潮汕方言折射的文化特征，一方土水养一方人

潮汕方言作为潮汕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已然成为文化认同的标志。今天将从潮汕方言角度入手，谈谈方言中折射的文化特征。

传承性

潮汕话有“古汉语活化石”之称，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曾说过“汕头话是现今中国方言中最古远，最特殊的。”许多人称赞潮汕人说话很雅，其实我认为这也和潮汕方言有关。

潮汕方言至今仍保存着古音以及古文言文的用语习惯。比如，日常生活中，我们“走”称为“跑”，“跑”称为“走”，“乞丐”叫做“乞食”，“夜晚”叫做“冥”……诸如此类的表述，实在数不胜数。

根据李新魁先生在《潮音证古》中的研究，在潮汕方言形成的四个阶段的语音系统中，主流是汉魏时期的读音，在潮汕方言的词汇系统中，汉魏时期的用语保留的也最多，例如，我们将睡觉的床叫做“眠床”，而这一用法在南北朝时已可以见到，南朝《冥通纪》有言，持之南行，取己所住户十二步，乃置于眠床按上。

而这种传承，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潮汕方言相对于中原大地语言变化发展的“滞后”。而这种“滞后”，很大程度上源于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

潮汕文化发源于珠江流域，距离如今多数人所认同的中国文明发源地——黄河流域着实甚远。潮汕人心中本就有着一种“山高皇帝远”的独立心态，加之潮汕位于丘陵地区，地形起伏较大，而古代交通技术有限，更不便于潮汕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进行交流。长期以来被称为“蛮夷之地”，“化外之区”。也正是因为这种“相对封闭性”，才使得潮汕文化能较长久地保持地方的特色。

包容性

历史上，潮汕地区因政治中心较远，政治上的动荡对潮汕社会的影响相对较小，总体氛围较为稳定。因此，在社会动荡的时期，就会有一些中原地区的人们为了躲避战乱而来到了潮汕地区。例如历史上“永康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难”就是三个典型时期——大规模的中原人民南迁到潮汕地区避难。

而这些来到潮汕地区的中原人，带来了中原地区的语言习惯，生活习俗，与潮汕本土文化进行直接的碰撞和交流。还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促成了潮汕文化与中原文化的交融，那就是大批来到潮汕的文人志士，例如韩愈，常衮，杨万里，周敦颐等等，他们有的是遭受贬谪而来此“蛮夷之地”，有的则是被任命为“封疆大臣”管理潮汕地区，但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他们来到潮汕地区之后，都大力传播中原的语言，文化，对语言文化的交流以及潮汕地区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尤其是在唐代以后，中原的文化在潮汕地区广为传播，潮汕许多居民成了接受和掌握中原文化的学者，经由科举而入朝做官者甚众。这说明了唐宋以后中原的华夏文化已被潮汕文化所吸收。

在潮汕的方言中，至今也仍然保留许多唐宋时期的用法，譬如潮汕话中将“生意”称作“生理”，而这早在苏轼《次韵高要令刘湜峡山寺见寄》一诗中就有“陋邦真可老，生理亦粗足。”这便可见潮汕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

这里还不得不提到一个特殊的群体——潮商。沿海的地理环境，便利了潮商的发展，自宋，元年间，便开始有潮汕人移居海外，而到了清朝中期，许多潮汕人便搭着“红头船”到东南亚等地谋生，开始了潮汕人民海外移民的第一个高潮。

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外国的语言就通过这些外出的潮汕商人传入潮汕地区，在现今潮汕的语言体系中，就有不少的词语来自马来语等外语的音译。例如，我们将“喜欢”叫做“舒噶”，“行李”叫为“甲毕”，诸如此类的还有很多。这些都充分体现了潮汕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这样一种多元聚合的文化，其包容性自然不言而喻。

海洋性

纵观潮汕方言，其中有不少词语或俗语与海洋密切相关。潮汕地区因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有相当规模的外贸活动；而进入明代之后，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对外商贸更为发达。

潮汕地区地狭人稠，人口与资源环境本就有相对剧烈的矛盾，加之潮汕地区的土壤为贫瘠的红壤，收成难以有大规模的提升，这样的生存环境和竞争环境下，培养了潮汕人“爱拼才会赢”的精神，同时也为潮汕人靠海而生提供了客观的必要性。譬如潮汕话中厉害称作“浪险”，其实正真实地反映出潮汕人的生活方式：潮汕人以海为业，一旦海上风浪大，便无法出海捕鱼，生活可能因此陷入窘境，因此海浪险恶就变成最厉害的事情了。

在潮汕俗语中还可以看见潮汕先民智慧的结晶。“六月鲫鱼存支刺”（形容六月的鲫鱼太瘦不好吃，此时不该捕抓鲫鱼），“六月薄壳假大头”（指的是六月的薄壳肥美，大小可以和大头相媲美），这些俗语都显示出先民的智慧，同时也反映出潮汕地区浓郁的海洋性特征。

潮人祖祖辈辈不论在怎么样的艰难险阻之下，依然如故的走出海洋、走向世界，潮人在发扬自身文化优点的同时，也较为注重吸收其他文化的长处，从而使自己的文化得到补充和升华，形成了潮汕文化强大的兼容能力等特点。

所有的这些文化特征，都与潮人的迁徙、奋争，创业、融合、开放创新的历程融成一体，并通过潮汕方言折射出来，融入到潮汕人民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去。我想这也是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光辉璀璨的一个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