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景岳”通一法“医理体系及六大治疗法则

张介宾，字会卿，号景岳，别号通一子。《景岳全书·传忠录》诸篇中颇多与“通一”相关的论述，现总结并浅析于下。

心存医理 方可为医

张景岳认为，要研究事物当先明其理，而医学执掌人之性命，为世间至大至要之术，故明确医理对于医生的作用显得尤为重要。疾病有万种之多，但是每一种病都有病因病机，医者若能在临证之时明确医理，洞察某病之本，得病之真，则某病之治则治法方药也明确无疑。所以《景岳全书·传忠录》中首言“故医之临证，必期以我之一心，洞病者之一本，以我之一，对彼之一，既得一真，万疑俱释，岂不甚易？一也者，理而已也”。

张景岳根据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论公式，认为医理是最高层次的，医理之下分阴阳，即为二纲，二纲之下又有六变，即表里寒热虚实，医者若能明确此二纲六变，天下百病即能如指诸掌。

其中，对于阴阳二纲，《内经》认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即阴阳是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是归纳事物的纲领，是事物变化的根源，是事物产生和消亡的原因，是自然界万物运动变化的内在动力。

张景岳秉承《内经》理论，认为阴阳是纷繁复杂的医理的归纳纲领，表里寒热虚实是诊病施治的关键，六变之中，独重对虚实的诊察。他认为若是邪气实而误补，救治较易，若是元气衰而误攻，则生命垂危，不可生矣，所以临证之时，当以察元气为先。正如其所云：“至若六者之中，多有兼见而病者，则其中亦自有源有流，无弗可查。唯于虚实二字，能总贯乎前之四者，尤为紧要当辨也。”他还说，“故凡诊病施治者，必当察元气为先，而后求疾病。”其主张在探查疾病虚实时，以脉象为凭，其中脉象有力有神者为元气充足之象，若脉象似有力似有神为假实证，若脉象无力无神为元气欲脱之侯。

　诊病施治 贵乎精一

张景岳反复强调治病求本的重要性，提出“凡看病施治，贵乎精一”的理论。精者，《说文解字》曰，择也。一者，病之本也。精一者，即《内经》所言“治病必求于本”也。他说：“万物皆有本，而治病之法尤以求本为首务。”所谓本就是阴阳表里寒热虚实。

所以张景岳在治则治法的应用方面提倡“精一不杂”，在诊病施治之时，当先探清病本，然后施治用药。也就是说在准确辨证的基础上，寒者热之，热者寒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拔其起病所由，诸证得以尽除。譬如当使用攻补之法时，用纯补或是纯攻自一而再之施治方为至善之法。正如其所云：“与其制补以消，孰若少用纯补以渐而进之为愈也。与其制攻以补，孰若微用纯攻自一而再之为愈也。”

然而人体作为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病情常常错综复杂，寒热难辨、虚实不明的情况常常存在，此时医者不可贸然施以补泻之剂，当根据医者的初步判断开出探病方，探得病情之后，再进行具体治疗。

张景岳最反对辨证不明，用治不精，杂乱而投，并在《景岳全书·传忠录》中列举了大量的例子：“当今之医，凡遇一证……意谓虚而补之，则恐补之为害，而复制以消；意谓实而消之，又恐消之为害，而复制之以补，其有最可叹者，则每以不寒不热兼补兼泻之剂，兼而用之，确然投之，极称稳当，此何以补其偏救其弊乎？又有以治风治火治痰治食之剂兼而用之，甚称周备，此何以从其本而从其标乎？若此者，所谓以药治药尚未能得逞，又安望其及于病耶？既使偶遇，亦不知其补之之力，攻之之力也；使其不愈，亦不知其补之为害、消之为害也。是以白头圭匕，而庸庸没齿者，其咎在无定见，而用治之不精也……耽误民生者，皆此辈也，任医者不可不深察焉。”

处方用药 本贵精一

张景岳认为，“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专者，一也。先生探得病本，善用单方重剂，往往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对于轻浅之病，用一味两味便可拔之，对于病情较重的疾病，则五六七味已经嫌多，既使用至七八味，也亦不过对君药的辅助作用而已。

然其用药并非不分病势轻重，而一味运用重剂，他以虚实用药为例来说明用药以病势为则的用药原则。张景岳将泻实譬为“耘禾”：“禾中生稗，有一去一，有二去二，耘之善者也。若有一去二，伤一禾矣，有二去四，伤两禾矣。若识禾不的，俱认为稗，而计图尽之，则无禾矣。”还云：“故用攻之法，贵乎察得其实，不可过也。”

张景岳又将补虚喻为“给饷”：“一人一升，十人一斗，日饷足矣。若百人一斗，千人一斛，而三军之众，又岂担石之粮所能或哉？一饷不继，将并前饷而弃之，而况于从中克减乎？”同时还说，“此用补之法，贵乎轻重有度，难从简也。”

• 本文摘自互联网，作者丁晓

救真阴以治阳气虚脱

当各种疾病在严重阶段出现阴阳离决而呈现阳气脱越时，临床可见四肢厥冷，汗出肢冷，神情淡漠或烦躁，脉沉细等亡阳证候。张氏创六味回阳饮，治“元气虚脱”之证。根据“精气分阴阳则阴阳不可离”，以及“阴阳二气互为其根”的精神，用大补真阴的熟地黄、当归配合人参、附子、干姜、甘草。方中以人参为君，兼取姜、附之辛热，其实为四逆汤回阳救逆之意。

张氏认为人身之阳气根于真阴精血，阳气虚脱是“阳失阴而离”，“非补阴何以收散亡之气”，熟地黄、当归虽为补阴滋养精血之品，其旨在补阴以助回阳之力。综观医家治阳气虚脱之证，有用附子或兼人参者，或兼龙骨、牡蛎固涩者，但在回阳救急之际，重用熟地黄为景岳之创见，故有“张熟地”之称。

补肾水以治命门火衰

命门火衰是较为严重的肾阳虚衰证。临床可见身寒、怕冷、腰酸、眩晕、夜尿频多，或有呕恶腹胀、反胃噎膈、五更泄泻、浮肿阳痿、滑精等。张氏认为这多因元阳不足，先天禀赋阳衰，或劳伤阳气，或久病伤阳所致。

一般以温补肾阳立方施治，而张氏则以“益火之源”，大培肾中之元阳，用右归丸治之。方中虽用附子、肉桂，收温补命门、扶植阳气之功，而方中以熟地黄为君，熟地黄能“大补血衰”，“滋培肾水”，其在“阳以阴为基”，“阴中求阳”。虽知阳能生阴，但其更注重“阴亦能生阳”。补益命门火重在填补真阴之肾水。

培元气养精血以治大虚

元气充足，生命旺盛；元气亏虚，百病皆生，如虚损、劳倦内伤及其他杂病。症见困倦、怠惰嗜卧、懒于言语、脉缓而大。张氏以培补元气、扶本为主。而对于“元气不足而虚热不已者”，强调“必有大补元煎，庶乎从之自愈”。对于元气大虚者，虽有寒邪亦不可攻，单培根本，正复邪将自散；或真寒假热等证，“气血大坏，精神失守危急等证亦用此法”。方以人参为首，加山药、熟地黄、杜仲、当归、山茱萸、枸杞子均以填精养血之要药，炙甘草“随血药入血”。

引火归原以治格阳证

格阳之证是体内阴寒之邪过盛，阳气格于上而出现下真寒、上假热的证候，出现烦热躁动、大吐大衄、六脉细脱、手足厥冷等危象。其多由伤阴引起，以及寒凉所逼，以致寒盛于下而格阳于上，出现下寒上热之证。

张氏用镇饮煎治之，方中用附、桂温补命门之阳，并以熟地黄大补肾水，牛膝补髓填精益阴，泽泻行其降下之功，从而能使肾水精血有所复，格拒之阳能归原。这与通常用热药而反佐法颇不相同，亦是张氏之新意。

益肾精治肾虚喘逆

张氏治气喘重虚实之辨，“实喘者有邪，邪气实也，虚喘者无邪，元气虚也”。而元气虚之喘也有不同之分，脾肺气虚之喘，则中、上二焦，化源未亏，证见“慌张气怯，声低息短”；肝肾气虚则病出下焦，可见“气短似喘，呼吸促急”；或出现“若气欲断，提之若不能升，吞之若不相及，劳动则甚”，“脉息微弱无力”，此为“本末俱病，肺肾之气不能相接续”。

张氏认为气虚之喘为气道噎塞，势剧垂危之证，决不可误作痰逆气滞而妄用牛黄，“苏合及青陈枳壳等，若用之，必速其危矣。治法当以速效其根接助真气”。

对于肺肾两亏，肾不纳气之喘，治以接纳真气，方用黑锡丹以镇摄下元或人参蛤蚧散补肾气，亦可参附汤益气温阳。张氏重在维护真气之根，益精化气，精足而气自充，使真阴不匮而阳气有根。这与一般的纳气归肾治法有所不同。

救阳补阴治非风脱证

张氏认为时人所谓中风，本由“内伤积损颓败而然，原非外感风寒所致，多由于气脱造成非风卒倒等症。证见“忽尔昏愦，卒然仆倒”等，则属“阳气暴脱”之候，认为只要察其无痰气阻塞，便当急用大剂参附峻补元气。由于非风一证“先伤五脏之真阴”，而后才损伤元气。故有“阴亏于前而阳损于后，阴陷于下而阳乏于上，以致阴阳相失，精气不交”，而卒中病发。

因此在急用参附扶阳气之时，又随用地黄、当归、枸杞子等填补真阴，以培本。从而使精血充足，化为阳，充养人体病自复。张景岳此法之意，同时也充实了河间中风证治内容。

总之，任何疾病，证势发展到危急关头，应先留人后治病，这是中医处理急证的一个基本原则。决断急证之凶吉，不在病邪的轻重，而在元气之存亡，元气不伤。元气伤败，邪虽微亦多亡。病证之危急，往往是阳气将脱，阴血将竭；或阴阳气血俱伤，元气即离。凡抢救急危重证，法宗景岳，调补肾门阴阳，大有裨益。

本文摘自互联网，作者沈元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