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 一生尝遍甘苦，书中说尽情仇

“评书四大家”是听众对我国四位评书艺术家的尊称，而一谈及这四位，有人就把相声界的“帅卖怪坏”四字套用在了他们身上——袁阔成的帅、刘兰芳的卖、单田芳的怪和田连元的坏。而缘何将单田芳先生的表演以一个“怪”字来总结呢？因为他的嗓音之怪，辨识度之高无人能比。

送走了这位全国闻名的表演艺术家，“评书四大家”就只剩下了两位。民间有句话流传：凡有井水处，皆听单田芳。这句话大概改编自叶梦得对于词人柳永“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评价，由此可以看出单田芳先生在听众之中的呼声。

曾想当医生,结果继承家业说评书

我生在天津，后来跟着家人到沈阳。外祖父王福义是最早闯关东的那批民间艺人，我母亲唱大鼓，父亲是弦师，小时候我就在后台扒拉着看——那会儿艺人们说完一段书，拿个小笸箩，下去敛钱。人家爱给就给，不给也没辙。当时我觉着这跟要饭没啥区别，我可不愿干这个。

新中国成立后我想的是念书考学，将来当医生。1953年高中毕业，东北工学院和沈阳医学院都给我寄了录取通知书。可是赶上我得场大病，上不成学了。家里人说，你还是学评书吧。

虽然我那会儿对这门艺术不感兴趣，可因为家里的熏陶，我们家祖宗三代都是说书的，所交的朋友大部分也是搞曲艺的，他们每相聚在一起，都是三句话不离本行，我妈怕学到的东西忘了，就叫我做记录，那会儿年轻，脑子好使，听一遍就忘不了，虽然我那时还没有说书，但满肚子都是书。

第二年，我就拜了李庆海为师，并和师父去了营口演出。按辈分我师父是庆字辈的，我应该是田字辈的，从此单传忠改名叫单田芳。如果我没记错，我是1955年到的鞍山，1956年大年初一第一次登台表演，到了1957年，我已经成小红人了。

嗓子动了三次手术，满嘴都是假牙

因为落实政策的事，一直迟迟不能解决。后来，又忙着恢复茶社，成立新的书曲队，着急上火嗓子坏了，耳朵聋了。动了三次手术，我的嗓子变成了现在这样。

“文革”的时候，我的牙齿被打掉了几颗后，牙疼从来没有间断过，开始戴牙套演出，结果掉牙就得换个牙套，得适应很长时间，作为评书演员，主要靠嗓子和牙齿，牙出了毛病，对我来说是个大的威胁。到了1984年，我一狠心把满口的牙都拔掉了，换了一口假牙。

这些年来，我一直跟我的满口牙做斗争。说书录书，或到各地去演出，满口假牙对我来说是一种新的折磨和痛苦。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率队到安徽省巢湖去演出，我的上牙龈肿了，还长了好几个脓包，不敢吃饭，不敢喝热水，可演出的日期不能更改，我只好忍痛坚持。临上场前，我找来一面镜子，忍痛自己挑，当血脓水淌净了之后，再戴上假牙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头痛欲裂，只好到医院去打镇痛剂。即使这种情况，我的演出依然没有间断过。

这辈子最崇拜英雄，感叹人生就是熬

我要是不说书了，真不知道干什么去。评书是传统艺术，后继有没有人，是个问题。外界感觉好像说书的就这么几个人，其实并非如此。我到东北地区和河北地区，那些小县城里，说书人很多，只是还没什么名气。

最近两年我倡导“红色评书”，想的是新中国成立60年、建党90年，咱们应当说说新中国来之不易，说说这些开国元勋的丰功伟绩。这想法好多人支持，正琢磨头一个讲谁合适呢，遇上贺龙的女儿贺捷生将军。她是长征时候最小的战士之一，给我讲她的经历，讲她的父亲，我很受感动。关于贺龙的书很多，我整理出来，加上她提供好多素材，录了300集《贺龙全传》。

从《三国》《隋唐》《大明英烈》，一直说到红色经典，书里有这么多英雄，生活中真正的英雄是什么样？这一辈子下来，我崇拜的是见义勇为拔刀相助，扶困济危雪中送炭，别人做不到的事情你做到了，你就是英雄。

我写了本自传，取名《言归正传》。说了100多套评书，老是别人的故事，到这儿言归正传，说说自己。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让年轻人多知道点老一辈的个人史，我觉得还是有益。动笔太累，我还是习惯说书，口述着录下来，让助理整理成文字，有30多万字。完了我一看，人生其实就一个字：熬。

四海为家苦漂泊，44岁重返舞台

新中国成立那会儿，我靠说书有了经济收入，也有了社会地位。我在辽宁鞍山定居，说书也算小有名气，不觉得这行低贱了。这辈子两次新生，新中国成立算头一回。

要说第二次新生，得先说我这辈子吃过最大的苦，就是“文化大革命”。我就是因为说错了话，成为“现行反革命”，被下放到了农村。

从小生长在城市，我是苗草不分，什么活儿都不会干。而且我下放那地方，是东北地区的穷中之穷，干一年连口粮都不够。为了糊口，家里所有的东西变卖一空，坚持了四年，到后来根本吃不上饭了。我心想，与其等死，不如铤而走险。

我就跑了。

当时吃饭要粮票，住宿要介绍信，到处都有民兵，可我愣是从农村跑出来了，哈尔滨、长春、沈阳，去了好多地方。为了维持生活，我跟别人学会制作“水泡花”，拿个罐头瓶泡几朵小花，叫我女儿去卖。除掉工本，一瓶能挣几分钱。积少成多，攒到几块了，就能买粮吃。

四年多在外边漂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了，落实政策，平反冤假错案。1978年，我恢复名誉，恢复公职，迁回城市，还拿到了国家赔偿我的十年工资——共计8000多块钱。那年，我44岁，重返舞台。

日均一亿观众收听,全在自家录制

说书这行当，到改革开放以后，又是新局面。书还叫评书，说法不一样了。我的理解，在茶社里说书，面对观众，有随意性，说完一段抽根烟，都没关系。电台不行，电台要求简洁明快，没有观众。上电视说书更不一样，要求更严格。

开始不适应，录音的时候，面对麦克风，空无一人，说成什么样也看不着观众反应，怎么整呢？我想了一个办法：录音棚有面透明的大玻璃，能看到外面的录音员，俩监听，一个主任。我拿他们当观众，看他们的表情。我一抖包袱，他们龇牙一乐，我心想这包袱抖响了。要是看见他们在外头唠嗑或是打盹，那说明这段书说得松懈，我得注意了。

到1994年，我退休后搬来北京，书录得更勤快了。开始是到北京电台去录，后来我自己办公司，租用录音室，一来费用较高，二来北京交通不方便。我就开始摸索着在家录书，每天早上三四点钟起来做功课。全国400多家电台，都有“单田芳书场”，每天超过一亿听众，我得供上人家播啊。早上起来满天星斗，我看书时头脑特清醒，看一遍闭上眼睛，这故事哪是重点哪该删掉，心里都有了数，打开机器就录。

怀念妻子 风雨40年妻子没享过福

在单田芳的传奇人生中，除了脍炙人口的多部经典作品外，令人感触最深的则是他与妻子的患难之情。

单田芳的妻子王全桂比他大8岁，父亲刚出狱时曾坚决反对这门婚事。一是嫌弃这个儿媳比单田芳年长，二是嫌她文化水平不高。

然而，妻子总是在单田芳最需要她的时候出现在身旁，患难与共。那些年，妻子原本可以留在城里，但为了单田芳，她每天都骑着自行车穿梭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用衣服换粮食，让家人有饭吃。

1992年，正当单田芳的事业如日中天时，妻子却因为多年操劳患上重病，有一次单田芳录完评书回家后，发现妻子面部发青，晕倒在地，儿女们赶紧把她送到医院，可是最终却没能抢救过来。

一天清晨，儿子从医院打来电话说：“我妈走了。”听后，单田芳心中的五脏六腑好像都被挖空了，那种感觉很难形容。儿子问他怎么处理，他说“低调处理”，不必通知街坊四邻和亲朋好友。

三天后，妻子火化，儿女们怕他伤心，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单田芳说，他看着空荡荡的屋子，他心里一片茫然，想到和妻子风风雨雨40多年，她就这么走了，今后的生活该怎么继续？想着想着，他放声痛哭起来，这种哭包含着留恋、苦涩和忧伤，但同时也有一些宽慰，因为她知道妻子这一生活得都太辛苦了，也许走了对她来说也是一种享受。

痛定思痛之后，单田芳决定振作起来，又重新开始录书。后来，很多朋友到了他家之后才知道，原来他的老伴已经不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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