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保障的道德风险与负激励问题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公共政策与经济制度，是公共选择的结果，社会保障具有公共物品、准公共产品的特征，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变化。作为政府的一种责任，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西北欧福利国家竞争力的下降、全球性社会保险基金危机、英国社会福利造成的养懒汉后果，美国医疗保健制度的高成本、低效率问题，都无不和社会保障、社会保险的道德风险和负激励有重要关系。这与社会保障的公共物品、准公共物品的舒心有直接关系，其属性意味着社会保障管理的难度远远大于一般性的经济合同的管理难度。 自70年代以来，福利国家的制度性缺陷普遍出现，首先是发达国家经济出现财政赤字、滞胀现象迫使社会各界要求削减政府开支和社会福利，减少税收以刺激投资。高税收是高福利的基础，减少税收，高福利难以为继。 其次是由于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福利国家高福利、高工资、高补贴，长假期的优越条件。削减了他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经济全球化导致了西方就业机会外流和第三世界廉价商品大量进入西方市场，福利国家竞争力减弱，难以支撑高昂的福利开支。 福利私有化:待遇确定型的公有账户向缴费确定型的个人账户转化。从政府公共部门的集中垄断性管理，转为私有基金公司的分散、竞争性管理。在这种模式下，政府在一定范围内不再作为局内人用计划干预来实施收入再分配政策，而是作为局外人通过各种措施来纠正市场失灵，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社会福利私有化可以实现激励机制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兼容。社会福利私有化还能为提高运营效率，增进社会福利提供新机会。 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双重压力，使福利国家积存的问题更突出。沉重的社会福利负担降低了经济发展的效率，优厚的失业保障引发了更多的失业人口。欺诈于道德风险的普遍性，经济主体若获得额外保护，常常会诱发道德风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央政府对国有企业的保护和无条件支持是造成国有企业低效率、诱发道德风险的重大原因。 滋生欺诈和道德风险的原因: 1.存在信息不对称好和不确定性 2.产权界定困难，委托代理关系复杂 3.多放利益主体参与，利益协调和负激励约束难度大 道德风险: 和道德本身没有多大的直接关系，而是泛指市场交易中一方难以观测或监督另一方的行动动机而导致的风险。帕累托最优:指资源分配的一种状态，在不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情况下，可以使某些人的处境变好。 帕累托改进: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可以至少使一个人的境况变得更好。在不减少一方的福利时，通过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而提高另一方的福利。但是在现实生活中，通常是有人有所得就有人有所失，于是就有了"补偿准则"补偿准则:即如果一个人的境况由于变革而变好，那么如果他能够补偿另一个人的损失而且还有剩余，整体的效益就改进了。 搭便车是对市场经济存在缺陷的一个比喻，是指因外部因素作用导致他人受益或受损的行为。所谓搭便车就是既获得利益又逃避付费的行为。 产生搭便车现象缘于某些事物的公共物品属性。公共物品指的是某一种产品一经产生，全体社会成员便可以无偿共享。奥尔森关于搭便车理论的中心论点是:公共物品一旦存在，每个社会成员不管是否对这一物品产生过贡献，都能享受这一物品带来的好处。公共物品这一特性决定了，当一群理性的人聚在一起想为某一公共物品而奋斗时，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让别人去为达到该目标而努力，但自己则坐享其成。 搭便车困境: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中每个个体在获取公共物品中的好处会减少，而群体中每个个体在一个集体行动中能做的相对贡献也会减少，因参与集体行动而产生的成就感也会降低。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群体内人与人之间进行直接监督的可能性会降低。甚至于，当群体大到一定程度时，一个人是否参加了某一集体行动往往会无法知道。这就是说，当群体成员数量增加时，把该群体成员组织起来参加一个集体行动的成本会大大增加。 搭便车困境现象说明:成员越多，分工越不清楚，越不能实现成员的互相监督，也最容易发生不出力而坐享其成的搭便车问题。搭便车与意识形态有关。 逆向选择: 指卖方比买方拥有更多的产品信息时，低质量产品会将高质量的产品逐出市场。比如，在医疗保险中，身体不好的人最有积极性购买保险，身体好的人往往不愿意购买保险。 棘轮效应: 指人的消费习惯形成之后有不可逆性，即易于向上调整，而难于向下调整。社会保障是国家为了保证公民基本生活来源的安全而设立的收入保障项目。社会保障包括社会救济、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三个部分。公共财政是社会保障的必备条件，社会保障又是市场经济转化的必要条件。 社会养老保险的道德风险产生的特点: 1.行为人自利性和机会主义倾向。在理性经济人假设条件下，个人为了追求自身利益而拒绝承担与其利益有关的义务，便形成道德风险。 2.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执法不严和监督不力使道德风险行为有机可乘。 3.由于缺乏完善的信息披露制度，养老保险管理部门的管理缺乏透明性。 生命周期假说将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年轻时期收入低，但预期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这一阶段收入大部分会用于消费，消费大于收入。中年时期收入增加，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老年退休以后，收入下降，维持健康的支出日益增加，消费会超过收入。养老金领取者要分享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成果，因而要随着社会平均收入的提高而提高退休金支付水平。家庭养老的道德风险表现为子女对父母不尽赡养义务。 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养老保障责任主体向政府转移的重要原因。维持家庭养老的交易成本不断上升，在家庭范围内实现养老责任逐渐变得不利于生活福利的改善。由于外部交易市场的产生，家庭养老责任被家庭外部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险逐步取代。当人们从家庭以外能够获得同样水平的养老供给而又有利于福利改善时，养老责任主体必然将突破家庭的范畴。 确立医疗保险制度，初衷在于分散疾病风险。但是，其客观上提高了对医疗服务的需求水平，加大了对医疗卫生资源的消耗。不可避免造成了人们对医疗服务产生过度消费的倾向，进而导致全社会医疗费用开支不合理的过快上涨，产生医疗保险的制度性缺陷。中国医疗卫生领域更具复杂性，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卫生管理体制的主要问题是医药合一、以药养医、财政对医院的补偿与医院所需资金之间缺口巨大、医院小而全，医疗卫生服务和药品价格严重扭曲。 一些发达国家医院无门诊药房或门诊药房规模小，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医院大都不提供门诊服务，因而没有必要设置医院门诊药房。同时这些国家的社区卫生服务比较健全，承担了大量的常见病、慢性病等医疗任务。高失业补贴诱发高失业率，失业保险的制度性负激励。从直接享受救助性福利转向工作义务换取救助性福利。有了救助的贫困线标准，就可以严格控制救助水平，避免社会救助资金无限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