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名人故事」第13期《傅莱：从天津去投“八路”

天津五大道，被誉为“万国建筑博览会”，无数中外历史名流在中国近代史上风云际会，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足迹和岁月的回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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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莱：从天津去投“八路”》

作者 | 宋安娜 · 朗诵 | 路芳

今五大道地区的云南路48号是个极不起眼的所在，却是一处国际主义战士走上抗日战场的出发站。小院里，短短的甬道通往一座建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式三层楼房，尽管砖瓦的缝隙里时时透出岁月陈年的味道，但那高高的老虎窗依然如志士当年的炯目，执着地注视远方，寻找红星照耀的地方；外廊式双跑楼梯上，老旧的楼板也还回响着那个大个子奥地利犹太人急促有力的脚步声，脚步声从这里开始，历经辗转，最终抵达枪林弹雨的抗日前线——这里便是奥地利籍犹太医生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的故居，中国人亲切地称他是“来自奥地利的白求恩”。

理查德·傅莱

傅莱原名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生于奥地利维也纳一个普通职员家庭。他同情底层人民，参加了维也纳工人运动并于1937年加入奥地利共产党。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傅莱的名字被列入盖世太保的黑名单，随时都有被捕杀的危险。这年12月，在奥共地下组织的帮助下，他紧急转移到意大利，然后辗转来到中国。他到中国的目的只有一个：投“八路”，去消灭法西斯！

1939年为躲避纳粹德国迫害而来到上海的傅莱

傅莱口袋里揣着仅有的5个马克，抵香港、走上海，千万百计寻找投奔八路军的途径。1939年春，为了就近打听八路军的消息，他来到天津，先后在德美医院和马大夫医院工作，住进了云南路48号。从此，这栋小洋楼便成了他投“八路”的出发站。

傅莱故居（今和平区云南路48号）

云南路48号小洋楼伴随傅莱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那时天津已经沦陷，傅莱要想投“八路”，只能秘密寻找。有一次，他听说冀东有八路军活动，就迫不及待地跑到北戴河，不顾危险，只身一人进山寻找。他人生地不熟，在山里乱闯，不料碰上了日军的封锁线。幸好他隐蔽及时，没有被发现，这才得以平安返回。1940年，他结识了在保定基督教青年会任职的进步人士美国人哈本德，哈本德帮助他与中共北平地下党取得了联系。终于找到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一刻，只有这栋小洋楼秘密地承载了傅莱的狂喜。

云南路48号小洋楼还见证了傅莱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特殊贡献。中共北平地下党考虑到傅莱的医生身份，要求他利用在医院的便利条件，为八路军采购和运送部队急需的药品。从此，在这栋小洋楼里，实施过一次又一次的秘密购买，策划过一次又一次的惊险运输。

傅莱（右四）

1940年8月，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战斗异常激烈，伤员很多，急需大量奎宁、消炎粉和红药水。日军为了防范药品进入抗日根据地，加紧了对天津外运物资的检查封锁。傅莱有一批药品急待运出，正无计可施时，意外得到一个消息，说有个德商要把一批化妆品运到北平。傅莱是奥地利人，获得德商信任比较方便。他说自己也有一批物资要运到北平，然后亲自护送药品到天津车站，与德商的化妆品同行。日本与德国同属“轴心国”盟友，因此日军对这批物资没有严格检查。

就这样，在傅莱的安排下，这批药品顺利通过道道关卡，安全地运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支援了百团大战。傅莱“智运药品”的奇闻在晋察冀军区不胫而走，司令员聂荣臻通过地下党传达了对他的赞扬和感谢。

终于到了告别云南路48号小洋楼的时候。1941年秋，傅莱接到通知，北平地下党派一位地下交通员来接应，走西山妙峰山去八路军平西抗日根据地司令部。傅莱欣喜若狂，立刻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将其他物品交由他的厨师保管。那时，天气已经渐凉，傅莱找出一件皮夹克披上就离开了云南路48号的家。

傅莱是个大高个儿，又生得白皮肤高鼻子，目标太醒目，他们只能白天潜伏夜间疾行。山上的夜晚十分寒冷，傅莱却走得浑身大汗淋漓。疾行一夜，天亮时住进老乡家。刚躺倒在暖烘烘的土炕上，傅莱就呼呼大睡，他太累了，连皮夹克都来不及脱去。待他一觉醒来，跳下炕，他的皮夹克竟噼噼啪啪地爆裂，然后如一片片落叶坠落一地。原来，皮夹克已被他的汗水浸透，又被暖烘烘的土炕快速烘干，就禁不住爆裂了，他竟然浑然不觉。

傅莱（右）

傅莱从云南路48号走出去，走上中国人民抗击日本法西斯的战场。他来到八路军晋察冀分区的白求恩卫生学校，从事医疗教学和战地救护。“白校”的生活异常艰苦，但他很快就融入革命队伍，仅用了半年时间，就能用中国话与战士和农民交流了。由于敌人的封锁，抗日根据地药品奇缺，疟疾流行。傅莱也在打摆子（按：疟疾的俗称），但他以顽强的毅力支撑着身体，向中医求教。他找到一套用针刺治疗疟疾的办法，又找来许多缝衣针，到作战部队试验、推广，许多战士通过他的土法治疗恢复了健康。

1944年，傅莱来到延安，在延安医科大学从事传染病内科教学，并成为在中国成功研制青霉素第一人。那时，治疗多种感染性疾病的特效药青霉素已于1941年在英国用于临床，1943年美制青霉素便大量用在盟军各地战场。眼看着八路军将士受伤后不能得到青霉素的有效救助，傅莱决定自己制作。当时延安的生产环境和生产设备也不尽如人意，摆在傅莱面前的困难可想而知。傅莱不畏困难，土法上马。没有培养细菌的恒温设备，他就造了一台“特大型土制恒温培养箱”，靠烧火让培养箱内实现恒温；没有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他就抱着发酵瓶振摇。经历了五十多次的失败后，傅莱在延安的山洼洼里终于研发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批初制青霉素。这一技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拯救了无数伤病员的生命。

1949年初，傅莱于时隔8年之后得以重回云南路48号，这里正是他投“八路”的出发站。他随解放天津的部队参战，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天津解放后，傅莱回到云南路48号，找到那位厨师，取走了一些衣物。当年从这里走出去的是名青年犹太医生，今天回来的已经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国际主义战士了！

傅莱于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2004年逝世，党龄足足六十年，是中共“洋党员”里党龄最长的。他去世后被安葬在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白求恩卫生学校所在地河北省唐县，与白求恩、柯棣华一起，受到中国人民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