宛如平常一段歌 ——忆《渴望》创作前后

文 | 雪鹤（本名孙宗潞，国家一级导演，曾任北京电视台专题部、文艺部负责人，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摄制部主任）

《渴望》是大陆第一部室内剧，更是中国电视剧的里程碑
直至今天，许多中国人大约仍还记得，20世纪90年代，国内曾经掀起一场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收视热潮，热播的日子万人空巷。我有幸参加了该剧的创作，饱尝艰辛，也尽享播出后的喜悦和欢欣。作为亲历者，我愿将《渴望》播出前后这段历史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少花钱，多办事：从室内剧寻出路
《渴望》是我所在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1990年推出的一部力作，是我国大陆制作的第一部大型室内剧，它的诞生堪称我国电视剧生产的一个里程碑，意义重大。
然而观众却有所不知，《渴望》的拍摄完全是形势所迫被“逼上梁山”的。经费的筹措是头一大原因。过去，我们习惯于靠国家拨款和企业赞助来拍摄电视剧，当时预计到往后会越来越困难，势必会逐年缩减拨款，老路快要走不通了。另外，随着电视剧的发展，各地电视台日益激烈的竞争，观众欣赏水准的不断提高，电视剧播出量的急剧增大……都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另辟蹊径。
就制作方式来讲，如果继续沿袭过去单机拍摄、后期组接的方式，制作周期过长、耗资过大，经济条件也不允许。拿我们中心来说，每年国家下拨的经费是190万元（这在当时省级电视台中算是高的了），刨去人头费、办公费、房租费和杂项开支，剩下60万元左右，够干什么呢？姑且以我们此前拍摄的《凯旋在子夜》为例算一笔账：《凯旋在子夜》拍摄周期为7个月，后期制作5个月，剧组直接费用52万元；还有用于拍摄、制作、机器设备的折旧，费用为10万元；并且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部队大量支援的费用还不在其内）。一部11集的连续剧尚且如此，如果拍更长的剧集，其拍摄周期和耗资就更大了。这怎么能够满足观众日益增长的需求呢？

时任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局长陈昌本
中心领导为此很伤脑筋。可问题总得解决，于是他们考虑，在拍摄方式和供需关系上是不是可作适当调整呢？1988年底，中心主任李牧就在《站住两只脚，打出两只手》这篇文章中提出：“1989年中心将逐步改变用生产电影方式来生产电视剧的做法，开始走‘工厂化’生产道路，发展室内剧，制作两栖产品，即不只供电视台播出，而且供录像带闭路电视播出，这样做的目的是站住两只脚，打出两只手，继续保持和发扬中心的优势，制作出更多更好的电视剧。”
室内剧（也叫肥皂剧）的特点大体可以归纳为：以家庭生活为素材，写人物的伦理道德；反映普通人的悲欢离合、生活琐事；人物活动限定在一定的生活场景内，主要通过对话交代故事的发展、人物的命运；拍摄采用基地化作业，室内搭景、多机拍摄、同期录音、现场切换的电视制作工艺。
这种制作方式或许借鉴了西方古典戏剧“三一律”创作规则，另外它的制作成本低，周期短，适合我们的国情。《渴望》的成功也证实了这一点——《渴望》除了艺术上的成功外，钱也花得少，说明这种拍摄方式在当时是我国电视剧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让我想起时任广电部部长艾知生讲过的一段话：“我们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国家，怎样少花钱多办事是个突出的问题。”
其实，室内剧对于观众来说也并不陌生，那些年外国的、港台的室内剧大量引进，出尽了风头。最早是《姿三四郎》《排球女将》《血疑》，往后就是《卞卡》《海蒂》《一休》《女奴》《诽谤》……那么，我们作为十几亿人口、电视机总量占世界第一的大国，何不尝试生产一部自己的室内剧来满足同胞的“渴望”呢？
就这样，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开始迈上基地化生产的阳光大道。为了给室内剧让路，1988年这一年，中心愣是没拍一个戏，领导首先想到的是人才建设，节衣缩食挤出十多万元把30多位职工送到北京广播学院深造，提高素质以熟稔本职工作；与此同时则倾尽全力，一手抓剧本，一手抓建棚。
大器”的背后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拍室内剧，摄影棚可是“大器”。
“中心”是新建单位，家底薄，拍戏从来都是“打油飞”，压根儿没奢望过能有自己的摄影棚。而基地化生产怎么能没有自己的棚呢？
解决的办法不外两种。一是租棚，现成而实用。然而，租价昂贵，以我们的财力恐怕难以应付。二是建棚，虽然既不现成也不实用，但它便宜、实惠。权衡利弊，最后选择了低价租用香山脚下原工程兵的篮球练习馆，加以改造后作为我们的拍摄基地。据《渴望》的制片主任于朴回忆，在租棚的过程中，北京市广播电视局陈昌本局长亲自出面，上门请求工程兵领导的支援。结果这个篮球练习馆以很低的费用、长时间租给我们。后来，在这个棚里，我们又拍了《皇城根》和《编辑部的故事》，成就了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一系列的佳话。
篮球馆隔音条件极差，但为了省钱只能将就。我们先是在地板上焊一层冷压钢板，再在上面铺一层橡胶地板，并且把所有的景片都包上麻袋片。为了达到满意的隔音效果，录音师还拉来满满一卡车碎海绵，絮成垫子吊在空中，起到吸音、隔音作用。所以，观众们看到的《渴望》，其实是在横七竖八的海绵垫子当中拍摄的。即便如此，到实拍时，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比如，从回放中竟然听到汽车的马达声。这真让人沮丧：当初怎么就没想到篮球馆隔着一道围墙就是大街呢？室内剧同期录音，容不得一点杂音，后来拍摄时只好封路，事先派人站在路口，赔着笑脸敬上茶水，请求过往的汽车、行人绕道而行。人是通情达理的，但飞禽不行，篮球馆废置多年，很多麻雀从顶棚的出气孔钻进来在馆内筑巢，叽叽喳喳叫个不停。每天早晨，制片主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带领剧组全班人马，先全力驱赶麻雀。
您见过大冬天光着膀子浑身大汗淋漓吗？我们这里天天如此。众所周知，摄影棚的照明要求是很严格的，尤其是多机拍摄，更是严上加严，更何况我们用的都是土设备、土办法。棚顶上十几个大小伙子一溜儿排开，各自守着一盏大灯恪尽职守，那是照明工人在布光。每盏灯点亮后，个个都赛过火炉子。看他们身上、胳膊上数不清的燎泡，真让人心疼。三九寒天尚如此，三伏酷暑简直不可想象。类似这样的故事还很多，都被我们一一克服了，不再赘述。
从新闻报道到个人经历：剧本来自于原汁原味的生活
剧本，一剧之本。特别是对室内剧来说，它需要一个好故事，以复杂、曲折、动人的情节和剧中人的坎坷经历来吸引观众，才能适应电视家庭化的特点。
长期以来隐约听到这么一个说法：“《渴望》是几个人在蓟门饭店‘侃大山’侃出来的。”其实所谓的“侃大山”，不过是一次小型的研讨会，与会者除陈昌本外，还有中心负责剧本创作的副主任郑晓龙和编辑部主任李晓明，再就是邀请了两位青年作家王朔及郑万隆。五个人在蓟门饭店座谈了两天，重点就是探讨“室内剧”的创作。通过研讨，他们逐步从一条不足300字的新闻报道中理出一个简单的戏核儿：“一个未婚女工，捡了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并含辛茹苦地把这个残疾孩子培养成才。”围绕这个戏核儿，五个人饶有兴致地“侃”故事、“侃”情节、“侃”人物，把两个不同社会层次的家庭纠合在一起，构成了故事框架。随后由李晓明把这个框架整理出一个17万字的拍摄大纲。应该说，这是一个开头。然而，仅仅凭借这17万字无法完成长达50集的拍摄。那么，如何把提纲变成导演的拍摄台本？大纲一分为二，我和鲁晓威各自领走一半的任务。
我当时直犯嘀咕，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反复地看了几遍提纲，一开始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把它立起来。一连数日愁云不展，稿纸铺在桌子上，就是一个字都写不出来，身上就像压了一座无形的大山。但我知道，身后已经没有退路了，只能横下一条心往前冲。万般无奈，只好将自己关在家里苦思冥想。
一天半夜，我从床上一骨碌爬起来坐在床沿儿发愣，脑子里似乎想到了什么：好像是在北京电机厂体验生活，又好像是在木城涧煤矿的矿井下跟班劳动；我仿佛看见了车间一排排机床在运转，又仿佛看见了食堂买饭窗口前一条条长龙在蜿蜒……还看见我的同学、同事、朋友、亲人……想到看到的都是“文革”以来我亲身经历过或耳听目睹的场景和画面。鲜活的记忆激活了我的创作灵感，我迫不及待地抓过笔来奋笔疾书（那时不会用电脑，一切靠手写），填补上了大纲留下来的空白。写作一发而不可收，五天下来，第一集居然一气呵成顺利地拿下来了。我兴致勃勃地把刚脱稿的第一集读给家人听，从他们的脸上我看出了答案：“还行吧？”
鲁晓威读了剧本，马上骑车赶到我家，兴奋地对我说：“我算看到曙光、看到希望了。行，咱们就这么往下蹚吧。”
我们就这样，从框架、人物、故事、悬念和语言等诸方面，分头进行了详尽的润色和修改，砍掉了不必要的枝蔓和烦琐重复的情节，其中许多集是推倒重来的，最后才终于完成了能够付诸拍摄的50集导演台本。
当然，很多重要的修改和精彩的语言，还是在拍摄当中产生的。单就语言来说，大多是演员的即兴创作。例如扮演刘大妈的韩影同志，从小生长在北京的四合院里，对小胡同里的市民生活再熟悉不过了。台词到她嘴里立刻变得有滋有味儿，人物立马就活了。她说：“我把几十年来肚子里的北京话都搜罗尽了。”应该说，这50集本子集中了众人的才智和劳动，也汲取了附着在众人人生经历当中的丰富生活。
《渴望》的热播，托出了它的主题曲（易茗作词，雷蕾作曲，毛阿敏演唱）。一曲“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不愧《渴望》的点睛之笔，功不可没。反过来，歌曲随着《渴望》的热播，在1990年立刻成了最流行的歌曲，在人们口头传唱，又给《渴望》添彩增光。
虽是“急就章”，但成功并非偶然
在全体创作人员共同努力下，50集的《渴望》仅10个月就拍摄完成，总成本97万元（平均一集不足2万元），在全国创下了两个第一（拍摄周期最短、制作成本最低）。这里得着重说一下演职员的无私奉献。我们的酬金最低，男女一号李雪健、张凯丽50集拍下来，每人只领了5000元（折合每集每人仅仅100元），和当前演员高酬金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尽管在创作中历尽艰辛、千锤百炼，然而，《渴望》播出后的反响却是我们事先无论如何都没有料到的。有人编成顺口溜形容当时的盛况：“晚间家家看《渴望》，白天到处赞《渴望》。”传闻《渴望》在安徽芜湖播出的日子就发生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广电部的一位副部长正在主持一个卫星传播会议，宾馆停电了。他找到市委，说：“我们正在开会，怎么把电拉了？”对方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广电部的。”“哎呀，我们正找你们呐！你们拍了一个什么戏呀？搅得老百姓到市委来闹，天天都要看。现在又要浇地，又要播种，农业用电我们不敢掐，工业用电更不敢掐，眼下居民限电也不行，不限宾馆限谁的？”
据公安部门统计，在《渴望》热播的那段时间，犯罪率普遍下降，小偷顾不得做案，都找地方看电视去了。为此，公安部还特意给《渴望》剧组颁发了奖状以资表彰。
全国有近300个电视台（包括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渴望》，观众达3亿人次以上。毫不夸张地说，在中国电视剧的历史上，《渴望》所引起的轰动是空前的。

2013 年春节团拜会上，北京电视艺术中心退休老同志为改制后成立的“北京电视艺术中心有限公司”赠匾，希望中心再铸辉煌。匾牌左侧为作者，右侧为董事长张平
《渴望》为什么能如此轰动？平心而论，这部剧是“急就章”，疏漏的地方还很多。之所以引起关注，就我个人的体会，第一个原因是，它是我国第一部真正的大型长篇室内剧，开了电视剧生产方式变革的先河。当时，电视剧产量已达到千余部（集），而其中优秀作品太少了，甚至不乏平庸低劣的作品，人们对此当然是不满意的。正当大家翘首企盼电视剧精品问世的时候，《渴望》适时地呱呱落地了。正如一位中央领导说的，“《渴望》解除了国产电视剧的‘旱情’”。另一个原因不能不说到社会心态。毋庸讳言，“文革”十年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创伤和阴影，大家厌恶了没完没了的“人整人”政治运动，渴望社会的安定团结。另外，在改革开放初期，少部分人的人生价值被颠倒，金钱成了支配一切的力量，讲奉献少了、讲索取多了，讲真情少了、讲实惠多了，讲利人少了、讲利己多了……大家对这些是很不满意的。在社会主义社会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人与人之间应该坦诚宽厚、平等互助、团结友爱、和谐融洽，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应该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发扬。由此，大多数人从心底里渴望人间真情，渴望真诚地生活，渴望自己幸福别人也幸福，渴望传统文化精华和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观念的弘扬光大，渴望我们的社会更加安定团结，美满和谐。《渴望》生逢其时，在调节社会心态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渴望》产生轰动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那就是李瑞环同志为我们总结，并一再强调的——文艺作品要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渴望》的时代特点很鲜明，生活气息很浓，语言也很有特色。加上它表现的人间真情正是广大群众所期盼的，因此也就特别容易撞击人们的心灵，它受到人们普遍的欢迎和喜爱是必然的，也是容易理解的。
回顾《渴望》的诞生，我有三条感悟铭记在心：
其一，没有党和国家的领导和支持，也就没有《渴望》的辉煌。这绝不是一句空话，在《渴望》诞生的前前后后，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能看到党和国家的身影，这是我们成功的保障。
其二，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群众发动起来，就能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其三，讲实话、办实事。只有做出真成绩、拿出真东西，才能得到人们的认可，才有话语权。
责编 | 于洋
原载于《纵横》2017年第12期
中国文史出版社旗下《纵横》杂志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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