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扶贫报道的框架分析

来源：《新闻爱好者》

【摘要】媒介报道是我国舆论宣传工作的重要手段，其所构建的拟态环境影响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知。作为我国实现共同富裕道路上的重要工作，扶贫一直是新闻报道的重要议题。媒介报道在宣传、推进我国扶贫工作的同时，也构建出一种社会真实场景。对《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至2016年6月18日的扶贫报道进行统计分析，探究其报道特点和报道框架，并对其所构建的社会真实加以分析，以期为扶贫报道的完善提供一些思考。

【关键词】扶贫报道；新闻框架；社会真实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百分之十点二下降到百分之四以下”。①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农村贫困发生率持续下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15年发布的《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在全球减贫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习近平同志首先提出的“精准扶贫”思想②，开创了脱贫攻坚的新理论、新实践，也为全球减少贫困人口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了中国方案。考察我国主流媒体对精准扶贫的报道，对于研究媒介报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完善扶贫报道体系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研究问题

本研究拟从框架理论的视角，聚焦于三个问题，一是在扶贫报道中，《人民日报》的报道量、报道篇幅、报道体裁、报道主题的分配；二是《人民日报》在扶贫的报道中，报道框架的类型；三是《人民日报》所构建的社会真实。2015年6月18日，习近平在贵州考察时进一步深化了“精准扶贫”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扶贫工作体系，使“精准扶贫”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关键词，因此，本研究样本时间界定为2015年6月19日至2016年6月18日为期一年的扶贫报道。以“扶贫”为关键词，在《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中共检索到448条报道，又以“精准扶贫”为关键词进行筛选，剔除重复和内容相关度不大的报道后共得到252条报道为研究样本。通过对《人民日报》扶贫报道进行的分析，其对于解构主流扶贫报道特点、分析媒介构建的社会扶贫环境具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方法为内容分析法，在文本资料分析的基础上，将文本进行数字化编码及整合，最终通过对比分析来勾勒文本特征。媒介具有框架议题的作用，不同的框架在使新闻文本呈现出多元化的同时，也构建出一定意识形态下附着媒介烙印的社会场景。因此，运用框架分析厘清媒介如何将自己的立场加之于报道之上，进而了解媒介是如何构建了社会现实，对于解构报道、分析利弊、改进报道手法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的架构基于框架理论，主要采用坦克德(Tankard）提出的“框架清单”，以及潘忠党等提出的“架构分析”来做分析框架时的依据。把研究样本的新闻议题框架分为三类：（1）地方扶贫案例框架；（2）领导人扶贫工作及政策解读框架；（3）扶贫对策框架等。

三、研究发现

（一）《人民日报》的报道量、报道篇幅、报道体裁、报道主题的分配情形

1．报道数量

在2015年6月19日至2016年6月18日为期一年的样本统计中，《人民日报》在2016年3月的扶贫报道数量最多，为34篇，占总体比重的13.5%；2015年11月和12月的报道数量次之，均为29篇，占总体比重的11.5%。整体来看，2015年下半年和2016年上半年的报道较为均衡，但2016年上半年的报道比重略大，为55.2%。

2．报道篇幅

在此期间，《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集中在长篇幅报道上，占比为41.7%；中篇和较长篇幅次之。从整体来看，500字以上篇幅的报道占比为77.9%，而500字以下篇幅的报道只有22.1%。

3．报道体裁

从报道体裁来看，《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以纯新闻为主，占比为62.0%；读者投稿居于其次，占比为13.0%，其中以地方领导的文章居多，多为对扶贫工作的建议，而一般读者的文章则多为对扶贫工作中出现的负面问题的揭露。

至于新闻分析、评论、社论，这类报道仅次于读者来信，占比为12.3%。由于图片的信息承载力有限，在扶贫报道中仅占1.6%。

4．报道主题

从报道主题来看，《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以社会层面的报道居多，占总体比例的51.6%，政治层面的报道次之，为28.2%。再次为扶贫报道中的经济层面，占比为10%。《人民日报》对于社会层面的报道主要以地方扶贫案例和扶贫对策为主，既有正面的报道，也有负面的披露，综合运用新闻、特稿、评论、读者来信等体裁，以丰富多彩的形式和内容呈现社会扶贫的不同侧面，如：

记者今天从武汉铁路局获悉：23日凌晨，3400次“南水北调扶贫专列”从十堰车站驶离，开往北京。

南水北调中线区域为国家级贫困区域――秦巴山区，每年春节后外出务工人员达3万余人。十堰市相关部门为符合条件的南水北调移民贫困户购票。在扶贫专列开行期间，移民旅客可任选一天乘坐。（《南水北调扶贫专列开行》，《人民日报》，2016.02.24：16）

上述报道从社会层面报道了我国在扶贫工作中因地制宜做出的努力。在扶贫工作中以人为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用精准扶贫的方式推动我国扶贫工作的进展。

在报道中，也有以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为案例，从精确识别、精确帮扶、精确管理等角度，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进行评论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使扶贫课题中形而上的理论与形而下的行动紧密结合，如：

解决贫困问题，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不经过真正的蜕变，不经历市场的风雨，脱了贫也未必能站稳。充分估计这项工作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补苗”不“拔苗”，才能让脱贫成果经得起时间检验。（《扶贫攻坚，要“补苗”而非“拔苗”》，《人民日报》，2016.06.08：5）

由此可见，突出的社会问题依然摆在扶贫工作的突出位置，而扶贫工作中体制的不断发展、深化，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位置，也居于重要地位。

（二）《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框架

1．地方扶贫案例框架

统计与分析发现，在地方扶贫案例的新闻报道框架之下，主要有三个框架论点，分别为正面报道、负面报道和典型人物事迹报道，并从社会、政治、法律、经济、科技、思想文化以及生态七个层面切入。在地方扶贫案例框架下，正面报道框架论点居于主导地位，报道占比为75.3%，且不论是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均以社会层面的报道为主体，占比为84.0%。

地方扶贫报道是国家扶贫报道的一个缩影，通过媒介报道构建社会成员对于社会现实的理解和认知过程，代表了媒介形象中国家扶贫的整体动向与面貌。在《人民日报》所构建的地方扶贫案例框架中，既有正向和负向报道的框架论点，也有典型人物事迹的报道。虽看似均衡，但正向和负向报道并不存在竞争关系，三个论点在框架内相互协作，用自证与反证的方式展现扶贫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体现我国对扶贫工作的关切及做出的努力。

2．领导人扶贫工作及政策解读框架

统计发现，在领导人扶贫工作及政策解读框架下的扶贫报道分别从以纯新闻为主的领导人扶贫工作报道和以评论为主的扶贫政策解读报道两个框架进行社会现实构建，二者占比分别为85%和15%。由此可见，《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更侧重于依托现实的人物活动及人物政策理念的报道，如标题1至标题4的报道；而对于政策的理论性解读、评价报道则略少。

标题1：习近平在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强调 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人民日报》，2015.06.20：1）

标题2：汪洋在西藏调研时强调 抓好精准扶贫加快农牧区脱贫致富（《人民日报》，2015.08.18：4）

标题3：张高丽在山东调研时强调 围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扎实推进扶贫攻坚工作（《人民日报》，2015.10.24：3）

标题4：孙春兰在贵州望谟县和晴隆县调研时强调 扎实做好统一战线定点扶贫工作（《人民日报》，2016.03.23：3）

3．扶贫对策框架

在扶贫对策框架下，扶贫报道同样也从多个框架论点切入进行报道，其中社会层面的报道占比较大，多为对扶贫工作现状的描述，占比为45.0%；政治层面的报道多为扶贫工作中机制、体制的制定、实施及存在问题的报道，占比为20.6%；经济层面的报道紧随其后，报道占比为19.1%，采取金融扶贫、企业扶贫、产业扶贫等经济对策来推动精准扶贫的发展。此外，科技层面、思想文化层面的报道也是扶贫报道的组成部分，如电商扶贫、“互联网扶贫”、教育扶贫等方式。

议题受到新闻媒介本身立场的影响，在一定价值观念和原则的指导下对新闻材料进行选择和组织，使生产出来的报道符合自身意识形态及政党偏向，从而呈现出不同的新闻框架和框架偏向。《人民日报》扶贫对策框架下的报道从多个框架论点切入，构建出我国科学立体的扶贫社会真实，进而影响受众对事实的构建，增进我国扶贫的道路自信和群众接受度。

（三）《人民日报》扶贫报道所构建的社会真实

新闻媒体所呈现的社会是媒介主体在一定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新闻话语所构建的社会真实。《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在不同的框架合作下，运用各种符号，从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维度构建出了我国扶贫报道的社会真实。

1．宏观维度：党和国家各级领导人高度重视扶贫工作

在《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中，宏观维度的报道占很大一部分比重，报道了国家各种扶贫政策的出台、政策的解读、扶贫工作的总结，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扶贫思想等方面。这些报道篇幅多为中篇、中长篇、长篇报道，主要位于要闻版块，其次为理论版块和党建周刊版块，构建出我国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

在宏观维度的构架主要有国家领导人的积极推进，如：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8日上午在贵州召开部分省区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听取对“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他强调，“十三五”时期是我们确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 确保农村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人民日报》，2015.06.20：1）

这些宏观层面的报道，从思想、理论和政策的高度着手，利用报道篇幅、版块位置等报刊语言，凸显出《人民日报》对此议题的重视程度，构建出我国扶贫工作的顶层设计，奠定了我国扶贫工作报道的整体基调，同时也体现出党和国家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心。

2．中观维度：扶贫工作全方位、多角度开展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进程中，脱贫始终是摆在党和国家面前的重要议题，是实现我国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因此，扶贫工作不仅需要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参与。《人民日报》通过报道构建出我国从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生态等多个层面寻找的突破口，从而实现科学扶贫的格局。

一方面，针对扶贫地域不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准扶贫工作的开展，如：

标题5：甘肃推出惠农扶贫专项贷款 有经营能力户更方便，无经营能力户能分红（《人民日报》，2015.10.29：14）

标题6：云南精准识别贫困户：一看粮，二看房，三看有没读书郎 找准真穷拔穷根 打好扶贫攻坚战（《人民日报》，2015.11.25：3）

标题7：湖南怀化市探索扶贫“三联一帮”新模式 扶贫联上网 脱贫添希望（《人民日报》，2016.01.08：11）

另一方面，针对扶贫主体不同，进行不同层面、多种角度的扶贫体系的建立，如金融扶贫、企业扶贫、教育扶贫等，如：

标题8：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湖北省分行 创新“金融”助推金融扶贫（人民日报，2016.02.25：13）

标题9：中国石化定点扶贫6个县，支援2个县 产业扶贫“造血”富民（人民日报，2016.05.09：19）

标题10：教育如何参与精准扶贫（人民日报，2016.05.19：18）

由此可见，《人民日报》通过对各地区、各领域的扶贫工作的全面报道，利用软新闻和图片新闻等手段，增强报道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构建出全社会一心、多管齐下，共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社会真实。

3．微观维度：扶贫工作的推进为广大贫困地区的人们带来切实的改变

扶贫报道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因此，以具体的案例为报道对象就更具备说服力。《人民日报》以具体地方扶贫，展现我国扶贫工作的成果，以及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切实利益。如：

元古堆村是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的贫困村，2012年全村447户人家中超过一半被确定为贫困户。当地坚持一村一策、一户一策，帮助群众脱贫，看得见摸得着的成效激发出了元古堆人的内生动力和发展自信。

（《甘肃定西元古堆村――扶贫动了真 脱贫有干劲》，《人民日报》，2016.04.17：2）

《人民日报》在这一新闻报道中，运用了三个典型人物形象反映出甘肃定西元古堆村精准扶贫“怎么扶”这一环节的，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从而呈现出精准扶贫政策在现实生活中的实施情况，进而以小见大，构建扶贫工作在社会现实生活中开展的场景及实施的成效。

此外，《人民日报》的报道也构建出扶贫工作中虽有失误的发生，但国家不会掩盖问题，而是积极解决，坚定扶贫决心的社会真实：

标题11：四川达州 “第一书记”扶贫不力 两年内不得提拔重用（《人民日报》，2015.12.16：11）

标题12：湖北黄石 精准扶贫不给力 56名干部被“召回”（《人民日报》，2016.02.04：11）

总之，《人民日报》对于扶贫这一议题进行多篇幅、多维度的报道，突出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地方领导的重视、扶贫工作全方位多层次的开展、人民从扶贫工作中得到的实惠等方面，借此来强调扶贫工作的重要性，以及我国在扶贫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

四、结论与建议

（一）立体展现进程，平衡报道全貌

首先，从时间分布看，《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多集中于2015年11月、12月和2016年3月份。扶贫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扶贫报道对于扶贫政策的宣传、扶贫工作的推进具有重要的作用，因此，扶贫报道应该是一个常态性的话题，要均衡报道的时间，因时因势进行扶贫宣传，而非在年末进行工作总结或重大会议期间才进行集中报道。

其次，经由统计分析可发现，《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多集中于西南地区和西北地区，而对于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报道则较少。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是摆在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问题，但并不意味着在区域报道资源上的过分倾斜。改变西南西北地区的经济面貌是我国发展道路上急需面对的问题，但是东北老区的振兴、中原的崛起也是我国脱贫道路上的重要节点，因此，要注重地域报道的平衡，不能因为发展的不平衡造成注意力资源分配的不公平。

再次，扶贫贵在精准，因此，扶贫报道也要具有针对性，针对不同地区的现状选取不同的报道主题，运用不同的报道体裁和不同的报道篇幅，既能体现区域特色，又为多样化的扶贫工作提供了思考，切不可写成扶贫八股文。此外，扶贫报道不能局限于社会层面的描述性报道，还要注重不同主题之间的均衡报道，比如云南的旅游扶贫、内蒙古的风能扶贫、青海的教育扶贫等，使扶贫报道与区域特色相结合，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现，推进扶贫工作的开展。

（二）立足社会实践，鼓励基层发声

由统计数据可知，《人民日报》的扶贫报道中，读者投稿的比例为13.0%，虽然位于总体比例的第二位，但数量上仍略显不足。此外，扶贫是立足于社会实践、扎根于人民群众之中的事，因此，扶贫报道要多增加基层的声音，让基层的群众表达自己切身的体会，反映现实中的问题；让基层的领导反馈一线的扶贫情况、工作得失，只有这种“接地气”“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社会真实报道才能引起广大读者的共鸣，凝聚社会共识，汇聚攻坚力量，并进一步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三）强化责任意识，重塑主体责任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扶贫报道必须强化责任意识，重塑主体责任。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党中央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治国理政的重中之重，将脱贫攻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当作“头等大事”和“第一民生工程”。脱贫攻坚工作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因此，要加强群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教育，扶贫先扶志，消除“等靠要”“庸懒散”的消极思想，承担起相应的社会主体责任，为打赢这场脱贫攻坚战而努力。

总而言之，《人民日报》在扶贫报道中体现出主流媒体的担当，构建出了全社会上下齐心打赢脱贫攻坚战的社会现状，对于扶贫工作的宣传、推进有着重要意义。当然，为进一步发挥好主流媒体的“宣传员”和“组织员”作用，还要充分平衡报道时间、地域、主题，进一步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与利益，以及正视扶贫工作中的不足，不断强化责任意识、主体意识，使扶贫报道日益深入、全面，助力全面打赢这场伟大的脱贫攻坚战。

[本文为中国传媒大学“双一流”建设项目“基于大数据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精准传播研究”（2018）、北京高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项目“马克思主义工业革命理论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XTZD001）的阶段性成果]

注 释：

①《习近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17年10月18日。

②2013年11月初，习近平同志到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思想。

（刘东建为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红梅为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