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的中国人会使用望远镜观察夜空么？

答案是肯定的，17世纪中国也有一批学者使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

古老的天文学发展的绝大多数时间里面，人们只是依靠肉眼进行天文观测。但是望远镜的发明，彻底改变了这样的情况。

17世纪刚刚开始的时候，传闻有荷兰人发明了一种能够将远处物体放大的光学设备，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听到之后非常感兴趣。不久，他便用一片凸透镜和一片凹透镜成功仿制了一台能将远处物体放大3倍左右的设备。经过一段时间的改良，他制造出一架了口径4.4厘米、长1.2米，放大率达到32倍的望远镜。而后他便用这架望远镜观测天体，发现了木星的4颗卫星、金星的相位、月球表面的凹凸不平、土星的两个耳朵等等非凡的成果。伽利略在1610年3月发布了他最初利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的结果，题为《星际信使》。

即便是那个时代的天文圈子，伽利略使用望远镜观察的结果也是轰动性的成就。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有这样个人，用他神奇的发明将天文观测提升到了一个以前难以想象的层次。而9年前的2009年，被定为国际天文年，原因无他，实是因为那是伽利略使用天文望远镜观察天空的400周年。

整个欧洲勤勉于学的人士都很快知道了望远镜的存在，而因为海外传教的原因，很多传教士也将这样的发明传播到了世界各地。

比如远在亚洲的大明。

其中第一个将天文望远镜介绍给中国人的，叫做阳玛诺。

阳玛诺是神父曼纽尔·迪亚士（Manuel Dias，1574–1659 年）的中文名字，又名伊曼纽尔·迪亚兹 (Emanuel Diaz)。他是耶稣会传教士，原籍葡萄牙。他于1601年到达果阿，后辗转到中国传教，最后死于杭州。故而他在1615年写成的一本叫做《天问略》的书籍里面，就提到了望远镜。

此段文字提及金星之相位、土星的旁边两个小星（实际为土星光环）、木星卫星及银河，都是伽利略的观测成果。也就是说，在伽利略发表《星际信使》5年之后，中国便有途径听闻其成果了。

阳玛诺属于当时比较出名的传教士，明史讲述传教士时候也曾言明：

其国人东来者，大都聪明特达之士，意专行教，不求禄利。其所著书多华人所未道，故一时好异者咸尚之。

可以想见，其著作是有一定影响力的。

查时间线，阳玛诺到达中国在伽利略发表《星际信使》之前。此后终其一生，他都未必有暇回转欧洲。他关于天文望远镜的认识，多半出于和欧洲的信件往来。他于文中并没有提及发明者的姓名，于望远镜的样子原理也都没有介绍，可能他在写书时候，对望远镜究竟何种样子，发明的人叫什么，也仅只耳闻，不甚了了。

1619年，望远镜实物传入中国。

望远镜传入中国是传教士有意为之。从利玛窦发现中国人于天文历法科学等项目格外好奇之后，耶稣会的传教方针便定为挟科技以传教。

多少世纪以来上帝表现了不只用一种手段把人们吸引到他的身边。垂钓人类的渔人以自己特殊的方法吸引人的灵魂落入他的网中，也就不足为奇了。任何可能认为伦理学、物理学和数学在教会工作中并不重要的人，都是不知道中国人的口味的——他们服用有益的精神药物异常缓慢，除非它有知识的佐料添加味道。

如果说利玛窦的以科技传教是出于个人的传教探索，那么后续的传教活动无疑是耶稣会有组织有规划的复制利玛窦的成功路线（其实前面说的阳玛诺的《天问略》就是这样的一部著作）。然而实际上早期来华传教士对自己的数学、天文水平并不十分自信，也并未随身携带太多科技方面的书籍。利玛窦曾经调侃过说

如果世界上只有中国一个国家，我确实可称一位大数学家，还可称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指中国人）以为我是一位万能博士，是欧洲绝顶聪慧之人……他们太抬举我了。

利玛窦去世后，龙华民成为其继任者。后者则直说：“今后凡将入华之神父，必先修习天算课程”。

故1613年龙华民遣金尼阁回欧洲的时候，就曾命他着重物色具有杰出天文、数学修养的传教士来华。同时搜罗西方科技书籍、器具一并带来中国，以便传教工作在利玛窦的基础上更进一步。

耶稣会的总会也对予以了足够的重视，金尼阁1619年返华时，带会了七千余部书籍和各类天文仪器，而这次他物色到的传教士中，也专门安排了三位精于天文的人，他们是，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

早期，这些西方仪器的用途很简单，就是摆在教堂，使得教堂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种类似博物馆的场所。这一方法有效吸引了一批来看“西洋景”的人。传教士以此吸引人群，进而向其讲解教义——以及做天文和数学方面的科普。当然，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后者可能更重要一些。

《帝京景物略·天主堂》中曾详细描述宣武门教堂内部陈设，望远镜称“远镜”：眼光过此，则视小大，视远近。

1623年，汤若望等来到北京，当时其活动方式大概也是如此。我们有理由推测，在传教士日常演示仪器、解答问题的“科普活动”之中，应该已有一大批国人尝试用望远镜进行天文观测了。

1626年，汤若望做《远镜说》，成为汉语世界第一部全面介绍望远镜以及相关光学知识的著作。《远镜说》也成为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内学习望远镜知识的第一参考资料。

崇祯年间，望远镜走上朝堂。

历史证明，传教士的科技传教是行之有效的。朝堂上下，皆知西人传教士精于天文。

在当时，明代的日食预测多次出现问题，崇祯皇帝终于决定重新修改历法。于是徐光启、李之藻开办历局正式开启改历工作，同时召集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入局。次年李之藻、邓玉函去世，徐光启又招罗雅谷、汤若望入局。

现在我们可以从《明史·天文一》中看到这样的内容：

若夫望远镜，亦名窥筒，其制虚管层叠相套，使可伸缩，两端俱用玻璃，随所视物之远近以为长短。不但可以窥天象，且能摄数里外物如在目前，可以望敌施砲，有大用焉。

这段对望远镜的简介，说明当时国内已经将望远镜应用于多种场景：看天象、看远景、大炮瞄准。

此外，还有一些使用望远镜观测天体的记录，如观测土星、木星、金星，同伽利略、阳玛诺的记录：

又谓填星形如瓜，两侧有两小星如耳。岁星四周有四小星，绕行甚疾。太白光有盈缺，如月之弦望。用窥远镜视之，皆可悉睹也。

以及对银河、昴星团的观察：

又谓云汉为无数小星，大陵鬼宿中积尸亦然。考《天官书》言星汉皆金之散气，则星汉本同类，得此可以相证。又言昴宿有三十六星，皆得之于窥远镜者。

虽然同在《天文一》，前后文中分别称“望远镜”、“窥远镜”。

这些天文观察是何时何地由我国何人验证的已经无可考稽，但是在《明史》中却还明确记录了几次使用望远镜观测的“大事件”。

在明末中西历法的比赛中，验证日食预测准确性的时候，是使用了天文望远镜的。

日食的预报，除了预报日食之初亏、食甚、复原等具体时间，又需要预测日食之食分。而在明末的几次比拼中，观测食分使用的器具正是望远镜。

《明史》中详细记录了比拼时候的测量项目：

至期，光启率监臣预点日晷，调壶漏，用测高仪器测食甚日晷高度。
又于密室中斜开一隙，置窥筒、远镜以测亏圆，画日体分板分数图板以定食分

到日食的那天，先定日晷，刻漏——就是先对表，确定时间正确。而以望远镜对准太阳（请不要轻易尝试）使用投影法将日影投影到一个标有刻度分数的“图板”上，通过日影对比，可以精确求出食分大小。

中国以前习惯使用水盆反射观测日食，精度粗细，可想而知。

崇祯末年，中国有了自制望远镜的能力。

明末大部分使用天文望远镜观测天体，都是使用传教士从欧洲带来的望远镜。徐光启在崇祯二年就上书建议朝廷自制三架望远镜：

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兼理历法，请造象限大仪六，纪限大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一，万国经纬地球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晷三，候时钟三，望远镜三。报允。

但是似乎并没有制成。最后在崇祯七年将西方传入的望远镜修理装饰一翻上交了事。崇祯八年（1635），李天经上书称：

臣即督同本局远臣汤若望、罗雅谷等，将其本国携来玻璃，星夜如法制造，今已造完。谨将窥远二具恭进御览。

这才真正完成望远镜制作工作。

而民间先后也有薄珏、孙云球等制作望远镜的人才涌现。

尤其是孙云球，曾做《镜史》一部，里面记载了多种光学设备。他还兼做镜子生意，配近视镜、卖望远镜，发家致富。

李渔《十二楼》冒神仙才郎不测 断诗句造物留情：

以上诸镜皆西洋国所产，二百年以前不过贡使携来，偶尔一见，不易得也。自明朝至今，彼国之中有出类拔萃之士，不为员幅所限，偶来设教于中土，自能制造，取以赠人。故凡探奇好事者，皆得而有之。诸公欲广其传，常授人以制造之法。
然而此种聪明，中国不如外国，得其传老甚少。数年以来，独有武林诸曦庵讳某者，系笔墨中知名之土，果能得其真传。所作显微、焚香、端容、取火及千里诸镜，皆不类寻常，与西洋土著者无异，而近视、远视诸眼镜更佳，得者皆珍为异宝。

而望远镜自此在中国逐渐流传开来，富商、官员尽可有之。

这才有开头的阮元《望远镜中望月歌》：

邹衍善谈且勿空，吾有五尺窥天筒。
能见月光深浅白，能见日光不射红。
见月不似寻常小，平处如波高处岛。
许多池影生魄边，大珠小珠光皎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