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破障碍的友谊”——二战波兰与日本的军事情报合作

提到二战前的波兰与日本，今天很多朋友往往会给波兰贴上一个亲日反华的标签。实际上，无论是波兰在凡尔赛和会上支持日本攫取中国的青岛，还是九一八事变后反对制裁日本，亦或是承认伪满洲国，这些说法或是以讹传讹，或是与事实颇有出入，实不足以完全采信。不过实事求是地说，在二战爆发前直到战争结束前夕，波兰与日本确实在军事尤其是情报领域有着亲密的合作，而这段史实却往往鲜为人知。

日本方面与波兰的联系与合作，最早可以追溯到日俄战争期间，不过正式的联系还是在一战结束波兰取得独立之后。众所周知，波兰在密码破译方面有着很高的水平，盟军在二战中破译德军的“恩尼格玛”密码就有波兰人的功劳。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日本陆军就开始研究苏联方面的信号情报和密码，但此时的日本在这方面水平很差。 曾经担任过日本驻波兰武官山胁正隆（后为大将）潜心研究苏波战争中波军方面的破译工作，深知波军情报机构的水准，因此他便向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伊丹松雄推荐向波兰学习。1923年，在日本方面的邀请下，波兰陆军密码专家扬·科瓦莱夫斯基上尉前往日本，开设密码讲习班。科瓦莱夫斯基可谓是波军密码破译界定鼻祖，此君在苏波战争期间曾担任波兰总参谋部无线电侦听局局长，通宵多国语言，精通密码破译。他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悉心教授密码技术，这次授课令还十分落后的日本情报部门大开眼界。

科瓦莱夫斯基

科瓦勒夫斯基不但教授日本学员学习俄文的译码与解码，并且还为他们设计了一套加密机械，而在讲习班结束以后，科瓦勒夫斯基和日本军方也讨论了接下来让日本军官去波兰进修的计划，他也因此荣获了日本军方颁发的勋五等双光旭日章。此后日军和波军的联系更加紧密，从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此后更是先后派了几批军官前往波兰学习密码技术，其中诸如百武晴吉（后官至中将，先后担任陆军参谋部情报处密码科科长、通信训练总监，并曾指挥日军在瓜岛作战）、土桥勇逸（后官至少将，日本战败时担任第38军司令官）等人，在回国之都后成为了日本情报界的骨干与培训专家，负责对苏联、英国、中国等国的情报工作，特别是在对华方面，波兰培养出来的日本特情班人员在济南事变、皇姑屯事变、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乃至全面抗战过程中，为破译中国军队的密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百武晴吉

1934年，关东军特种情报班开始着手破译苏军的通讯密码，该机构在伪满洲国境内总共设立了8个监听站，下辖1000余人，专门用于对苏监听和破译工作。1936年5月，关东军特种情报部从波兰总参谋部手中获得了一套苏联红军密码，代号“OKK5”，日军以此为基础，在当年7月就成功破译了苏联红军的四位数字密码和边防军的一套密码，并在30年代末苏日的边境冲突中成功应用。1937年6月19日，苏联边防军登陆黑龙江上的干岔子岛，引发了苏日双方的边境危机。日军破译了苏联边防军、红军和空军的密码，并成功侦知苏联边防军的行动并未出自莫斯科方面的命令，且莫斯科方面并不希望扩大与日军的冲突，而且日军情报机关还通过破译电报，得知苏联总参谋部并没有向远东空军下达任何作战命令。而此后从诺门坎到张鼓峰，日军都曾经多次破获苏军的机要通讯。因此，在1937年，波兰驻日武官拉赫曼少校报告，日本对与波兰的合作非常满意，希望今后能够在密码工作方面深入合作。

1931年秋季，两名日本官员造访华沙，签署了日本军方与波兰总参谋部展开合作的协议，此后两国军方的交流越发紧密，除了日本曾经向波兰购买过一些军用装备和工业设备，包括P.7战斗机的许可证，30年代中期，欧洲大陆上更是风传日本、波兰与德国将会联手两线夹击苏联。而除此之外，在欧洲的日本外交人员与波兰军方有着更长时间的合作。

1936年，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协定》，但是1939年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日本方面感觉被德国出卖，认为德国并非是个值得信任的盟友，因此在立陶宛考纳斯以领事馆的名义设立了情报据点，加紧监控苏德两国的动态。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同时苏联也出兵占领了波兰东部。大批波兰军政人员越过波立边境逃亡，波兰在立陶宛的情报机构负责人卢德维克·赫伦采维奇牵头建立了一套地下转移网络。1939年波兰败亡之际，4名波兰总参谋部情报军官—包括1名密码专家—在日本驻波兰武官的帮助下逃脱并辗转于1940年3月前往日本。在日本和德国、意大利签订三国同盟条约之后，其中3人转道前往伦敦，加入了波兰流亡军队，但那名密码专家因为和日本军方过从甚密，选择留在日本。他此后就留在了日本，为日军改善破译苏军密码的技术助力颇多。

此后波兰为了抗议苏联将维尔纽斯移交给立陶宛，关闭了驻考纳斯的大使馆，但是在立陶宛的情报和转移难民工作仍然要继续，除了委托英国和法国大使协助之外，波兰情报机关也很快和日本驻考纳斯领事馆副领事杉原千亩搭上了线。杉原千亩是日本外交界的“苏联通”，俄语流畅，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考纳斯工作期间，曾经不顾日本政府的禁令为流亡的波兰犹太人签发签证，号称“日本的辛德勒”。当然，杉原千亩在立陶宛的主要任务是监视德日两国的动向，为日本军队南下的计划提供情报。在赫伦采维奇的联系下，若干波兰情报军官和杉原千亩取得了联系，而其中与日方合作时间最长，作用最大的，当属以下三人：在柏林工作的阿尔方斯·亚库比涅茨（Alfons Jakubianiec）上尉；在考纳斯工作的斯坦尼斯拉夫·达什凯维奇中尉（Stanisaw Daszkiewicz）以及在里加工作的米切尔·雷比科夫斯基（Micha Rybikowski）。杉原千亩为他们提供日本公务护照，几个人来往于柏林、考纳斯、莫斯科和东京之间传递情报。

杉原千亩

雷比科夫斯基

从1940年3-4月开始，雷比科夫斯基和杉原千亩多次接头，将俄语撰写的情报报告交给后者。他后来又前往里加，在驻拉脱维亚的日本武官的支援下负责搜集波罗的海国家以及苏联的情报，在杉原的帮助下，雷比科夫斯基从柏林的伪满洲国大使馆搞到了一张护照。1940年夏，在苏联吞并拉脱维亚之后，雷比科夫斯基从里加逃亡到斯德哥尔摩，同样和当地的日本驻外武官西村敏雄取得了联系，尔后西村敏雄更是说服日本驻德国大使，在驻瑞典的日本大使馆武官处找了一间办公室，专门供波兰情报人员使用，后来日本驻瑞典武官换成了小野寺信，他早在1936—1938年间在里加担任武官期间就和波兰武官菲利克斯布尔泽科文斯基私交甚笃，而后者此是正好担任波兰驻瑞典大使馆武官，双方继续保持了在拉脱维亚时的良好关系。小野寺信大佐帮助雷比科夫斯基在瑞典潜伏下来，并且以日本武官芬兰籍翻译的身份，化名彼得伊万诺夫掩护工作。

在雷比科夫斯基转移到瑞典之后，主要为日本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工作，因此杉原千亩的主要情报人员变成了达什凯维奇。后来转任日本驻布拉格总领事时，杉原千亩也仍然把达什凯维奇带在身边，以秘书身份展开工作，后者开着挂着日本领事馆外交牌照的轿车，来往于捷克境内的各个地方，在德国人控制下的工厂也建立了自己的情报网。而1941年7月，波兰在柏林的地下情报机构被破获，达什凯维奇更是在杉原千亩的帮助下得以脱身。

另外，亚库比涅茨也获得了日本签发的公务护照，而且还可以使用日本的外交包裹寄送文件。这位上尉后来在被捕之后，杉原千亩也是竭尽全力营救，只是后来未能如愿，亚库比涅茨最终被处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亚库比涅茨被捕的原因却实在是匪夷所思。这位仁兄在忙于抗德复国大业之余，仍然忙里偷闲，和伪满洲国领事馆的一位有夫之妇发生了不该发生的事情，结果那位被戴了绿帽子的丈夫一怒之下把上尉的身份出卖给了盖世太保。

此外，波兰特工还在西村敏雄的协助下在立陶宛建立了一套情报网，在特工、无线电和密码方面日本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斯摩棱斯克、里加、维也纳、乌拉尔和莫斯科，到处都有与日本合作的波兰情报人员。当然波兰人也是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为日本人提供了苏军集结兵力以及在托木斯克、伊尔库斯克、彼尔姆和萨马拉等地军事工业、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舰队的情报，以及德国方面的诸多动向。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波兰人的帮助，日本方面是很难获得这些的重要信息的。

虽然日本驻德大使担心破坏德日关系，禁止日本外交人员与波兰合作，但这个禁令并未落实。而德国情报机关对日本使用、协助波兰人的情况心知肚明，但考虑到德日关系，一时之间也无可奈何。波兰情报人员使用日本或者伪满洲国的外交护照和使领馆的车辆活动，利用日本外交包裹传递情报和物资，甚至曾经为伦敦的流亡政府寄去了波兰军队一个步兵团的军旗，就连波兰流亡政府总理，军队总司令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都曾经与日本军方合作，他甚至通过日本大使馆向波兰地下抵抗组织输送经费。在1939年波兰败亡之后，日本驻华沙大使馆仍一直保留到了1941年10月，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才关闭。尽管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波兰迫于英国的压力向日本宣战，流亡政府名义上和日本处于敌对关系，但双方在情报领域的合作却一如既往。

作为分处同盟国和轴心国两个阵营的国家，波兰和日本的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各自盟友的阻碍与掣肘，可谓是“冲破障碍的友谊”。这种合作直到1944年战局变换才渐渐停止。当然，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波兰与日本军方的合作，主要目标仍然是针对苏联，正如1937年时任波兰驻日大使塔德乌什罗默声称，日本的价值“堪称一把顶住苏联头颅的上了膛的手枪”。虽然许多波兰培养的日军情报军官成为了侵华战争中的急先锋，客观上加剧了中国人民的灾难，但主观上波兰并无勾结日本侵华的意图，更何况以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和外交密电往往被日军破译70%—80%的水平，即使没有波兰与日本的合作与帮助，情况恐怕也不会有很大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