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田芳去世，评书是如何走向衰落的？

编者按：今天下午，84岁的著名评书艺术家单田芳去世了。

截图来自微博@中国新闻周刊

早在2014年，就有人担忧中国评书的发展。现在的年轻一代，几乎很少听评书了，再加上著名的评书大家相继老去和离世，中国评书会就此完了吗？

今天壹读君为大家分享一篇2014年的文章《中国评书的天就要塌了》。

来源 | 凤凰新闻客户端【凤凰知道】

作者 | 魏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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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晚，因《杨家将》、《水浒传》等评书深受观众喜爱的评书大家田连元在沈阳遭遇车祸，驾驶汽车的儿子不幸当场死亡。深受重伤的田连元事后被送往医院抢救，医务人员称肺部伤势相对较重，因外伤造成少量出血，颈椎一个椎体爆裂性骨折。

田连元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中国人熟悉的几位评书大家，田连元、单田芳、刘兰芳等等都已经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如今田连元遭遇车祸，单田芳身体状况不好多次手术，评书本身也日渐式微，再这样下去，中国评书的天或许真的就塌了。

千年以来，醒木惊天论古今

评书是曲艺的一种。一人演说，通过叙述情节、描写景象、模拟人物、评议事理等艺术手段，敷演历史及现代故事。评书是北方的说法，南方一般称为评话或者说书，广东称为说古。评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化石”，年代特别久远，早在春秋时代就有人说书，到了汉唐有了专门的说书艺人。它是中国人创造的一种口头文学。战国时，诸子百家游说诸侯，经常旁征博引，用故事做比喻，后来形成许多脍炙人口的成语，像“怒发冲冠”、“刻舟求剑”、“滥竽充数”等，实际上这就是早期的评书。

而且，说书史和文学史紧密相连，历史上很多文学名著都是先有说书后有著作，可以说说书史远早于文学史。比如说四大文学名著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最初都是说话的话本。《三国演义》话本为《全相平话三国志》；《水浒传》则为《醉翁谈录》，而《西游记》来自于话本《大唐玄奘西行记》。

宋代是说书的第一个高峰，宋朝的笔记小说《东京梦华录》就记录了北宋都城东京开封府的各种城市风貌，包括说书的艺人，有民间也有宫廷里的说书人。说书这种表演的形式对明清小说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比如其中的开场诗，结束时候的“且听下回分解”一类用句都影响了明清的小说。明朝冯梦龙编的《三言二拍》，辑录了宋元明以来的旧本，包括文言笔记、传奇小说、戏曲、历史故事，乃至社会传闻，再创作而成，其中的“二拍”：《初刻拍案惊奇》和《二刻拍案惊奇》本身就是话本小说集。

说书对于普通中国人的影响更是深刻。在古代这种受教育水平有限，信息传播又不发达的年代，听说书很多时候就是为数不多的能接触外界信息和知识的渠道。而流传甚广的话本对于普通人价值观的塑造更是无法忽视。

评书也算得上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最主要的传播力，这种影响直至今天都没有消解。网友@叶润长萱在微博中说：单田芳老师是我最早的德育老师，教育我向《隋唐演义》里的秦叔宝学做人。

民国时期：“撂地”说三国，万人空巷

明末清初，已经成型的评书艺术迎来了大发展，那算是评书发展的繁盛时期，名家辈出，书目众多，书棚书馆遍及城乡。在清代，北京没有评书茶馆，说评书的都在马路边上，拉场子露天讲演。西单牌楼、东单牌楼、东四、西四，后门外、交道口，都是评书场子。自从庚子年后禁烟，北京的评书馆子，才渐渐兴旺。直到民国二十年前，说评书的艺人，都上馆子，露天场儿说书是见不着的。

号称“评书大王”的双厚坪，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他的书路极宽，擅说《隋唐》、《水浒》、《精忠》、《济公传》、《封神榜》等书，听众誉之为“双记书铺”。又由于他技艺精湛，学识渊博，获得“评书大王”的称号，与“京剧大王”谭鑫培、“鼓界大王”刘宝全并称为“艺坛三绝”。

渐渐的在茶馆说书就越来越不景气了，说评书的都开始“撂地”了。评书艺人连阔如在30年代北平的报纸上开有专栏，他记录了这一转变：“近几年来，闲散阶级的人，日日见少。听评书必须有闲功夫。闲人少了，说书的座儿，也受影响。哪位说北平的闲人有的是？我说那不是闲人，是失业的人。他们虽闲着，吃饭还困难哪！哪里有钱去听评书？听评书的闲人，是有资格的闲散人物，不是没有钱的闲人。如今我调查了几处，各评书馆的座儿，全都减少。开馆子的维持不住的已有数家，其余的都是扎挣劲儿，勉强支持。评书演员，有许多都往天桥找地。今年夏天，天桥的评书场儿，据我预料是比往年多得很哪。有些个说书的艺人，还想不开，认为在天桥上地，是憨蠢，还不肯去上明地。其实早年的评书演员，都是在大街的路旁，拉场子露天讲演，在天桥上明地何足为辱？挣养家便算好手，何分彼此？我很希望说书的艺人，迎合听主，往天桥上地，来个说书的大比赛，倒是热闹。好听书的人们，乘此机会，又逛天桥，又听评书，不可错过这个好机会。”

天津评书老艺人刘立福已经九十高龄了，还坚持在剧场里说书。他12岁起就跟着父亲泡在书场上，泡着泡着就被“扣住（吸引住）”了。他回忆说：“评书的门道真多。别人说五天的书，师爷能说上半拉月，处处有‘闲白儿’。‘闲白儿’又叫‘书外书’，离故事的主线不远，随时能回来。有人专爱听这个。”

书场说书，十几分钟说一段，一段一收钱，为尽可能让观众留下来，每段书都要留“驳口”。驳口的功能类似章回小说的“且听下回分解”，诀窍是利用语言或情节制造悬念。陈派评书，驳口是一绝，明扣、暗扣、虚扣、实扣、连环扣……变化多端。包袱怎么包的，要包什么，得让人看明白。包袱一抖，出来的东西跟原先不一样，矛盾打这来，趣味打这来。

书场子里头什么人都有，少爷、老头、玩鸟的、下棋的，听一段书出去接茬做买卖的……有人想听热闹、有人想听包袱、有人想听故事、有人想听道理；有听书找乐的，有想听哭了的。把台下说哭了难，说乐了容易。师爷、父亲上台一搭眼，就知道台下想“吃”什么。想吃什么，喂什么。

据资料记载，当时“撂地”说书人说《三国》，便万人空巷，把街道围得满满的。另外，评书与相声也有很大的渊源。尤其是单口相声和评书的“片子活”技巧几乎相同。有些相声的“段子”也来源于评书章节。评书俨然已是当时最流行的文化。

评书文化的流行，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那个时代人物的行为方式，有一种戏剧化的状态。抗日名将张发奎在回忆录里说，冯玉祥一次开会晚了半个小时，就跪下抽自己的耳光，后来他的部下联名求蒋介石将他调走，因为跟他在一起，戏剧化过强，有些扛不住。民国时代的许多名人，似乎潜意识里不是为了名垂史册，而是为了进入评书。那时评书鼎盛，人自然有评书意识，表演性很强，大家一有机会就立言立行了。

单田芳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田连元：让评书走上电视的第一人

评书在1949年前一直被看成是江湖卖艺的，说评书的人也是闯荡江湖，走到哪儿说到哪儿，登不得大雅之堂。1949年以后，评书逐渐被归为曲艺团的编制之内。在北京、天津、河北、东北，有数不清的说书艺人，他们或消失于民间，或归纳于体制。“文革”期间，评书被当成四旧、牛鬼蛇神，成了“革命”的对象。但这种深深扎根在群众心中的艺术，并没有因为“文革”浩劫而消失。

1979年，评书终于又回到了老百姓的生活中，当鞍山市人民广播电台把新录制的评书《岳飞传》通过电波传播出去的时候，评书又恢复了她的生机和活力。刘兰芳的丈夫王印权回忆，《岳飞传》在鞍山首播的时候，受到了听众的热烈欢迎，几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他说:“文革期间文艺形式比较单调，就是样板戏和革命歌曲。《岳飞传》一出来，人们感到非常新鲜;《岳飞传》播出的时候刚刚粉碎‘四人帮’不久，文革期间很多群众受到压抑，老干部受到迫害。《岳飞传》说的恰恰是一个爱国英雄精忠报国的故事，但受到秦桧的陷害，一下就和很多老干部受迫害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历史出奇地相似。”所以，《岳飞传》在当时与邓丽君的流行歌曲一样，成了大江南北的流行现象之一，刘兰芳的名字可能也是当时文艺界知名度最高的人。

杭州评话《岳飞传》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更为巨大的影响在于评书走上电视，而在电视上说评书的第一人就是田连元。1980年，田连元录制了广播评书《杨家将》，播出效果非常好。后来，辽宁电视台台长提出，广播能够播评书，为什么电视不能播呢？当时电视台播评书确实有阻力，一是因为那时的电视台频道资源很少，二是大家都认为电视是一种视觉艺术，讲究画面的精彩变化，你一个人在那儿坐着讲那么长时间有人看吗？领导的态度很坚决，大家就尝试着开始。当时他们选定了《杨家将》，而评书人就是田连元。

据田连元自己的回忆：“当时电视台给我的每期节目20分钟，而平常我的一场演出单元是2个小时，这就意味着我必须要在三四分钟内吸引住观众，这在节奏的把握和高潮、结尾的设计上都是全新的挑战。古老的艺术想要在现代传播方式的电视中占有一席之地，我觉得本身的语言表达也要有区别。电视语言需要更加精炼、富有哲理，而评书本身则要求有‘哏’，也就是幽默感和喜剧特色；有‘劲’，也就是有悬念。”

1985年，电视评书《杨家将》在辽宁台开播，播出了几十集，也没有收到观众的反馈。一个多月后，有一天因为转播足球，把评书停了一天，结果一整天，打进电视台的电话就没停过，都在问“为什么不播评书？”1987年，北京电视台也开始播放田连元的《杨家将》，用媒体的话说“当时达到万人空巷的程度”。

30年后可能就没人说评书了

二三十年过去了，评书仍像当年一样，是广播中最重头的内容之一。当年刘兰芳讲《岳飞传》，最多的时候在一百多家电台播出，而今天单田芳的评书已经覆盖了全国五百多家电台。尽管今天的娱乐消遣方式多种多样，但听评书仍是人们最喜闻乐见的方式之一。可是，历数一下今天说评书的人，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田战义、连丽如、张少佐、孙一……能说评书的人不超过10个。

刘兰芳说评书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单田芳先生对此深有体会：“说书解放以前没人管，沈阳好就去沈阳，营口好就去营口，1949年到1955年，政府也不严格管理，有特业科，到哪里去演出要开介绍信，有这个介绍信好办事。到了1955年，不能随便流动了，我当时正在鞍山，艺人登记，写履历，文化局存档，成立曲艺团，派干部来管理，有组织了。”

“我最早所在的鞍山曲艺团，出了不少学员，男的女的十五六个，大部分是艺人的子弟，都干了本行。一代一代都是这么下来的。现在改革了，学这个将来上哪儿就业去？谁开工资？没有就业的机会，自身都难保。所以随着这个社会的变迁，学评书的人越来越少。”

评书这门艺术的传承和其他艺术有所不同，它不是简单的口传心授，从前，带徒弟都是要管徒弟吃喝，徒弟跟师父形影不离，观察师父的言谈举止、表情动作，从中领悟。特别是，师父在茶馆说书，徒弟在下面看，可以仔细琢磨今天师父哪些说得好，哪些说得不好，在台上台下的交流中，能获取很多经验，现在都是对麦克风说，没那个条件了。

评书还会有人听，可能真会无人讲。10年“文革”没有摧毁评书，但是在传媒时代的评书繁荣背后，评书面临着后继无人的窘境。评书演员孙一说:“30年后可能就没有人说评书了。”这话绝对不是危言耸听。作为评书界最年轻的表演者，孙一今年已经40岁，他说:“我回头一看，怎么没人了？”

单田芳 图片来自图虫创意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x 正版图片联盟 x 壹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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