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学是如何消亡的？

旧学新制：

京师大学堂经科大学史事考

王应宪

作者简介：王应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上海 200241

人大复印：《中国近代史》2018 年 06 期

原发期刊：《史林》2018 年第 20181 期 第 96-107 页

关键词： 近代经学/ 京师大学堂/ 经科大学/ 史事/

摘要：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过程中，传统经学教育也经历了重构过程。张之洞在奏定学堂章程中特设经学科，赋予经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宣统二年京师大学堂兴办经科大学，以专门分科的形式，首次将经学纳入现代教育体制。由于时风趋新，旧学衰微，兴办经科步履维艰。民国建立后，废止经学科，经学的知识与思想也消融于现代文史哲学科。经科办学的失败是近代中国内外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所致，尤其在于时代学风的转换以及社会制度的变革。

在清季学制改革中，采纳西方分科观念，传统四部之学在对接西学分科时，作为中学主干的经学并无对应学科，如何有效地安顿经学，成为时人关注的焦点。张之洞于大学堂分科大学中特设经学科，赋予经学独立的学科地位。其后京师大学堂兴办经科大学，将经学作为专门分科正式推行。据闻张氏临终告诫诸子：“我经营经科大学，煞费苦心。此后恐一般新进之徒，玩视国学，将此科裁去。若辈务须勉绍父志，竭力维持，毋令我死不瞑目。”①对于经科大学这一后科举时代经学学科化的关键议题，由于档案资料的阙失，相关研究一直未能充分展开。②本文拟利用报章杂志、讲义笔记以及新见《京师大学堂教事录》《经科规约》《经科学生分别门类清单》，从学科建制、筹建招生、师资教学等方面讨论经科之缘起流变，省视经学在近代知识与制度转型中的命运。

一

经科建置

京师大学堂是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举措，兴办过程颇费周折，其章程即曾三易其稿。讨论经科的建置问题，有必要先了解章程有关经学的规制。光绪二十四年(1898)清廷诏设京师大学堂，孙家鼐于《京师大学堂章程》的普通学设立经学、理学两门功课，③“《四书》用集注本，《五经》用钦定义疏本”。④在“庚子事变”中，大学堂停办，两年后恢复重开。张百熙拟就《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以七科之学统摄专门分科，经学、理学隶属文学科。由于缺乏分科生源，大学堂最初设立预备科与速成科，前者分政、艺两科，后者有仕学、师范两馆。在经学教育方面，政科研习十三经以及“自汉以来注家大义”，师范馆“考经学家家法”。⑤钦定章程颁布不久即行废止，并未通行全国。光绪二十九年(1903)张之洞与荣庆、张百熙会商学务，拟具《奏定学堂章程》。新订章程将旧章“文学科”中的经学门独立成为专门学科，而且位居八科之首。经科大学以“通经致用”为宗旨，“研究经学者务宜将经义推之于实用”，如周易学门，除了讲授传经渊源、文字异同、音训通义，尤为注重以外国科学证《易》，历代政治人事用《易》道见诸施行之实事，摘取经书通义务当考究于今日事理有关系处。⑥这一解经取向，体现出强烈的经世诉求。

奏定章程将经学科分为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仪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11学门，与十三经名目稍有差异。首先，《春秋》三传，《左传》单列一门，《公羊传》与《穀梁传》合为“春秋三传”学门。章程以“近来康梁逆党即是依托后世公羊家谬说，以逞其乱逆之谋”，限定讲授《公羊传》必须三传兼讲，以免“借经术以祸天下之害”。⑦康有为援引公羊学大义，以“三世说”“托古改制”倡言维新变法，戊戌政变后，康氏被定成逆党，公羊学说亦为官方禁言，上述讲经原则体现了清廷的特别的政治考量。光绪间蓝光策摘取《春秋》经义比附西法，撰成《春秋公法比较发微》，禀请端方奏呈以为学堂教科，端方以奏定章程禁言公羊学说拒之。⑧其次，《孝经》《尔雅》未单列学门。章程以《孝经》卷帙简略，中小学堂已有讲诵，《尔雅》为经科各门主课，皆未另立专门。第三，理学作为独立学门附于经科。章程以理学为儒家精言，宗旨归于躬行实践，故设立理学专科，讲述宋至清诸儒学案以及汉唐诸儒学说。

就课程类型而言，分科大学有主课、补助课及随意课三类，主课、补助课类似于必修科目，随意课相当于选修科目。经科以专经研究法为主课，若周易学门以“周易研究法”为主课，补助课有尔雅学、说文学、钦定四库全书提要经部易类、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国古今历代法制考、中外教育史、外国科学史、中外地理学、世界史、外国语文，随意课有中国文学、西国史、西国法制史、心理学、辨学、公益学、比较法制史、西国文学史等。⑨经科各学门3年合计72钟点，中学课程占六成，西学及相关课程占四成，而主课“专经研究法”与补助课“外国语文”每年各六钟点，占总钟点的半数之多。西学主要涉及教育、科学、地理、法制等领域，反映了张之洞“西政为要”的教育理念。

对于经学科的设立，朝野内外意见不一。《新民丛报》刊发时评，认为设立经科保存国学，足以发扬国民爱国精神。⑩今文学家皮锡瑞将五经视为万世教科书，提议学部严饬学堂加重经学教育。(11)翰林院编修许邓起枢则认为高等学堂有“经学大义”课，学生自小学至高等已深窥经学义蕴，奏请改订大学堂经学课程，由学生自行温习，毋庸讲堂课授。(12)王国维则在《东方杂志》刊文指出，奏定章程中经学、文学二科最宜改善，建议将经学科并入文学科。(13)尽管经学科争议颇大，由于经学承载道德教化之功用，注重读经是学堂的基本原则，学部在明定教育宗旨时强调：无论大小学堂，宜以经学为必修课目。(14)奏定章程奠定了清季教育的基本格局，其所构建的经科蓝图，也成为兴办经科大学的准绳，至于其落实程度如何，则需要从经科办学的历史实态中加以观察。

二

筹建招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京师大学堂预备科开办有年，高等学堂学生也面临升学深造，总监督张亨嘉以筹办分科大学“实今日举行新政之第一要义”，奏请饬学务大臣妥议办法。(15)学务大臣议复此折时，认为奏定章程所列八科一时难以全设，拟先设政法科、文学科、格致科、工科，此外四科，以次建置。(16)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学堂预备、师范科第六期完竣毕业，亟待升学，搁置两年的分科大学再次启动。关于是否筹设经科，清廷内部依然存有分歧。学部堂官与大学堂总监督商议学科次第，以经科学生程度颇难合格，经师之选寥若晨星，提议暂不开设经科。而以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的张之洞，则力主首办经科，以保存国粹、蓄养师资，他说：“现时士习浮嚣，学说庞杂，一种时髦学派，毫无根柢，剿袭海外新学说，不求实际，肆为诐淫，大为人心世道之忧，非早立经科，不足匡救其失。将来各省高等学堂经学教习，方将于此取材，既符原定章程，亦足保存国粹，尊孔宗旨不落空谈。”(17)张之洞为此特别调派北洋师范学堂经科教员孙雄赴京，襄同办理经学课程。(18)同年七月二十日(8月16日)，学部以八科为造就专门人才，门目均属紧要，缺一即不完备，奏请遵章筹办八科。(19)十月初四日(10月28日)总监督刘廷琛呈文学部，谓分科治学当以道德为本，拟于政法以下各科讲习经史，经学部商准，加《四书》及《大学衍义》节本、《大学衍义补》节本功课；又以大学堂预科、师范科毕业能入分科者有限，而各省高等学堂尚无毕业者，拟择设经科、文科、格致科、工科、农科五科，经科拟办尚书门、三礼门、春秋左传门。(20)其后分科大学因经费短缺、校舍未竣、生源匮乏以及教员难聘等因素，再次缓办。(21)宣统元年十一月(1910年1月)学部会同大学堂最终议定，经科先设毛诗学、周礼学、春秋左传学三门，以《四书》为通习课，兼学《大学衍义》《大学衍义补》节本。(22)

按照考选入学章程，分科大学以预科、高等学堂毕业生为招录对象，若不满预定额数，经学务大臣察实，与预科程度相等者亦准入学。(23)此后，学部在修订分科考选办法时，又将招生范围扩展至师范馆毕业生，以励深造。(24)宣统元年(1909)京师大学堂发布分科大学招考牌示：

本堂明年开办分科大学堂，先办经科、文科、格致、工科。此次预科毕业生自应升入分科大学肄业。查师范馆诸生中，多远道之才。本监督体察情形，应准变通办理，令其先行升入，俟分科毕业后，补尽五年义务，以广裁成，而资鼓励。仰师范、预科两科学生，自揣学业程度，心志所向，照式填明，统限于十六日以前，汇具齐全，呈候核夺。俟开学时，再具正式愿书，以昭慎重。(25)

大学堂预科、师范科毕业生填写志愿书时，若选定经科，经总监督查复合格，即准入经科。(26)可见大学堂毕业生升入分科，资格要求不高。但问题在于，学生大多无意继续深造。据时媒报道：刘廷琛召见预科、师范科学生，了解其进入分科意愿如何，“愿入对者寥寥，一则因学问程度太高，一则因经济困难，学膳等费难筹”。(27)至于高等学堂毕业生，学部曾经通电各省，查复高等学堂能入分科名数，(28)素以文风最盛之江浙两省，皆复称此项学生尚未毕业，于分科难以合格。(29)而据学部主事陈衍观察：“各高等学堂学生视赏给进士、翰林，无异于赏给举人，多不愿升入大学，其愿升大学者，亦愿升法政、格致、农、工、商、医各科，无愿升文科、经科。”(30)事实正如陈氏所言，山东选送高等学堂乙班九名毕业生，皆声称愿入工科大学；(31)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选送天津高等学堂、优级师范学堂毕业生47名，无一人升入经科；(32)大学堂预备科、师范科第六期毕业300余人，最后进入经科的仅有师范科李尧勋、谭凌云、陆大中3人，不及百分之一。(33)作为分科大学的首办学科，经科大学出现缺额甚多的尴尬局面，而筹办经科又迫在眉睫。既于新式学堂招生无望，科举时代的举贡生员成为解决生源的便宜之选。学部主事陈衍鉴于经科生源匱乏，建议变通考选办法，咨行各省，考察保送举贡生监来京考取派入，游学随宦在京者另行保举应考。(34)张之洞与学部各堂商议，考虑到大学堂预备、师范毕业能升入经科资格者寥若晨星，拟仿举贡考职章程，令各省提学使搜访通经举贡，不限年岁，不问已否入过学堂，不必严核普通科学，但求于旧学有根柢，《说文》、小学有门径，能通一经者，每省酌举数名送京，考验合格即准入学。(35)刘廷琛乃致电学部，提议由各省遴选举贡，以备经科之选。宣统元年五月十七日(1909年7月4日)学部奏请变通经科考选办法如次：

经科大学所以研究中国本有之学问。自近年学堂改章以来，后生初学大率皆喜新厌故，相习成风，骎骎乎有荒经蔑古之患。若明习科学而又研究经学者，甚难其选，诚恐大学经科一项，几无合格升等之人，实与世教学风大有关系。惟从前科举时，举人虽未由高等学堂毕业，而治经有年、学有根柢者尚不乏人，以之升入经科大学，更求深造，庶几坠绪不绝，多得通经致用之才。至拔贡、优贡两项皆系中学较深之士，与举人事同一律，自应一并选送。拟即如该总监督所请，分咨各省，将从前科举时举人并拔贡、优贡共三项，其经学根柢素深者，考选送京。以备到京后由臣部覆加考试，升入大学堂经学分科之选。(36)

同日，清廷允准奏文，学部即通电各省：

经科大学学生尚未足额，现经奏明由各省就从前科举时举人、拔贡、优贡三项中，遴选经学根柢素深、确无嗜好者，送京由本部复加考试，入经科肄业。请即迅饬各属选送，并请严加甄别。大省六名，中省四名，小省三名。限八月底到京。现先开毛诗、周礼、左传三门，以《四书》为通习，甄别时应令该举贡等呈明平日研究何经，按照所长命题，使空疏者不得滥竽。(37)

在学部放宽招考资格后，各省即遵照以上标准，组织推荐举贡事项。锦州府宁远州学正兼视学员曾有严，光绪丙午科优贡，朝考二等，投考毛诗门，学部咨复按例准考。(38)法部小京官邱瞻恒投考经科，学部以其为岁贡不合部章，未予批准。(39)江南高等学堂毕业生陈为轩、泰兴县廪贡生丁蓬山禀恳选送经科，宁学司以二人与选送资格不符而拒之。(40)邛州举人宁缃呈送《周官》著作禀请保送经科，因其年逾六旬未能通过。(41)

宣统元年，清廷将“京师筹办大学分科”纳入预备立宪筹备事宜应办要件，(42)经科大学拟定年末开学。(43)学部要求各省在是年七月初十日前完成举贡初试，即行送部补足缺额。(44)由于各地多有延宕，至八月初仅有河南保送八名至京，学部遂电催各省务必于八月底保送到部，勿得违延，(45)并电告遴选经科学生何时到京，以确定开学日期。(46)其后，学部将经科开学延至宣统二年正月，通饬各省提学使转饬保送举贡于宣统元年底赴京报到。(47)在学部的再三催促下，各省相继组织考选举贡事宜。河南招考应选人员，报名者52人，分毛诗(“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辞之怿矣民之莫矣解”“岳高维岳解”)、左传(“藻率鞞鞛解”“《春秋》不书闰月说”)、周礼(“凡兵事韦弁服解”“小司徒之职掌建邦之教法说”)三门命题，(48)拟选史延寿、施景顺、苏裕孚、吕丹桂、张仲友、蔡镇蕃、李毓岱、王秉乾、苏德广九人。(49)浙江拟取陆澍成等7名。(50)湖南提学使吴庆坻考试举贡，正取余嘉锡、宋云涛、曹佐熙、廖昺文，备取陈长镞、王猷美。(51)直隶提学使傅增湘面试申送人员，正取张念祖、陈作霖、段洙、朱奉闲、杨光宪、陈瀛，备取李桐音、王羹梅、王俊臣、刘际熙。(52)吉林提学司呈送习《左传》者姜树春、习《毛诗》者德馨至学部。(53)云南正取习《周礼》者秦玉光、周钟岳，习《左传》者钱用中、张儒澜、窦维藩、萧瑞麟，因周、钱充任学务要差碍难刻离，选送余四人赴京。(54)山西正取常赞春、吴凤鸣、任钟澍、冯汝骧，副取李炎封、孙丕基、徐抡元。(55)湖北正取陈祖英、瞿瀛、高建鄂、刘澄，备取邹镇治。(56)江西选定邓巩、黄云冕、余謇、陶士麟、刘咏溱、熊绍璜考试经科。(57)江苏也组织了举贡生员入经科的初试遴选。(58)

宣统元年末至次年初，各省选送人员陆续赴京参加复试。关于经科的复试情况，笔者尚未见到档案文献，由于社会上对经科大学关注度极高，《申报》《新闻报》等报章多有报道，由此亦可见其大概。宣统元年十二月初九日(1910年1月19日)，学部考选京师及顺属合格学生，13人投考经科，试毕将课卷呈堂候阅，待各省及顺天各府属有续到报名者再行示期考试。(59)这次复试对象为“旅京人士”，即各省在京举贡就近考送者，(60)此项生员由京师督学局初试合格，再参加学部复试。(61)次年正月二十四日(1910年3月5日)，学部考试分科大学入学新生，投考经科二三十人，(62)榜示名单录取105人，经科取张念祖、张叙藩、孙鼎煊、胡贤耀、杨光宪、赵良箴、徐道政、李桐音8名。(63)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与学部尚书荣庆商议，以分科录取百人，费款多而育才少，拟将招生范围推广至译学馆、直隶高等学堂、三江师范学堂以及江苏高等学堂，续行招考。(64)同月二十八日(3月9日)，学部复试考送举贡，正备取32名，毛诗正取李焌、任钟澍、施景舜、常赞春、陈作霖、苏继武、管祖贻、苏德广、陶士麟、王俊臣、德馨、李毓岱；周礼正取陈焯、胡靖、虞兆清、梁鼎元、黄式渔、冉之简、陈瀛、刘复礼、吕丹桂、刘咏湊，备取黄云冕；左传正取窦维藩、苏裕孚、史延寿、余謇、刘际熙、朱奉闲、冯汝骧、段洙，备取胡宗虞。(65)此后，学部再次复试保送经科举贡，毛诗正取宣澍甘等8名，周礼正取周钜炜等7名，左传正取廖丙文等15名，备取何寿谦1名。(66)

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910年3月31日)，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在马神庙举行开学典礼。(67)由于原预备、师范两科毕业生大多回籍服务，未能按时报到。(68)开课一周，入学者寥寥，格致科仅一学生，法政科不满10人。(69)其后月余，七科学生陆续入学，至四月下旬已达387人。(70)至于学生来源，依时任农科教员橘仪一所见：“有由显官保送者，有由各处考取者，有由本学堂自行考取者”。(71)就经科而言，学生的出身构成有以下两类：或为预备科、师范科、高等学堂以及程度相等之“学堂生”志愿入学，或为各省选送举贡(含宣统元年新取优拔贡)之“科举生”考选升人。(72)经科取录情况，前引媒体报道已有述及，唯不完备。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有胡玉缙执教经科大学周礼门的掌教记录《京师大学堂教事录》，内附《经科学生分别门类清单》两份，详录经科诸生籍贯、功名、年龄，今合而制表1。

从表1统计可知，经科学生共89名，其中，毛诗门28名，周礼门26名，左传门35名。诸生籍贯分属19省，直隶9名，江西、河南、湖南各7名，湖北、安徽各6名，浙江、山东、四川、福建各5名，江苏、奉天、广东、山西、广西各4名，云南3名，甘肃2名，吉林、贵州各1名。除大学堂师范科谭凌云、陆大中、李尧勋为“学堂生”，其余皆为各省推荐的举贡生员。

需要补充的是，京师大学堂开办分科大学，英、美、日、法等国驻京公使照会外务部，请准外国学生入学。学部以经学为中国独有，暂准其进入经科，(73)并饬令大学堂造洋楼数幢以备留学生寄宿。(74)英国报纸刊登学部奏准外国学生入经科折，鼓励英人留学。(75)据闻外国人请入经科颇为踊跃，英国2名，法国3名，美国2名，日3名，德、俄、意、奥、比等国皆有意派人留学。(76)而最终进入经科求学者，仅有日人佐藤知茶、浅井周治2人，佐藤氏于宣统二年入经科肄业，浅井氏在民国元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经学门随班上课。(77)

三

师资教学

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的职教系统，以分科监督、教务提调、教员三职为重。分科监督管理学堂的教务、庶务、斋务事宜，经科监督最初拟由文科监督郭立山兼任，(78)其后学部以柯劭忞“学行俱优，声望素著”，奏派其充任。(79)教务提调为监督副手，总管功课及师生事务，由翰林院编修章梫充任经文两科教务提调。至于教员选聘，分科大学每门学科设正副教员各一名，正教员主专门讲席，教授学艺，指导研究，须为通儒院研究科及游学外洋大学院毕业者；副教员助正教员教授学生，指导实验，由分科及游学外洋毕业优等者充任。考虑到初设分科，缺乏合格师资，可以暂时延访有各科学程度相当之华员充选。(80)经科大学设教员八人，毛诗学、周礼学、春秋左传学及四书学各2人，(81)由国人充任。(82)学部为了选聘合格师资，函电各省物色经史之学最为深奥者，赴京充任教员。(83)相比于在国外聘请科学教员，经科教员的选聘尤其困难，《顺天时报》以为：“因各学员经学程度多有曾任经学教习者，或著述宏富者，故非得一全国所仰望，素有经学巨师泰斗名誉之人充任，不足以服众学员之心而培植经学专科之人才”。(84)张之洞、荣庆咨访经科教习，学部保举王闿运为最多，然屡次电聘，坚辞不来。其余经师搜罗七八名，或高卧名山，迭征不起，或宦途显达，惧上讲坛。(85)经各方延揽，夏震武(86)、宋育仁(87)、江瀚、王仁俊、胡玉缙、杨模等见招为经科教员。(88)

宣统二年正月初五日(1910年2月14日)，经文科监督、提调及教员召开第一次会议，核定教员功课表及书目，(89)并议定经学职教员及课程安排如下：

经科监督，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字凤孙；经文两科教务提调，翰林院编修章梫，字一山，浙江海宁人；《毛诗》教习，学部参事官江翰，字叔海，福建长汀县人；《周礼》教习，学部员外郎胡玉缙，字绥之，江苏元和人；《左传》教习，戴德诚，湖南武陵人；《尔雅》《说文》教习，湖北候补知府王仁俊，字扞郑，江苏吴县人……《四书》及《大学衍义》教习为在籍主事夏震武，字伯定，浙江富阳人。(90)

其后一年间，主持经科教席者，又有饶檀龄、淳于鸿恩、高毓彤、姚永朴、李景濂、震钧、谭绍裳、宋发祥、胡宗瀛(91)、安维峻等。前述教员，或为大学堂预备、师范科教员转任。如原经学教员饶檀龄讲授《通鉴辑览》，原史学輿地教员谭绍裳任地理教习，原舆地历史教习杨模讲授古制、国朝事实及大清会典；或自各部咨调。学部筹设经科，议向礼学馆咨调经学大学教员，(92)宋育仁、戴德诚即为该馆纂修顾问。他如江翰、胡玉缙、王仁俊、淳于鸿恩、胡宗瀛，多属咨调一类；或由职教员举荐。夏震武为四书教习，离职时举荐安维峻自代。(93)诸教员来源虽不尽相同，但大多为具有功名举业的经师宿儒。

学堂教育人才，首以教科书为要，经学承载道德教化功能，当政者对于编纂经学讲义尤为关注。奏定章程要求分科大学，“中学各书应自行编纂”，(94)但就经科是否编写讲义，总监督与教员分歧颇大。刘廷琛强调讲义对于光大经学至为关键，力主编写。(95)周礼教习胡玉缙则认为，古人执卷讲经并无讲义，外国大学讲义为教员口说、诸生笔录而成，(96)而且经科多有经术粹深之士，若取材《皇清经解》讲授则尘羹土饭，若不取之于此则背离家法，建议不编讲义，由学生在堂自修。(97)毛诗教习江翰也致函刘总监督，提出分科大学程度最高，重在学生时时研究，无须编辑讲义。(98)由于刘总监督坚持己见，编写讲义成为定规。现存经科讲义，约有胡玉缙《周礼学》、戴德诚《春秋左传讲义》、王仁俊《群经讲义》《尔雅疑义》、宋育仁《说文部首笺证》《尔雅今释》、李景濂《左传讲义》、夏震武《大学衍义讲授》《论语讲义》《孟子讲义》以及安维峻《四书讲义》数种。

关于经科大学的教学状况，1911年1月《申报》刊文描述如下：“大学堂监督刘廷琛自充监督以来，从未一临讲堂考察教员良否。其聘用之小学科教员王仁俊，今年仅于三月间发《说文》讲义一叶，四月间发《尔雅》讲义一叶，每日必缺课二三点钟，每上课又须延迟二三十分钟，到讲堂后又多说闲话，匆匆即去。前以学生逼令写黑板，手捧《说文》照抄十八字，竟讹三字。”(99)事实上，《申报》所述并未反映经科的实际情形。大学堂兴办经科，有监督拟定之《经科规约》规范教学秩序。《京师大学堂教事录》附有此件，落款为“经文科谨启”，详细地介绍了经科学门、课程、课时、研究法以及参考书目。与奏定章程对于经科的建置相比，这份规约在以下方面有所修订。首先、调整“外国语文”类型。由于经科增入四书课程，钟点逾于旧章，规约拟将“外国语文”划入随意科，“诸生已经学习有年者，归入文科外国语文班习之，素未学习者，即可不习”。其二、拟具研经方法。规约参照《学海堂章程》，将读经功课分为句读、钞录、参考、著述四类，后又改为句读、札记二门，开列应加句读书目。(100)第三、细化计分办法。句读以四十分为满分，札记以六十分为满分，札记每学期分两次收阅，由讲师评定分数。(101)《经科规约》拟定后曾请师生复议讨论，胡玉缙认为各科同习《十三经注疏》《史记》《近思录》等书“可谓杂出不伦”，(102)陈汉章也提出札记宜分类、句读宜核实、句读诸书求采办、札记呈发各定限的意见。(103)考虑到《经科规约》有过改订，胡著所附或非定本，经科的教学情况，还可结合教员授课讲义和学生求学日记加以讨论。

宣统二年(1910)胡玉缙就任周礼学教员，其间撰成《周礼学》讲义及掌教记录《京师大学堂教事录》。《周礼学》凡三十四目，“研究周礼之法，本奏定章程而斟酌变通”，以黄以周《礼书通故》《儆季杂著》为主，仿陈澧《东塾读书记》体例，讲述《周礼》名义、源流、纲要、会通、诸经证礼以及各家平议。(104)胡氏治经以汉学为宗，守家法以明大义，对宋明理学、晚清今文学多有批评，认为“理学家之弊，未免心思怕用。大义派之弊，遂致界说不清”，提出“经义自经义，时事自时事，分别为之，较为两得”。(105)《京师大学堂教事录》记录周礼门诸生札记、实验文、学期考、临时考学业分数。(106)据周礼门学生陈汉章所作《大学堂札记》，该学门以《周礼杂记》为主课，记述《周礼》源流流派、文字音训、纲领通义、篇职精义、群经诸子证、诸史志传、历代政治、今日事理、外国科学等，补助课则有“大学衍义辑要”“四书”“尔雅”“说文”“通鉴”“中外地理”“世界史”“科学史”“古今法制”“外国文”，皆分列参考著述目并作札记。(107)综此而论，经科大学遵照奏定章程、大学堂通则及《经科规约》办理，编讲义、立规程、作札记、计分数，教学状况尚属平稳有序。宣统三年(1911)学部以高等学堂毕业人数日增，筹议补招新班。(108)京师大学堂也通电各省，查明各堂毕业生愿入分科人数，以便添设新班。(109)

辛亥秋，武昌事起，战事日急，由于时局动荡，大学堂人心离散，师生多离校回籍，“始则本国籍教授相率乞假赴天津，继而西籍教亦戢足勿至。学生囊有余资，或富交游亲故者，纷纷离校，谋归其家”，(110)大学堂学务难以维持，处于瘫痪状态。民国成立后，总监督严复起草分科大学改良办法，将经科并入文科。(111)1913年3月，北京大学(原京师大学堂分科大学)首届学生肄业期满，举行毕业考试，教育部派员监试，校长何燏时督同各科教员评定分数，发给证书，呈教育部察核备案。(112)11月4日，北京大学在马神庙举行毕业典礼，大总统特派代表梁士诒、教育总长汪大燮、次长董鸿祎、校长何燏时、各科学长及教员莅堂，仪式结束后，同赴茶会，摄影纪念。(113)原经科大学毕业35人，计毛诗门甲等13人，左传门甲等14人，周礼门甲等6人。左传门庄厚泽、周礼门徐道政两人因到校逾限，降为乙等毕业，毛诗门日本留学生浅井周治，在校肄业仅二学期，是以作为研究生。兹将经科毕业生名次录下：

据前文所述，经科大学总计招生近90人，而3年后完成学业者不到半数，大约有几方面因素影响：首先，经科开学后有学生并未入校报到，如周礼门邢克昌、何雯、赵亿乾在《京师大学堂教事录》无任何记录。其次，辛亥期间学生离校，复课时并未返校卒业，原分科大学近400人，复课到校者仅百余。(114)最后，民元后，经科并入文科，有经科学生转入其他学门肄业，若陈汉章、韩友泽、胡靖、梁鼎元入史学门，邓巩、刘咏溱、林楩枬、周钜炜、韩彝章、侯治平、余謇入文学门。对于北京大学首届毕业生，教育部除根据中央学会议决，授以学士学位外，并咨由国务院分发京外各机关，免去学习，即以荐任各官，分别任用。(115)

京师大学堂“为学部直辖之第一学堂，亦为中国学界之第一关键”，(116)而兴办经科大学，则是清廷将经学作为专门分科，纳入现代教育体制的首次尝试。自宣统二年开学算起，经科大学仅存在三年，可谓昙花一现，而发展历程却举步维艰，这其中有着内外诸多因素的综合影响。

近世思想界，西风盛而东风衰，由旧趋新、以欧化华成为主潮流。在传统学术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学地位趋于衰微，这一点早已为识者洞见。戊戌前夕，梁启超已认识到此后中国“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117)严复也断言：“吾观今日之世变，中学之废，殆无可逃。”(118)作中学主体的经学之境遇亦渐趋式微。为了保存国粹，维系世道人心，扭转旧学衰微的局面，张之洞修订学堂章程时特设经学科，执掌学部后汲汲于办理经科大学，并期许甚高：“若照此章程办理，则学堂中决无一荒经之人，不惟圣经不至废坠，且经学从此更可昌明。”(119)同为学制改革主事的荣庆，也认为改办学堂致使儒士抛弃旧学，动以新学为要，“此新旧交集，诚为学界一大过渡时代，失机与否，正在此时，所谓一举为万世功，一举为千载弊，后进之辈，甚可畏也。故今日所设分科大学，先立经文两科，俾使学界全体仍存旧学，幸勿一误再误。”(120)刘廷琛论经科宗旨，在于“三年中造就一班经学人才，毕业后做成一二绝大事业，以收通经致用之效，使经学从此日益发挥光大”。(121)而事实在于：自创立学堂以来，为学生者皆注意新学，至于旧学，久以为无用。(122)尤其是庚子事变后，学堂士子吸纳新知，对于旧学已乏兴趣，在此背景下，经学的消逝已成必然，张之洞等试图通过兴办经科大学，从教育体制上护持与坚守传统道德伦理的努力归于失败。民元后，国体变更，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提议大学校废经科，将之分入文科的哲学、史学、文学三门。(123)教育部相继颁布大学法令，废止经科，经科各门被划归文史哲学科，如《周易》《毛诗》《仪礼》《礼记》春秋三传、《论语》《孟子》理学入哲学门中国哲学类，《说文解字》、尔雅学入文学门国文学类，《尚书》《春秋左氏传》入历史学门中国史类，《周礼》入历史学门法制史类。(124)经学在现代学制中失去独立学科地位，消融于现代学科门类。民国时期，虽有孔道会(124)、沈曾植(126)、孙雄(127)动议重建经科大学，但已成为明日黄花。

1924年章太炎谈论经学现状，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北京有大学生问及朱熹是否广东人，有问段氏《说文解字注》是否为段祺瑞；一为在上海有中学教员问学生孟子何代人，答曰汉，或言唐宋明清者过半。(128)此时废止经科不过10年，京沪两地学子对于经学常识已是茫然无知。蒙文通批评民初以西学分类割裂经学云：“自清末改制以来，昔学校之经学一科遂分裂而入于数科，以《易》入哲学，《诗》入文学，《尚书》《春秋》《礼》入史学，原本宏伟独特之经学遂至若存若亡，殆妄以西方学术之分类衡量中国学术，而不顾经学在民族文化中之巨大力量、巨大成就之故也。其实，经学即经学，本为一整体，自有其对象，非史、非哲、非文，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先导者也。”(129)科举制的废除动摇了经学赖以依存的体制因素，辛亥革命则割断了经学与政治之间的“脐带”，彻底消解经学的正统观念。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元素，经学影响着二千年来国人的社会道德与价值观，也是当下探索民族精神宝贵的理论资源。回顾经科大学的创设历程，对于思考经学这一中国独特文化形态的前行方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①《张相国之遗言》，《教育杂志》1909年第1卷第10期，第74页。

②关于京师大学堂经学大学问题的研究，吴国武《早期北京大学与传统经学的近代转型：晚清民初经学探研录之一》(《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10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及黄明喜《中国近代大学经学学科的建构及终结》(《复旦教育论坛》2015年第4期)略有涉及，唯吴文以北大为中心考察传统经学的近代转型历程，黄文从教育制度层面探讨经学学科从构建到终结的过程，两文多参照奏定章程立论，对经科的筹建招生、师资教学以及实际运行缺乏专门讨论。

③《总理衙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五日)，王学珍、郭建荣主编《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④《协办大学士孙家鼐奏遵旨议覆庞鸿书条陈摺》(光绪二十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北京大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60页。

⑤《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7—251页。

⑥张之洞等撰《奏定学堂章程》，台北国风出版社1970年印行，第121—122页。

⑦张之洞等撰《奏定学堂章程》，第125页。

⑧《公羊经说未便列为教科》，《四川学报》1907年第4期。

⑨张之洞等撰《奏定学堂章程》，第129—130页。

⑩《北京大学堂之国学问题》，《新民丛报》1903年第34期。

(11)皮锡瑞：《应诏陈言谨拟增订学堂章程六条折》(1907)，吴仰湘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皮锡瑞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52—253页。

(12)《翰林院代奏编修许邓起枢条陈厘订学务折》(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六日)，《学部官报》1906年第1期。

(13)王国维：《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东方杂志》1906年第3卷第6期。

(14)《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初一日)，《学部官报》1906年第1期。

(15)张亨嘉：《奏为京师分科大学亟应择地建置折》(光绪三十一年七月十五日)，《京师大学堂档案选编》，第280页。

(16)《学务大臣奏请建设分科大学并请调员监工片》，《政艺通报》1906年第5卷第1期。

(17)《议开经科大学》，《顺天时报》第1880号，1908年5月26日，第7版。

(18)《京师新闻》，《顺天时报》第1993号，1908年10月8日，第7版。

(19)《学部奏请设分科大学折》(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日)，《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197—198页。

(20)《大学堂为开办分科大学致学部呈文》(光绪三十四年十月初四日)，《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198—199页。

(21)《分科大学展缓开办之原因》，《河南白话科学报》1908年第12期，第1页。

(22)《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200—201页。

(23)张之洞等撰《奏定学堂章程》，第273页。

(24)《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201页。

(25)《宣统元年(1910)分科大学之牌示》，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53页。

(26)《分科大学牌示》，《教育杂志》1909年第1卷第2期。

(27)《分科大学之开学期》，《顺天时报》第2020号，1908年11月11日，第7版。

(28)《大学堂与学部和各省将军督抚提学使司关于招收学生和开办分科的咨呈咨文》(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十八日)，档案号：JS0000080，北京大学档案馆藏。

(29)《本司支晓谕京师大学毕业回籍服务曾具愿书入分科大学各生如期赴京肄业通饬十一府文》，《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15期；《苏省尚无分科大学合格学生》，《申报》1908年9月29日，第2张第2版。

(30)陈衍：《请大学经文两科学生由各省保送议》，陈步编《陈石遗集》(上)，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482页。

(31)《详送分科大学学生》，《北洋官报》1910年第2430期。

(32)《送考分科大学名单》，《顺天时报》第2391号，1910年2月5日，第7版。

(33)《大学堂师范科学生毕业分数等第单》(宣统元年六月十八日)，《学部官报》1909年第96期。

(34)陈衍：《请大学经文两科学生由各省保送议》，《陈石遗集》(上)，第481页。

(35)《经科大学之办法》，《大同报》1908年第10卷第10期。

(36)《又奏拟选科举举人及优拔贡入经科大学肄业片》(宣统元年五月十七日)，《学部官报》1909年第92期。

(37)《学部调取经科学生》(宣统元年)，《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359页。

(38)《咨复东督奉抚宁远州学正曾有严所请送考经科大学尚可照准文》(宣统元年八月初五日)，《学部官报》1909年第102期。

(39)《法部小京官邱瞻恒呈请投考经科大学禀批》，《学部官报》1909年第103期。

(40)《宁学司陈批泰兴县廪贡生丁蓬山禀恳收考选送经科大学由》、《宁学司陈批泰兴县廪贡生丁蓬山禀恳收考选送经科大学由》，《南洋官报》1909年第49期。

(41)《邛州禀举人宁缃呈核著作请送考大学一案》，《四川教育官报》1909年第8期。

(42)《奏分年筹备事宜折》，《学部官报》1909年第85期。

(43)《经科大学招集学生》，《国风报》1910年第1卷第3期。

(44)《学部议商大学四科事宜》，《教育杂志》1909年第1卷第9期。

(45)《京师近事》，《申报》1909年8月1日，第1张第5版。

(46)《通行各省督抚遴选经科学生何时到京请复电》，《学部官报》1909年第103期。

(47)《京师近事》，《申报》1909年11月20日，第1张第5版。

(48)《考选经科大学生》，《新闻报》1909年9月30日，第2张。

(49)《考送经科大学学员之举定》，《顺天时报》第2307号，1909年10月27日，第4版。

(50)《选送经科大学生》，《申报》1909年9月28日，第2张第3版。

(51)《考取经科大学学生》，《申报》1909年10月13日，第2张第3版。

(52)《直隶保送经科大学揭晓》，《顺天时报》第2318号，1909年11月11日，第7版。

(53)《咨送经科大学学生》，《吉林官报》1909年第29期。

(54)《本署司郭呈详遵饬考选经科大学学生考取举人秦光玉等四名请给咨送京肄业文并护督院批》，《云南教育官报》1909年第23期。

(55)《考送经科大学揭晓》，《顺天时报》第2298号，1909年10月16日，第4版。

(56)《取准经科大学生》，《新闻报》1910年1月24日，第2张。

(57)《保送经科大学学生》，《新闻报》1909年10月7日，第2张第2页。

(58)《提学司考选经科生》，《北洋官报》1909年第2183期。

(59)《京师近事》，《申报》1910年1月28日，第1张第6版。

(60)《保考经科》，《顺天时报》第2365号，1910年1月6日，第7版。

(61)《经科大学复试之区别》，《大公报》第2696号，1910年1月20日，第2版。

(62)《京师近事》，《申报》1910年3月12日，第1张第6版。

(63)《分科大学生之题名录》，《申报》1910年3月29日，第1张第5版。

(64)《分科大学共取百余人刘监督以岁糜巨款可惜商准荣尚书再续招百余人》，《新闻报》1910年3月21日，第1张第2页。

(65)《经科复试之取录》，《陕西官报》1910年第8期。

(66)《经科大学复试揭晓》，《广益丛报》1910年第234号。

(67)《又奏分科大学开学日期片》(宣统二年二月十五日)，《学部官报》1910年第118期。

(68)《本司支晓谕京师大学毕业回籍服务曾具愿书入分科大学各生如期赴京肄业通饬十一府文》(宣统元年八月三十日)，《浙江教育官报》1909年第15期。

(69)《分科大学近情》，《教育杂志》1912年第4卷第7期。

(70)《分科大学近事》，《教育杂志》1910年第2卷第5期。

(71)《日本教习之北京大学观》，《广益丛报》1910年第241号。

(72)《行四川总督奉天提学使此次新取优拔送考经科大学电》(宣统元年八月二十六日)，《学部官报》1910年第104期。

(73)《学部奏准外国学生入大学经科肄业片》(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编纂《大清新法令》(1901-1911)第11册，商务印书馆2010年标点本，第31—32页。

(74)《经科大学开学有期》，《教育杂志》1909年第1卷第12期。

(75)《署英国公使麻穆勒为本国学部拟刊布中国留学生事致外务部函》(宣统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师大学堂资料选编》，第363页。

(76)《外人请人经科大学之踊跃》，《申报》1909年11月12日，第3版。

(77)《国立北京大学廿周年纪念册》，北京大学1918年版，第15—16页。

(78)《议开经科大学》，《顺天时报》第1880号，1908年5月26日，第7版。

(79)《奏遴员派充分科大学监督折》(宣统元年闰二月二十五日)，《学部官报》1909年第84期。

(80)张之洞等撰《奏定学堂章程》，第893页。

(81)《学部奏筹办京师分科大学并现办大概情形折》(宣统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北京大学史料》第1卷，第201页。

(82)《分科大学开办先声》，《教育杂志》1910年第2卷第1期。

(83)《电饬物色经史博士送京》，《顺天时报》第2107号，1909年3月5日，第4版。

(84)《经科教习之难其人》，《顺天时报》第2352号，1909年12月20日，第7版。

(85)《经科大学教员之难聘》，《陕西官报》1909年第4期。

(86)《经科大学电请经学教员》，《申报》1909年12月27日，第1张第3版。

(87)程陶庵：《京师大学堂“教授”月薪五两金》，《光明日报》2011年4月7日，第12版。

(88)《京师近事》，《申报》1910年3月8日，第1张第6版。

(89)《大学堂会议开校事宜》，《申报》1910年2月14日，第1张第6版。

(90)《分科大学职员》，《国风报》1910年第1卷第9期。

(91)《北京大学校分科同学录》，京师京华印书局1912年12月印。

(92)《电四》，《申报》1909年7月19日，第1张第4版。

(93)周钟岳：《灵峰夏先生墓表》，《文澜学报》1935年第1期。

(94)张之洞等撰《奏定学堂章程》，第89、132页。

(95)《经科大学开办前之议论》，《申报》1909年12月14日，第1张第5版。

(96)胡玉缙：《周礼学自叙》，《周礼学》，稿本，约1910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97)《经科大学开办前之议论》，《申报》1909年12月14日，第1张第5版。

(98)《大学堂会议开校事宜》，《申报》1910年2月14日，第1张第6版。

(99)《大学堂腐败之一斑》，《申报》1911年1月19日，第1张第5版。

(100)据《经科规约》，应加句读书目如下：“《诗经注疏》《诗经汇纂》，以上治《毛诗》者习之；《周礼注疏》《周礼义疏》，以上治《周礼》者习之；《左传注疏》《春秋汇纂》，以上治《春秋》者习之；《十三经注》、《说文》段注王氏句读、《史记》、《通典》、《资治通鉴》、《近思录》，以上各科同习之。其余应读之书，由讲师随时指示。”《京师大学堂教事录》附录，稿本，约1910年，复旦大学图书馆藏。

(101)本段及以上数段出自《经科规约》，参《京师大学堂教事录》附录。

(102)胡玉缙眉批《经科规约》语，《京师大学堂教事录》附录。

(103)陈汉章：《经学研习条议》，《陈汉章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18册，第82—84页。

(104)胡玉缙：《周礼学》。

(105)胡玉缙：《京师大学堂教事录》。

(106)胡玉缙：《京师大学堂教事录》。

(107)陈汉章：《大学堂札记》，《陈汉章全集》第18册，第760—936页。

(108)《学部奏议覆御史孙培元奏需材孔亟宜慎重学务折》，《政治官报》1911年第1350期。

(109)《抚院增准京师大学堂电札饬提学司京师分科大学明春拟添新班文》，《浙江官报》1911年第3卷第18期。

(110)姚鹓雏：《记京师大学堂》，杨纪璋编《姚鹓雏剩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

(111)严复：《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孙应祥、皮后锋编《严复集补编》，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页。

(112)《北京大学分科毕业给凭》，《教育杂志》1914年第5卷第10期。

(113)《北京大学毕业式之盛举》，《教育周报》1913年第26期。

(114)《大学堂开学志闻》，《教育杂志》1912年第4卷第4期。

(115)《京师大学第一次毕业》，《教育周报》1913年第3期。

(116)曹广权：《京师大学堂同学录序》，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年版，第56页。

(117)梁启超：《与林迪臣太守书》，《饮冰室合集》第1册，文集之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页。

(118)严复：《〈英文汉诂〉卮言》，王栻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4页。

(119)张之洞等撰：《奏定学堂章程》，第59页。

(120)《荣相自悔兴学宗旨之过新》，《申报》1910年3月16日，第1张第4版。

(121)《经科大学开办前之议论》，《申报》1909年12月14日，第1张第5版。

(122)陈衍：《请大学经文两科学生由各省保送议》，《陈石遗集》(上)，第481页。

(123)蔡元培：《全国临时教育会议开会词》(1912年7月10日)，高平叔主编《蔡元培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4页。

(124)《教育部公布大学令》(1912年10月24日)，《教育部公布大学规程令》(1913年1月12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3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08页，第114—118页。

(125)《北京孔教大学章程》，《经世报》1923年第2卷第6期。

(126)王蘧常：《沈寐叟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99页。

(127)徐兆玮：《徐兆玮日记》(四)，李向东等标点，黄山书社2013年版，第2962页。

(128)章太炎：《救学弊论》，《华国月刊》1924年第1卷第12期。

(129)蒙文通：《论经学遗稿三篇》，《蒙文通文集》第3卷，巴蜀书社1998年版，第1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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