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永州八记》对中国山水文学发展的影响

中国山水文学的历史演进

高建新

中国山水文学源远流长，宛若一条红线，贯穿了文学史发展的始终，展现了大自然形态丰富的美及古人开阔自由的心灵。

比附道德 烘托气氛

先秦是中国山水文学的准备时期。这一时期，大自然在人们心目中既是神秘庄严、令人敬畏的，又是充满魅力与生机的。从“怀柔百神”的宗教礼仪活动到孔子的“比德”观、孟子的“致用”态度以及庄子的顺任自然、回归自然的思想，人们与大自然在精神、情感等诸多方面的联系在这个时期获得了本质意义上的确立。其中，孔子“比德”观对后世影响尤其深远。孔子将道德观念融入对自然美的欣赏之中，自然物在许多时候是作为人的精神品格的对应物而存在并获得精神价值的。是否具有道德价值，是自然美能否进入审美视野的重要尺度，亦即“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此后的历史发展表明：这种联系既已确立，无论社会如何变迁，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使它们分开。这种难以分割的联系，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宇宙万物的感知和认识，也映射出人们在追寻探索中所展示的心灵真实，中国山水文学就是在此背景下萌芽的。

汉代是中国文人与大自然结成全面联系进而走向魏晋南北朝的一个过渡时期。《诗经》《楚辞》及两汉文学创作中涉及的山水景物，主要是被用来烘托主人公的形象及酝酿一种浓厚的抒情气氛，其本身的审美价值并不被文学家看重。

山水清音 与人会通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山水文学的发生期。这一时期中国文学逐渐走向自觉，文学家们把目光深情地投向大自然。左思的“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招隐诗》)，将山水的清响看作妙绝的天然音乐，标志着中国文人山水审美意识开始觉醒：自然的美不是人为的，丝竹管弦之妙是不能和山水清音相比的，由此我们看到了山水文学诞生的曙光。

在这一时期的山水文学史上，袁山松在《宜都记》中提出的“山水有灵，亦当惊知己于千古矣”的说法具有不可忽视的特殊意义。它指出“惊知己”不只是属于山水，同时也属于人，只有彼此都“惊知己”，人与山水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融通。这是山水文学诞生的哲学与美学基础。

此外，汉末社会动乱、隐逸之风盛行。士大夫以山林泽野为避难之所，庄园经济迅速发展为士大夫的隐逸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而“永嘉之乱”后士大夫南渡，有更多机会接触江南的绿水青山：“会稽境特多名山水。峰隆峻，吐纳云雾，松栝枫柏，擢干疏条。潭壑镜彻，清流泻注。王子敬见之，曰：‘山水之美，使人应接不暇。’”(《会稽郡记》)这些都促成了山水文学的诞生。

南朝文人在魏晋文人认识自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审美视野，竞相赏玩山水，以更大的热情投身大自然。山水自然在生活中成为人们审美观照的独立对象，进而成为文学创作的独立题材。至此，山水文学诞生的条件已具备。谢灵运的山水诗成为这一时期山水文学的重要代表。而这一时期山水文学的集大成之作是郦道元的《水经注》。《水经注》虽是为魏晋时无名氏的地理著作《水经》做的注释，却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其中对自然山水的描写，峻峭灵秀，清气逼人，直接影响了柳宗元的山水散文创作，李白、杜甫等人的诗歌也都从中汲取了艺术营养。

风格多样 情景交融

隋唐是中国山水文学的繁荣期。这一时期尤其是初、盛唐的山水诗在继承前代山水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呈现出鲜明的特点。

一是不再局限于具体景物的精细描绘、刻画，而是注重表现山水的整体气象，在山水形象中蕴含了强烈的主体意识、宇宙意识。诗人对山水的认识、体验更为深入，艺术手法也更为纯熟。到了盛唐，诗人能用精短的篇幅，如五绝、七绝表现雄浑壮美的气象、开阔的意境，将南朝山水文学中细碎的小景刻画变成简约的大景勾勒。

二是自然景物和生活感受的紧密结合，山水形象中蕴含着生活美和诗人的人格美。对于山水诗创作来说，诗人要对自然景色进行深刻的体味，融入真切的生活感受、灌注强烈的主观感情，然后加以表现。

三是不粘滞于物象，注重表达对山水自然的领悟，由此创造出韵味无穷的诗境，山水不仅虚灵化而且也情致化了。初、盛唐山水诗人以灵心一片，往来于山水自然之间，不仅表现自然美，而且把对自然美的领悟不着痕迹地表现在山水形象里，既具灵性，又独具美感，耐人回味。

四是风格多样。初、盛唐的山水诗虽然以雄浑、清雅为主，但又不拘一格，特别是盛唐山水诗名家在创造典型意境的同时，又能呈现出鲜明的个人风格，如王维山水诗画的浑然合一、孟浩然笔下吴越山水的清淡深邃、储光羲在景物描绘中蕴含着的对于新生活的期待，等等。在盛唐诗坛巨星李、杜笔下，山水诗更是不同凡响，李白壮阔雄奇、万千气象;杜甫沉郁悲壮，地负海涵。李白的《蜀道难》，杂用古文和楚辞的句法，将诗人胸中喷薄的豪气融入自然景色，突出描写对象在形式上的高大、突兀，气势上的磅礴，从而全面展示了大自然的崇高美。杜甫在写景的同时，将诗人的家国之想、身世之悲、漂泊之感尽寓其中，风格愈加沉郁悲壮，如著名的《秋兴八首》及以“白帝”为诗题的篇章。

中唐的柳宗元是唐代山水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在唐人中，柳宗元于山水别有深情。他的深情，是一种熔铸了整个生命的深情，而不同于王维和孟浩然的雅淡。以生命为膏脂照亮暗夜的写作姿态，使他明显区别于其他作家的山水文学创作。一面歌哭，一面寻路，柳宗元将自己悲苦的生命感受和生命情怀完全融入到了笔下的山水中。永州的山水之美让柳宗元一见倾心，如逢知己。在著名的《永州八记》中，柳宗元把它们写得千娇百媚、姿态横生，同时也是要以此来映衬朝政的恶浊，显示自己高洁的人格和不甘沉沦的灵魂。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心写境、借境传心，虽多实写，但也不时造境，在造境的同时，创作者主体的情感已不露痕迹地融注其中。

山水文学发展至晚唐在性质上呈现出内敛性，在艺术风格上表现出感伤衰飒的特点，但整体上缺乏大气象。

陶冶情性 绵延千年

从宋辽金到元明清，在长达近10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山水文学的传统一直延续着，并未因朝代更迭、时局变化而中断。之所以能如此，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山水文学具有超脱于政治、社会变迁的独立的审美特性。此外，魏晋以来能否以大自然为境，陶冶情性，已经成为衡量诗人、作家艺术才能与艺术境界高下的标准，这也使得山水文学能绵延不绝。孔尚任所谓“盖山川风土者，诗人性情之根柢也。得其云霞则灵，得其泉脉则秀，得其冈陵则厚，得其林莽烟火则健”(《古铁斋诗序》)即是此意。

苏轼是隋唐之后的又一山水文学大家，他的难能可贵之处在于无论遭遇什么、被贬往何地，都能从大自然中汲取生活的勇气和力量，发现美并享受美。“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洒脱旷达，“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超然稳健，是苏轼一生的形象写照。大自然在养就苏轼乐观自信的性格、健朗自如的心态与热烈充沛的生命激情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和不容置疑的。

明人袁中道游览山水，特别注重山水给身心带来的愉悦快慰：“吴越山水，可以涤浣俗肠”，又引其兄袁宏道的话说“名山如药可轻身”。山光水色为袁中道的生活乃至生命注入的是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因此，袁中道对于山水的热爱自然也就非同一般了，其笔下的山水多有胜境，如《东游记》系列。徐霞客是中国历史上以旅行为毕生事业的第一人。旅途中他备尝艰辛，多次遇盗绝粮，但这丝毫没有改变他的志向。因为坚忍执着、不屈不挠，他能真正深入山水胜地，饱览了天下雄奇秀丽的自然风光，为后人留下了一部不朽的巨著――《徐霞客游记》。

清代是中国山水文学的总结期。这一时期王士祯、袁枚等人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创作实践，他们将“神韵说”“性灵说”等诗学主张体现在了山水诗的创作中。

中国山水文学自晋宋之际诞生以来，在长达1500余年的发展历程中，名家、名著辈出，其中郦道元的《水经注》、柳宗元的山水游记以及《徐霞客游记》是最有成就的三座高峰。它们共同的特点是感情深挚，忘我投入，让山水与生命共振，审美主体与对象完全融合，从而获得一种忘怀一切的自由感，一种奇妙的精神愉悦，而且都采用容量和自由度均较大的散文体，都表现了山水审美的最高境界――心物交融、心与物游，也由此构成了中国山水文学史上最为宏伟壮阔的风景长廊。

(作者单位：内蒙古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