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抗俄还是抗日：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1880年，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西北新疆和东南海疆同时陷入危机。 西北方向，沙皇俄国乘新疆叛乱之际，「主动帮助」中国从叛军手中「收复」了伊犁地区，历经10年却并不归还，而是索要高额赎金及大片土地。左宗棠率领西征平叛得胜之师，屯兵六万，厉兵秣马，与俄军对峙，全世界的军事专家都预料中俄战争将难以避免。

东南方向，正在飞速掘起的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步伐，此时悍然宣布将琉球撤蕃立县，改名为冲绳，下一步的野心就是朝鲜和中国台湾。琉球国王派出的秘密使节，向中国政府「泣血」求援，要求中国尽快出兵。抗日情绪同样充满了大清朝野，主战的奏折雪片般的飞进紫禁城。 但是，激情并非实力，口水绝非拳头，大清国根本没有两线作战的实力，只能在陆地与海洋、「塞防」与「海防」「固疆」与「保藩」抗俄与抗日之间，做出艰难的抉择。

1880年，抗俄还是抗日：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在耶稣基督诞生1870年后，他的中国「弟弟」洪秀全在经历了对酒、色、财、权长达10多年的过度消费后，终于在南京城死去。一周后，「天国」的首都成为地狱，破城之后的湘军在最高统帅部的默许下，用一场残暴的屠城向北京发出了平叛胜利的「伟大」捷报。

以慈喜太后为核心的大清中央，并没有多少值得庆幸与欣慰的。除了依然保持相当实力的太平天国余部之外，遥远的新疆也在此时发生了叛乱，叛军势力星火燎原，整个大西北被彻底震撼。叛乱最为严重的南疆地区，一时兴起了多个割据政权，为了对抗终将到来的清剿，他们向邻近的浩罕国求援。浩罕虽然不是浩瀚的大国，却有著相当浩瀚的野心，其可汗立即出兵，由阿古柏率领，进入喀什噶尔。随后，阿古柏鸠占鹊巢，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国号「哲德沙尔」。阿古柏开始迅猛地扩张，立即引起了俄国的警觉。

此时的俄国，正在享受著改革开放带来的飞速发展。不久前废除农奴制，成为这个国家步子最大的政治体制改革，不仅大大解放了思想，也大大发展了生产力。俄国的支柱产业是纺织业，原料主要源自美国。而美国的南北战争导致棉花难以出口，俄国的纺织业陷入停顿，经济界强烈要求向中亚进军，将中亚变成俄罗斯的棉仓。而在政治和军事方面，俄国的宿敌英国以印度和波斯湾为基地，成功堵截了俄国南下的通道，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失败，也令俄国难以在巴尔干半岛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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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

1863年，俄国控制下的波兰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俄起义，为了镇压起义，俄国不得不调动了陆军总兵力的一半，心力交瘁，在欧洲已经难以采取攻势，于是转头向中亚发展。富饶的南疆迅速成为俄国觊觎的中心，并且试图以此作为桥头堡，从大清帝国攫取更多暴利。

俄国的老对手英国也在新疆展开激烈的角逐。为了保卫作为英国最大殖民地的印度，英国必须在印俄之间建立缓衝区，因此，与俄国的颐指气使不同，英国对阿古柏猛抛媚眼，既支持他对抗俄国，又试图限制他不能过度地刺激中国。

对于俄国的傲慢，阿古柏几乎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双方在边界线上剑拔弩张。强龙不压地头蛇，何况，阿古柏还得到了英国的强大军援，并在英国协助下与土耳其建立了特殊关系，承认土耳其对其拥有「宗主权」。面对这样的硬骨头，俄国不敢轻易下口，转而支持中国平叛，试图用中国的力量来削弱阿古柏。

这样的国际政治夹缝，为阿古柏提供了足够的施展空间，他借英抗俄以确保自己西线的安全，腾出手来全力向北向东扩张。

1866年3月，阿古柏支持的叛军攻陷了伊犁地区战略重镇惠远城，随后，相继攻占了库尔勒、吐鲁番盆地和乌鲁木齐等。西陲警报频传，但大清国依然无暇西顾，在「先捻后回」的既定方针下，剿灭卧榻之侧的捻军成为首要任务。俄国却沉不住气了，频繁向中国表示愿意出兵助剿，但中国没有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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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1年，心急如焚的俄国人举行了一次专门的御前会议，讨论新疆局势，最后决心先下手为强，出兵抢占伊犁，一则迟滞阿古柏势力坐大，二则占据对华的军事先机。负责新疆事务的俄军将领克鲁泡特金坦率承认：「肥沃的伊犁地区是向东延伸的一个坚固堡垒，併入俄国是相当有利的，不但非常有助于保卫我们的 领地，而且还会使中国受到威胁。」 会后，俄军向伊犁地区发动了攻击，却意外地受到了当地人近乎焦土战术的激烈反抗，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方攻佔面积总共7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为了解除中国的戒心，俄国表示，对伊犁地区的佔领是临时的，只待中国政府有能力收复乌鲁木齐，就立即归还，摆出了「同志加兄弟」的友好姿态。

此时，左宗棠已经率领大军移驻兰州，积极准备入疆平叛。随著俄国在伊犁建立军管殖民政权，南疆的局势更为複复杂。左宗棠因此确定了「缓进速决」的战略，计划用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完成筹粮筹款、整顿军队等艰巨的准备工作。

就在俄罗斯铁骑踏入伊犁的同时，在遥远的台湾岛，一场飓风带来了一艘琉球国鱼船，船上的鱼民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50余名琉球鱼民被杀，这就是所谓「琉球漂民事件」。

琉球是一个岛国，位于中日之间，从明代就开始向中国朝贡，成为藩属。日本随后也以武力强迫琉球入贡，形成了所谓的中日「两属」局面。中国对待藩属，历来只重面子不重里子，只要称臣纳贡，一般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与外交。而日本就不同了，为了「布国威于万里波涛」，积极向外拓展，第一目标就是篡取近在咫尺的琉球和台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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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军攻占伊犁当年(1871年)， 明治天皇亲政，一改幕府时代将琉球作为外国对待的基调，重新定位其为日本帝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次年(1872年)，日本政府正式设立了琉球藩，以便为最后并做准备;第三年(1873年)，日本就宣佈琉球与日本府县同列，受内务省管辖，租税缴纳大藏省。如同俄国为了解除中国的顾虑而宣称「代为」收复伊犁一样，日本人为了减少国际压力，高调宣布日本政府将完全承认和严格执行此前琉球与列强所签订的所有条约。

在日本吞并琉球的过程中，最大的难点就是获得中国的认可，而「琉球漂民事件」正好提供了一个讹诈的机会。得悉事件发生后，日本政府如获至宝，迅速拟定了「琉球处分」计画，决心一箭双雕，在琉球和台湾问题上同时对中国进行武力侦察。

日本的计划是，以琉球漂民事件为理由，攻击台湾。但当时的大清帝国，改革开放(「洋务运动」)成果斐然，综合国力大有提高，日本自身却羽毛未丰，不得不先进行外交试探。1873年3月，日本政府派遣了60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由外务卿副岛种臣率领，出访大清国。此时，左宗棠在西北的备战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日本代表团确定的谈判四原则是：一、如果中国宣称台湾为属地，并且同意惩处肇事者，日本就只要求抚恤金及今后保护漂民的具体措施。显然，这样的前提，还是中国承认琉球为日本藩属甚至日本领土，仅此一点，日本就能大有收穫。二、如果中国否认台湾为属地，则日本将自行处置。这是日本最希望得到的结果，等于中国自动放弃台湾的主权。三、如果中国既坚持台湾的主权，又以各种方式推脱「琉球漂民事件」的责任，则日本将「论责处分」台湾，如此，中日之 间或将立即爆发武装冲突，日本并无必胜的把握。四、日本代表团根据情况相机採取应变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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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外交试探，胆大而心细，但大清国的外交部门早就养成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太监性格，不敢针锋相对地应对。面对日本的试探，大清外交部 (「总理衙门」)居然推搪道：台湾土著居住的「蕃地」属于「政教不及」的「化外之地」，所以，大清国对于「生蕃」杀人事件不能承担任何责任。日本人大喜，认为这至少证明了中国承认台湾的一部分土地是「无主之地」，中国主权并不涵盖台湾全岛。

日本政府随即调整计划，将攻占台湾「蕃地」列为第一目标，吞併琉球则放到第二位。1874年5月，3000多日军从台湾南部登陆，攻击台湾土著。大清政府一面加强与日本的外交交涉，一面积极整军备战，福州船政大臣沉葆桢出任钦差大臣，率军赶赴台湾，淮备武装抗击日军。 日军在台湾的「讨伐」并不顺利，受到了当地土著的顽强抵抗，加上时疫流行，减员严重。在列强调停下，中日两国半年后(1874年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约定日本从台湾撤军，中国向「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支付抚恤银10万两，日军在台湾所修的道路、兵营等，折款40万两由中国方面「愿留自用」。 在这一条约的导语部分中，明确说明日本出兵的理由是「台湾生蕃曾将日本属民等妄加残害」，「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

至此，日本虽然在台湾问题上没有斩获，但在琉球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日本代表团顾问、法国法学家巴桑纳表示：「1874 年日清两国缔结的条约， 最幸运的成果之一， 就是使清帝国承认了日本对琉球岛的权力。」

中日《北京条约》签订后，随著中国的注意力被新疆牵制，日本加快了吞并琉球的动作。

此时，琉球问题带给大清帝国的刺激，远远高于新疆问题：如果没有强大的海军，连昔日羸弱的日本也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但是，扩建海军的努力迅速被日益严重的新疆问题所阻断。左宗棠的西北备战已经基本就绪，只待一声令下，便可以西征入疆。有限的财政资源和国防经费，究竟应该是满足新疆的平叛，还是先兴建海军?一场有关「海防」「塞防」的大争论在大清展开。

1880年，抗俄还是抗日：大清帝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海防派」以李鸿章为代表，他们认为日本是中国最危险的敌人，海防建设刻不容缓，而且，自乾隆年间平定新疆以来，每年都要花费数百万两饷银经营「塞防」，效率低下，成本高昂。如今又要竭尽天下财力西征，不如听从英国的建议，承认阿古柏政权，接受其称臣入贡，将节省下来的塞防费用转而建设海军，对抗日本。 「塞防派」以左宗棠为代表，主张抗俄优于抗日，新疆决不可弃。左宗棠认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联，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部不安，匪特陕甘山西各边时虞侵轶，即直北关山亦将无安眠之日。」放弃新疆，将令整个中国失去西部的国防缓冲地带，只能导致今后的「塞防」成本更为高昂。而且，不战而弃新疆，对于民心士气及朝廷威严都将是沉重的打击，也不利于加强海防。

「塞防派」得到了更多的支持，当时的大清精英阶层普遍将俄国看做是战国时的强秦，危害最大。林则徐在伊犁「靠边站」时，就曾严峻地指出：俄国「将来必为大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认为俄国「尤为中华之所患」，提出「防英乎?防法乎?抑防俄乎?曰：防俄宜先」。薛福成则认为：「泰西诸国，畏俄忌俄，如六国之摈秦。据守海道，扼其咽喉。御俄之水师不得纵横四出，俄人亦以久居陆路，未骋厥志，辄思发愤为雄……俄非无事之国，不得于西，将务于东， 此必之势也。」

「海防」与「塞防」的选择，对大清中央来说，是痛苦而艰难的。两相比较，「塞防」似乎更为紧迫： 一、日本人的目标还只是琉球，而非台湾，琉球远在波涛之中，即使弃置，也还不伤根本;而新疆与内地山水相连，一旦失守，整个国防西线立即崩溃，无险可守; 二、琉球毕竟只是藩属，关乎「面子」，并不直接牵涉到军事或经济上的实际利益，而新疆则直接关系到国家安全的「裡子」; 三、俄国与日本相比，威胁更大。俄国既不同文，更不同种，而且力量强大;日本同文同种、一衣带水，而且力量还比较弱小，即使翻脸，也容易善后; 四、危机紧迫程度不同，新疆危机迫在眉睫，稍有延误，则整个西北局势就会糜烂，而琉球乃至台湾危机，还在萌芽发展，对日以防为主。 更为重要的是，新疆的叛乱既混合了种族矛盾，也混合了阶级矛盾，其与太平天国的馀部及捻军等都有呼应，当然是心腹大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