，67.4％的居民是非哈萨克人；在吉尔吉斯共和国，56.2％的居民是非吉尔吉斯人在这两个加盟共和国，冠名民族居民不再是占多数了。其他像塔吉克共和国，非塔吉克人占43.8％；拉脱维亚共和国，非拉脱维亚人占43.2％；土库曼共和国、摩尔达维亚共和国。

格鲁吉亚共和国、乌兹别克共和国、爱沙尼亚共和国，非冠名民族的居民都占13%，随之出现的是异族通婚的现象趋向常态化。1970年全苏人口普查表明，在全苏5900万个家庭中，有800万个家庭，占全苏家庭总数的13.5％，其成员是由不同民族组成的家庭，而且其成员还来自多个民族。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作家霍·阿伊穆尔耶夫的家庭由6个民族组成；奥希市居民巴·卡迪莫娃有3子2女，大儿媳是俄罗斯人、二儿媳是日耳曼人、三儿媳是朝鲜人，大女婿是乌克兰人、小女婿是乌兹别克人。苏联政府称多民族杂居和异族通婚“具有伟大的科学和政治意义”。

二是各民族生活水平和各共和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接近的趋势。1970年，中亚各共和国每个集体农庄庄员家庭的平均收入，高于全苏每个集体农庄庄员家庭的平均收入。以全苏集体农庄每个家庭平均收入指数为100，那么中亚各共和国，最低的吉尔吉斯为104，最高的土库曼为178。中亚各共和国农村所享受的国家服务费用也大大高于全苏农村所能享受的国家服务费用。1974年，国家用于公用事业和福利事业的费用，就全苏而言，投向农村的占该项费用的26.7％，而在中亚各共和国却占43.1％31976年2月，柯西金在苏共二十五大上作《19761980年苏联发展国民经济基本方针》报告提出:

在我国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各共和国广泛主动性相结合的基础上，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各共和国的发展水平将继续进一步拉平。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上称:“我们的五年计划，是翻译成经济语言的列宁主义的各族人民友好政策。” 三是原来经济、科学文化等各方面相对落后的共和国，在苏联统一的国家计划、统一的国民经济综合体制下，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有的加盟共和国甚至是跳跃式的发展和提高。在苏维埃政权的年代里，高加索地区的发展是跳跃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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