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看西藏：张大人，是一种花！

要说“张大人花”必须先说格桑花，因为许多不太了解西藏的人士总是把“张大人花”认作是格桑花，并且还十分执著。
格桑花是唯一能够代表西藏的一种花卉，据说是拉萨市的市花。“格桑”为藏语，即好时光之意，格桑花被藏族视为象征着爱与吉祥的圣洁之花。然而到底什么样的花才是格桑花？众说纷纭。
格桑花并不是一种特定的花。藏民们把他们见到的所有颜色鲜艳的花都成为格桑花。所以很多人听说的或者看到的格桑花各种各样，也许就象我们所称的“幸福花”之类的。总的来说，被称为格桑花的有高原杜鹃、雪莲、金露梅和狼毒，当然也少不了被西藏人民喜欢的“张大人花” ——波斯菊。

“张大人”

海道上来了张大人，

为西藏带来幸福和安宁。

草原上遍开张大人，

那是藏族人民的守护神。

……

这首在广大藏区盛传的藏族民谣记载了一段饶有趣味的历史故事，记载了一段藏汉友谊的佳话。

歌谣中的张大人，是人名，也是花名。

人是指清朝末年的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

张荫棠、字憩伯，广东省南海人，是清朝末年颇有才学、有抱负、有远见、有维新思想而又能清廉自持的官员。１８９２年（清光绪１８年），张荫棠被委任为内阁中书，次年考入海军衙门章京。１８９６年起任驻美国使领馆三等参赞、旧金山领事，后调任驻西班牙代办。１９０２年随清廷外务部门官员唐绍仪赴印度与英人交涉西藏事务。１９０４年至１９０６年，张荫棠又受清政府之命，多次参与处理美国侵略西藏问题，为维护国家主权据理力争。他上奏朝廷说，藏区局势岌岌可危，应用兵收权，整顿西藏，刻不容缓。并提出了新的治藏政策。他在给外务部的电报中说：“英人经营西藏，已非一日，耗资不下千万，阴谋百出。”“窃思藏地东西７００余里，南北５００余里，为川滇秦陇四省屏障，设有疏虞，不独四省防无虚日，其关系大局实有不堪设想者。”“况英人亦视我在藏兵力之强弱，能否治藏以为因应，我能自治，外人无隙可乘，自混觊觎见之心。”张荫棠的上书可谓赤子之心，慷慨陈言，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张荫棠提出的治藏政策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清廷首次破格重用其为副都统，任驻藏帮办大臣。１９０６年１０月１２日，张荫棠经印度大吉岭进藏抵达拉萨，僧俗官员以及各族群众到郊外接官亭迎接。他到任后目睹英军侵略藏边、专横跋扈、殴毙人命的罪行，更增加了他变法图强，改革藏政的决心。他首先弹劾昏聩误国的驻藏大臣有泰及１０余名满、汉、藏族贪官污吏。接着整顿藏事，上奏“治藏刍议”十九条，主张清查户口、赋税，设置西藏行部大臣、会办大臣等，分治外交、督练、财政、学务、盐茶、巡警、农务、工商、路矿等９局事务；筹饷练兵，修筑交通，兴办教育，振兴农工商业，开发矿产，革除苛政，废除乌拉差役，设立银行，改良风俗，办理一切新政。张荫棠还把《训俗浅言》、《藏俗改良》两本小册子译成藏文，散发各地，人们普遍称此为“钦差训育”。张荫棠的思想和做法得到了朝廷和西藏广大僧俗民众的赞赏，人们亲切地称他为“张大人”，至于名荫棠和字憩伯，则因礼貌习惯和语言习惯省略了，甚至被遗忘。

对张荫棠的治藏方略，学者们给予了极高的评价。１９９０年由恰白。次丹平措、诺章 吴坚、平措次仁撰写的西藏历史巨著《西藏通史——松石宝串》中写道：“张荫棠是位颇受变法维新思想影响的官员。他提出的发展工商事业、开发矿产、便利交通、发展教育等有关发展西藏的主张及措施对西藏的事业起到了积极作用，深受西藏各族人民的称赞。

花是指一种波斯菊，内地人称之为“扫帚梅”，在广大藏区，人们叫它“格桑花”，更多的人则称他为“张大人花”。“格桑”为藏语，是“美好时光”或“幸福”的意思，它是说，在春夏之交雪域高原迎来了一个璀璨的好季节，风姿绰约的格桑花儿此时就会如约来到草原上，为青春亮丽的姑娘们带来好时光，也为广大牧我们带来幸福吉祥。 格桑花的骨子里是平民化，农舍边、小溪边、树林下、田野里、大路旁，……随处可见。她们或孤孤单单的在风中挺立，或零零散散的在雨中盛开，或整片整片地在草原齐放，随意生长，就像守护神一样时刻守护着勤劳善良的藏族人民。 为什么藏地的人们会给格桑花起个怪怪的名字“张大人”呢，原来此花与他们心中爱戴的驻藏大臣张荫棠大人有关。

据说，十三世达赖喇嘛特别喜欢花草，但是由于拉萨位于3000多米的高原上，因此花草很少。张荫棠得知后，亲自带了各种花籽入藏，并将花籽赐给十三达赖喇嘛及拉萨的达官贵族和高僧大德们试种，结果，其他花籽无法生长，唯有一种花籽长出花瓣来，此花呈“八瓣”状，似小型蝴蝶，分红、粉、白三色，花茎细长挺直，叶成齿轮状，能抗风沙、耐严寒，清香似葵花。一时间，拉萨家家户户都争相播种，很快传遍广大藏区，然而谁都不知道此花何名，只知道是驻藏大臣张荫棠大人带入西藏的，因此起名“张大人”。当时，西藏通晓汉语的人很少，而会说“张大人”这一词汇的藏族同胞却大有人在。直到现在，许多不会说汉语的藏族老人谈论此花时，也能流利地说出“张大人”这3个汉字。“张大人”花，无疑成了纪念张荫棠这位驻藏大臣丰功伟绩的象征。

但是，张荫棠的改革措施极大地触动了西藏贵族、农奴主阶级的根本利益，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暗地的污告和对抗。同时，张荫棠的治藏行动又导致了朝廷封建官僚乃至驻藏大臣联豫的猜忌以及英印政府的无理抗议，懦弱的晚清政府深恐操之过急，激成事变，遂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命张赴西姆拉与英国谈判修订《西藏通商章程》，将其调离了西藏。１９０８年张荫棠任外务部右参赞。宣统元年（１９０８年），张荫棠出任驻美国、秘鲁、墨西哥、古巴大使。１９３５年，张荫棠病逝，身后留有《西藏奏犊》５卷。

张荫棠没有完成治藏的方略而离开西藏，无疑是十分遗憾的。当他在垂暮之年抚摸着他向朝廷申禀的奏牍时，无限感慨地说：“天下事知之匪艰，行之维艰，虽有良法能言而不能行，犹无法也！”悲怆之情，令人扼腕。不过他若有在天之灵，感知西藏高原遍开“张大人花”时，也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