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苏州金阊区曾发起过“阊门寻根”的活动，得到苏北各地学者与民众的热烈响应，阊门被认为是当年数十万移民出发、集散之地，也被视为中国寻根问祖的重要朝宗圣地之一。为什么阊门寻根得到如此力捧？咱们得从一则苏北民间移民传说：“洪武赶散”讲起。
阊门寻根现场图
“洪武赶散”是指明洪武年间太祖朱元璋对于当时人烟稀少的苏北地区，选择将江南地区大量人口迁往垦荒。此举被视作一石二鸟典范：既把张士超江南老巢民众逼散打散；又解决苏北地区地广人稀垦植不足的问题。此传说仅见《续修盐城县志》可考：“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怨，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二郡。”然而这部县志的说法实则来自盐城凌兰荪《凌氏族谱》。显然是以民间传说为依据的，不能作为真正史料。
“洪武赶散”示意路线图
那么，朱元璋就不曾对江淮进行过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明史·食货志一》（卷七十七）专节记述明初移徙之事，“太祖时徙民最多”，然所记移民涉及江南者三条，一为徙苏、松、嘉、湖、杭民之无田者四千余户往耕临濠，一为徙江南民十四万于凤阳，一为屡徙浙西及山西民于滁、和、北平、山东、河南。并未言及移徙江南之民往耕苏北一带。即使野史杂记中也几乎找不到与洪武赶散或红巾赶散的相关记载。诚然明初江淮的确有过移民，但这次移民主要是基于逃赋自发形成的移民。
明初，朱元璋为惩罚苏、松等江南缙绅支持张士诚反抗，对苏、松等江南地区实行重赋政策，并规定苏、松等江浙人士不得任职户部，以防止其偏袒家乡。朱棣夺帝后，江南之赋复重，以致“天下之农民固贫矣，而苏、松之农民比于天下，其贫又加甚焉”。（《江苏通史·明清卷》第107页）据《江苏通史·明清卷》，当时全国每亩平均负担田赋3.46升，而苏州府承担高达28.53升，是全国平均数的8.2倍，常州府也有8.19升，是全国平均2.3倍。洪武时，苏州府田赋从元代88万石增至明初270余万石。
实行这样的重赋政策，朱元璋还不允许有异议，洪武十年（1377），苏州知府金炯以官田、民田赋税轻重悬殊，不便征收为由，建议减重租田赋与官田一律，被明太祖诛杀，就连赞同此建议的户部尚书滕德懋也被以盗用军粮罪名被杀。
从上述记载来看，朱元璋显然不会让这些他要惩罚的江南人轻易迁移逃脱惩罚。倒是一些江南百姓为了逃脱沉重的赋税，而离开江南诸府。《江苏通史·明清卷》记载，苏州府太仓州洪武年间，见丁授田16亩，洪武二十四年（1391），黄册原额67里、8986户，到宣德七年（1432）再造册时，只有10里、1569户，再经核查实际户口仅存738户。这里虽然未说明逃亡的具体方向，但大规模逃亡持续进行却是不争的事实。
残酷的重赋政策自然会激起江南士民的强烈不满。《江苏通史·明清卷》认为，明清时期，淮扬百姓许多自称其祖来自“苏州阊门”，部分地反映了“洪武赶散”的后裔憎恨朱元璋、拥戴张士诚的情结。大量江南地区民众移居苏北一带，但非朝廷有组织的强制迁移，更可能的是江南百姓（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随张士诚或朱元璋部队进入江南的苏北原住民）为了逃避江南的重赋压榨而逃亡苏北的自发行动。
所谓赶散，实际是追逃。明廷派兵追赶这些逃户。想来为了应对当地土著，也为了应对后代，这些逃户们编出一些“洪武赶散”的故事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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