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建中街巡防队员王怀民我家里，存放着两本待业证，白色的那本是王怀民妻子的待业证，蓝色的那本是王怀民表姐的待业证。王怀民妻子的待业证是1984年在二七区铭功路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办的，王怀民表姐的待业证是1987年在上街区新安西路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办的。它纪录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年轻人就业路上的苦辣酸甜。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待业证与现在的失业证明、无业证明是有本质区别的。待业证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而失业证明、无业证明则带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点。我表姐说：改革开放初期，人们的就业观念与现在不同，那时人们的思想还很保守，很多人认为干临时工、到私企上班、做小买卖都不算就业，只能是“就业”前的过度，只有在国营企业、集体企业或事业单位有固定工作，端上“铁饭碗”才算就业了，“待业”就是等待找到“正式工作”；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现在人们的就业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业渠道也更加多元化，在就业问题上人们更加务实，认为有份能挣钱的活就算就业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了计划经济，“待业证”便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据王怀民妻子回忆，改革开放初期的郑州，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陆续返城，新成长起来的劳动力（初高中毕业生）也不断增加，“待业青年”成了当时重要的社会问题。再加上我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打击、取缔个体经济，进入全民所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公营企业成了年轻人的唯一选择。企业不能根据生产需要自行招工，待业青年完全依赖国家分配。当时，郑州市劳动部门安置就业的任务相当繁重。我妻子就是这千千万万个“待业青年”中的一员。
为了缓解郑州市劳动就业的紧张局面，市劳动就业局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改革了劳动就业办法，通过街道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向辖区待业青年发放待业证，待业青年必须凭此证才能择机安排工作。
1984年，王怀民妻子当时高中毕业，在家里闲着没事干，后来通过铭功路街道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又经过二七区人民政府劳动科盖章，办理了一张郑州市城镇待业人员待业证。当时她的母亲正好退休，于是她就顶替母亲成了郑州市某纺织厂的计划内临时工。由于她工作上表现积极，多次受到领导的表扬，单位很快就让她填写了《集体所有制招收新工人审批表》，还到离单位不远处的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进行了体检。
1986年，根据郑州市纺织局劳力字（86）第（6）号文，通过所在单位、铭功路街道办事处劳动服务公司和二七区劳动人事局层层盖章批准，我妻子才转为固定工。妻子被招为集体所有制正式工人后，待业证被盖上“已分配”的印章后就作废了。我表姐的经历和我妻子的经历几乎一样。
后来，像很多人一样，王怀民的妻子和表姐也经历了下岗的痛苦、自谋职业的艰辛……可她们在困难面前都是那样坚强和乐观。如今已经退休的她俩依然珍藏着自己的待业证，也珍藏着年轻时候那段美好的青春年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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