撒切尔夫人｜欧洲的政治架构

按：本文为撒切尔夫人1992年在荷兰海牙的政治演说（Speech in the Hague），又称为“欧洲的政治架构”（Europe’s Political Architecture）。在演讲中，撒切尔夫人回顾了欧共体（欧盟前身）的起源，德国问题在欧洲政治史上的重要地位，以及美国的军事存在对欧洲均势的意义，更重要的是，早在1992年，她就洞察到欧共体内部的两条路线之争（简单说即超民族的中央集权的联盟vs.主权国家的、去中心化的松散联合），并明确指出欧洲一体化的问题所在。作为英国保守党“疑欧派”（Eurosceptics）的代表，撒切尔夫人的这篇演讲对我们理解英国的脱欧大有裨益。本文由 马红邑 译，万吉庆 校，译文全文约11400字。本文为摘录版，约6000字。英文原文见文末的“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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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先生，我们现在的欧共体是在形势迥异、应付迥然不同的问题时创立的。

鉴于近来的形势，我们不得不质疑它所反映的政治思想和经济理论。

今天我就要做这件事。我打算回答三个问题。

首先，我们如何妥善应对德国的重新统一和复兴所造成的欧洲失衡？

第二，我们如何改革欧洲体制，使其适应后共产主义时代欧洲的多样性，并实现真正的民主？

第三，我们如何确保新欧洲有助于（而非破坏）世界的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

问题的答案不应倚赖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传统的集体主义智慧。

那是昨日的未来。

我们必须借鉴过去十年间席卷世界的自由、民主、自由市场和民族国家的理念。

欧共体的起源

我们现在接手的欧共体，是在与今天的形势大不相同的情况下建立的。

丘吉尔在1946年以其特有的宽宏大量，在苏黎世演讲中主张，德国应通过他所谓的“欧盟”，即“法、德之间的联合”走上正轨。

这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需要美国的领导。

在1947年的寒冬，时任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遍访欧洲之后，提出了援助的想法。

（援助的）原动力是为了欧洲的复苏。

它在很大程度上要归于美国人单纯的善意。

某种程度上，也基于商业算计——在自由贸易的环境下，欧洲的繁荣也是美国的繁荣。

但最主要的，是为了应对斯大林的威胁。

东欧的情况表明，意志消沉的民族无法抗拒共产党人的接管，马歇尔计划则旨在帮助西欧重新站稳脚跟。

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1945年时，谁能料想到1951年，从战败和毁灭中走出来的德国居然比英国的出口额还多？

但我们一再发现，为特定问题设置的机构，反而成为解决新问题的障碍——甚至它们本身就成了问题所在。

德国问题

主席先生，首先让我谈谈德国统一带来的新形势。

请允许我说，如果今天我是一位德国人，我会感到骄傲——骄傲但忧虑。

我会为德国的辉煌成就——如国家的重建、民主的巩固以及在欧洲取得的不容置疑的领先地位——而骄傲。但我也会担心欧洲共同体及其发展方向。

一个重新统一的德国不能、也不会无限期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外交政策服从于欧共体的利益。

然而，无论做得好与坏，德国新的卓越地位都是一个既定事实。

不过，德国的实力确实是个问题——对德国人和欧洲其余国家都是如此。

德国太大了，以至于无法成为欧洲（权力）游戏中的一个普通玩家，但是，它又没有强大到对邻国建立起不容置疑的霸权。

1870年以来的欧洲史，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找到遏制德国的适当架构。

作为德国的邻国，法国对这一点看得最清。

1929年的白里安，以及“二战”后的舒曼都提议建立经济联盟来实现这一目标。

白里安提议时正值纳粹崛起，后者使这一高瞻远瞩的计划流产，最后宣告失败。但舒曼关于欧共体的愿景之所以实现，得益于一系列非常独特的有利环境。

苏联的威胁使欧洲的合作势在必行。

德国本身是分裂的。

西方其他国家寻求德国参与西欧的防卫。

西德需要北约和欧洲共同体能给予的声望。

而且，美国在欧洲的存在和领导也减少了德国邻国的担忧。

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德国的统一，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

一个大约由30个国家组成的新欧洲正在形成，德国的权力问题再次浮出水面，政治家们争先恐后地提出解决办法。

起初，法国希望战后法国主导的法德伙伴关系能够延续下去。（德国的）科尔总理与戈尔巴乔夫单独而成功的谈判，很快就证明这是一种幻想。

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接下来的反应是，寻求将这个德国巨人限制在欧共体的联合决策范围内。然而，事实将很快证明，这也是幻想。

德国在欧共体的优势是如此明显，以至于任何重大决定都不能真正地违背德国的意愿。

在这种情况下，欧共体增强而非遏制了德国的力量。

请允许我用两个例子——其中本人支持德国的立场——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我在前面已经提到，德国承认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决定，这迫使欧洲其他国家跟进。

第二，尽管受到七国集团一些国家的敦促，德国央行仍然拒绝执行轻率的财政政策。

无论我多么赞同这些政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德国遵循了自己的利益，而非听从邻国的建议，这些邻国随后被迫调整自己的立场。

均势

由此而言，可以最好地容纳德国权力的欧洲是一个更为松散的欧洲，其中，各民族国家保留行动的自由。

如果德国或任何其他强国执行一种为其他国所反对的政策，它就会自动触发一个反对它的联盟。

最终的解决方案将反映出对手的相对实力。

然而，（欧共体）共同的外交政策很容易反映最有实力的玩家的利益。

受困于共同外交政策的欧共体成员国的严重争端将引发危机，牵连共同体涵盖的一切事宜。

这里的普遍悖论是，过于雄心勃勃的合作尝试，很可能会制造冲突。

如果欧洲各国仍然有空间作出自己的决定并遵循自身利益行事——就像在海湾战争中那样——那么我们将会建立起更加和谐的关系。

但是，否认这种均势是毫无意义的。平衡有时会被打破并导致战争。欧洲自身无论多么有组织，仍然发现德国的权力问题是无解的。

欧洲真正享有稳定，始于美国成为欧洲的一支势力。

因此，第三种回应是保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

美国的实力如此强大，足以使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相形见绌。

过去，面对苏联强权，美国向欧洲国家提供了安全保证；如今，对于德国的崛起，它又发挥了类似的作用——德国人对此也心领神会。

为什么我们不担心美国会滥用权力呢？我们很难为一个不愿意滥用权势的大国而焦虑，相反，我们最担心的是美军撤离欧洲。

这就是问题所在。

美国国内有一种要求撤出欧洲的孤立主义观点。

它同样也被欧共体内部的类似想法激发和鼓励：即经济保护主义和“小欧洲”的政策。

在贸易方面，在关贸总协定的谈判上，在北约的结构调整上，我们需要奉行这样的政策，说服美国继续作为一支欧洲力量。

自由与民主的欧洲

如果需要美国来维护欧洲的安全，那么维持欧洲的自由和民主需要什么？

欧共体创始人在起草《罗马条约》时，借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经济传统的特点。

他们从自由主义中借鉴了自由贸易、自由市场和竞争。

他们从社会主义（伪装成社会天主教和社团主义）中学到了管制和干预。

30年来，直到《单一欧洲法案》（注释：1986年2月由欧共体理事会签署。主要内容：在1992年年底前实现商品、资本、劳务、人员自由流动的统一大市场）签署前，这两种传统一直处于无休止的、不被承认的紧张状态。

如今，随着理事会利用《单一欧洲法案》累积了更大的指导权和管制权——欧洲到了必须在两种方式中做出抉择的地步。

它是否会成为一个严格管控的、中央集权化的官僚主义联邦政府，并在整个欧洲大陆实施统一的标准？

或者，它是否会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松散的、去中心化的自由市场的欧洲，建立在一个自由贸易区内部不同国家税收和监管体系相互竞争的基础之上？

至少德洛尔先生（注释：时任欧共体委员会主席）似乎很清楚。

欧委会主席的雄心向来坦率得令人敬佩，甚至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的墨迹未干之前，他就在为该委员会寻求更多的资金和权力，该委员会或将成为共同体的行政机构，换言之，一个欧洲政府。

除这一条约之外，还发出一个倡议来满足委员会对共同体“单一制度结构”的要求。

因此，毫无疑问，欧委会主席追求的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欧洲联邦国家。

他迫切地推动联邦主义事业也没有什么神秘可言。

尽管他可能希望推迟因东欧国家加入带来的欧共体的“扩大”，但他也意识到这是不可能的。

苏联将暴政强加给半个欧洲是一回事；布鲁塞尔压制半个欧洲将是一场道德灾难，它会剥夺欧共体在欧洲的合法性。

委员会知道，未来数十年内，它将不得不接纳新成员。

但它希望提前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化的——而且是不可逆的——超大国，这样新成员国将不得不按照联邦制的条款申请加入。

与其说，这是建造一个共同的欧洲家园，倒不如说是一个共同的欧洲监狱。

而且这是不可能的。

想象一个由30个国家组成的欧洲共同体，其中，从德国到乌克兰的经济生产率各不相同，从英国到波兰的政治稳定程度各不一致（却要求它们）：

• 全部由布鲁塞尔管理；

• 强制执行相同的工作条件；

• 所有国家执行与德国工会相同的工人权利；

• 利率、货币、财政和经济政策完全一致；

• 共同的外交和国防政策全部达成一致；

• 接受同一个行政机关和同一个遥远的外国议会（由其负责“80%的经济和社会立法”）的权威。

主席先生，这样的一个机构比巴别塔更像是乌托邦。

巴别塔的建造者至少在开始时还说着同一种语言。

主席先生，欧委会提议背后的思想，实质上反映的是“昨日的未来”。

那是“二战”后，欧洲最优秀的头脑在废墟中看到的未来。

但他们犯了一个重大的知识错误。

他们认为，未来的政府模式是一个中央集权化的官僚机构，它向上汇总信息，由高层做出决策，然后向下发号施令。

这种1945年的智慧，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原始的谬误。

对小型企业来说，等级官僚制可能是应对外部激烈竞争的适当的组织方法，但它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是导致停滞和低效的因素。

比起市场所发现的，以及照此行事的信息，它（注释：官僚制）只能搜集和运用很有限的信息，因此它搞错了。

上层不能确定它的命令是否能够被底层执行。

而且，作为一个整体，该组织没有任何反馈机制来表明它执行得是好是坏。

然而，在一个政府中，它们造成了我们在共产主义下看到的经济混乱和异化。

这种遥远的、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的组织模式，正是欧洲委员会及其联邦主义支持者试图强加给欧共体的模式。虽然他们也承认，共同体可能很快就会接纳政治和经济发展水平程度不一、说着15种以上语言的国家。

“这很棒，但这不是政治。”

欧洲越大，它需要的合作形式就必须更加多样化。这种模式不应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机构，而应该是一个市场模式：不仅仅是由个人和公司组成的市场，而且还是一个由政府参与者构成的市场。

因此，各国政府将通过降低税收和减少管制，争相招徕外国投资、高级管理人员和高收入者。

这种市场将对政府施加财政约束，因为它们不想赶走专业技能和商业。

它还有助于确定哪些财政和监管政策能够带来最好的总体经济效果。

难怪社会主义者不喜欢它。

当然，要使这种市场发挥作用，各国政府必须保留在社会和经济事务中大部分现有的权力。

由于这些政府和它们的选民更密切、并对其负责，因此，我们应该在民族国家层面保持权力，这是极为可取的。

欧洲的合作

那么，这是否总是需要在相同的“单一制度结构”下进行呢？

新问题会层出不穷。这些问题需要在同一机构中相同层次和同一种合作模式下解决吗？

对此，我深表怀疑。

我们所需要的灵活性，比欧共体近来所能允许的架构还要大。

单一的制度结构天然倾向于将过多的权力交给中央当局。

共同外交政策将继续按照一项单独的条约（a Separate Treaty）执行，这是一件好事，它既不受欧洲法院的束缚，也不允许委员会随意发起倡议。

如果“欧盟”扩展到新领域，那么必须将它限定在授权明确的单独条约之下。

为什么每一项新的欧洲倡议都需要共同体所有成员的参与呢？

有时情况是——特别是在欧共体扩大后，只有部分共同体成员愿意进入下一步的一体化阶段。

在此，我要向约翰·梅杰（John Major）表示敬意，他成功地说服其他11位成员国政府首脑，他们可以在条约之外，在允许英国不参与的情况下，推行新的社会政策。

它开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例。

一个扩大后的共同体只有在这种灵活性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

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多层级的欧洲，其中，由不同国家组成的特别小组——例如申根集团——在个案基础上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与整合。

这样的结构或许缺乏方格纸般的整洁，但它可以适应后共产主义时代欧洲的多样性。

欧洲议会

联邦主义的支持者无疑真诚地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赋予欧洲议会更多的权力来适应这种多样性。

但民主需要的远不止于此。

要实现欧洲真正的民主，你需要一个建立在单一语言基础上的全欧的公众舆论；成员国都以类似的方式理解全欧范围内各政党的政纲；而且，全欧洲政治辩论所用的政治和经济的概念在任何地方都有着相同的意义。

那么，我们就会处于与哈布斯堡帝国议会相同的地位。

哈布斯堡议会

那个议会是出了名的失败。

它有几十个政党，十来个民族的议员——德国人、意大利人、捷克人、波兰人等。

政府想做任何事情——比如1889年，适度提高征兵名额——都要很长时间，因为各方的利益都要得到安抚。

如果一方不满意，他们的发言人就会采取阻挠的办法——用俄语发表冗长的演讲、敲桌子、扔墨水瓶，甚至还有这样一个场景，来自布拉格的德语大学的法理学教授吹起骑兵的号角。

措施无法（经议会）通过，预算只能靠颁布行政命令通过。

任期最长的首相塔菲伯爵（Count Taaffe）表示，他在政治上最大的抱负就是实现各方都可忍受的不满——这对欧共体即将到来的危险倒是个不错的描述。

由于议会的不负责任，哈布斯堡王朝只能依靠官僚统治。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比利时和荷兰的共同之处如此多，但仍然在1831年分离。

瑞典和挪威的共同点甚至更多，却也在1905年分离。

在现代，这似乎是一条简单明了的规则，即包含两种语言的国家，即使它们非常相似，最终也必然分道扬镳，除非一种语言吸收另一种语言。

一个联邦欧洲

主席先生，有时我不禁认为，欧洲委员会和欧洲联邦主义者正在创建的新欧洲（体制），既不能满足成员国的需要，也不符合欧洲人民的愿望。

事实上，这个欧洲汇集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最突出的失败。

• 人为构造巨型国家（mega-satate）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而欧洲联邦主义者现在正拼命地想要制造一个。

• 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已经失败——甚至瑞典本身也失败了。而欧洲国家主义者继续推进他们的社会政策。

• 法国和德国的大规模移民已经鼓励了极端主义政党的发展。而欧盟委员会还在继续敦促我们取消边境管制。

如果欧共体朝着大多数成员国政府和委员会希望的方向推进，那么它们将制造一个催生不安全、失业、国民怨恨和民族冲突的结构。

不安全——因为欧洲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将加剧欧美的紧张，甚至两国的关系有断绝之虞，而美国正是欧洲大陆的安全基石。

失业——因为推行监管政策会提高成本，并使欧洲工人失业。

国民怨恨——因为随之而来的单一货币和单一的中央经济政策，将会使一国的选民愤怒，却又无力改变状况。

民族冲突——因为富裕的欧洲国家面临着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移民潮。

同样在欧洲内部，单一货币的影响、工资管制以及社会成本的提升必然会导致以下两种后果之一。

其一，必然有大量资金从一国转移到另一国，我们实际上承担不起这种后果。

其二，会有大量的移民从不富裕的国家移民到更富裕的国家。

然而，如果提供给我们的未来包含了如此多的风险，却没有多少真实的好处，我们可能就要问一下，为什么这一切似乎是不可避免的？

答案很简单。

几乎每个欧洲国家都拒绝对真正重要的问题进行辩论。

抉择

我们的选择很明确：要么通过各国政府、议会之间的合作来实现对欧洲的民主控制——这些政府和议会拥有合法性、富有经验和人民的关系密切。

要么，我们把决策权移交给一个遥远的、操着多语言的议会，它不对真实的欧洲公众舆论负责，而且愈发屈从于一个强大的官僚机构。

任何关于集中主权（pooling sovereignty）的误导性言论都不能改变这一点。

欧洲和世界

主席先生，在本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欧洲给国际事务带来的都是问题，而不是解决办法。欧洲共同体的缔造者有意识地尝试改变这种状况。

欧洲的民主和繁荣将成为其他大陆其他民族的榜样。

有时，这种观点变得过于雄心勃勃，以至于认为欧洲是介于东西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第三股力量。

这种做法一向建立在一种灾难性的幻想之上——西欧在未来的某一天可以放弃美国提供的军事防卫。

既然共产主义势力已经撤退，苏联的坦克和导弹对欧洲核心地区的威胁已经消失，那么欧洲与美国脱钩的旧趋势就有可能再次出现。

这是欧洲人必须警惕的事情——美国也必须意识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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