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戊戌年的八月，在阴森森的刑部大牢中，谭嗣同留下了这样一首万人传颂的绝命诗。
不过，台湾学者黄彰健认为，这首诗很可能并非原作而经梁启超的篡改，其理由是：
为了掩盖“围园杀后”的密谋，康梁师徒在历史叙述中多处造假，而梁启超亦未交待他如何获知谭嗣同狱中题诗的；
尔后，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复引该诗时，又有将“望门投宿”改作“望门投止”之举，如此随意，可见原作究竟是何，难以得知。
为此，黄彰健提出了另一种看法，即1908年出版的《康梁绣像演义》一书中也有另一版本，其中云：
“林旭忽吟诗两首道：
青蒲饮泣知无补，慷慨难酬国士恩。欲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
望门投止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黄先生以为，后一首倒有可能是谭嗣同的原作。
有意思的是，电视剧《走向共和》也采取了这一说法：
当康有为、梁启超在国外筹款时，康称“奉衣带诏”，梁则背诵谭诗，但此举却遭到同行、原礼部主事王照的当场反驳，其指出：
密诏是假，诗亦改篡，康梁之举不过为了防止暴露他们“围园杀后”的这一“公罪”。
这一学术公案，最终在刑部官员唐烜的《留庵日钞》中找到了答案。
唐烜时为刑部司员，其对“戊戌六君子”的遇害前后记述颇详，而谭嗣同的绝命诗亦有记载，原文为：
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那么，对比梁启超的版本就会发现，诗作确实有些差别，但幅度不大、无伤大雅，并不影响其大意。
而以时间线索及唐烜内部人的身份而论，其记录的谭嗣同绝命诗，或许是最接近历史本相的版本了。
由此可知，黄彰健先生的怀疑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说梁启超改篡谭诗却有些主观臆测，似乎站不住脚了。
此外需要补充的是，唐烜是如何记下谭嗣同这首绝命诗的。
按其记载，在“六君子”遇害后，“在署闻同司朱君云：谭逆嗣同被逮后，诗云：‘望门投宿邻张俭，忍死须臾待树根。吾自横刀仰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前二句似有所指，盖谓其同党中有惧罪逃窜，或冀望外援者而言，末句当指其奴仆中，有与之同心者。然崛强鸷忍之慨，溢于廿八字中。”
根据唐烜的日记，“戊戌六君子”系于八月十三日（9月28日）遇害，其记载这首诗为八月二十五日（10月10日），两者相距12天，这应该是最接近的日期了。
不过，唐烜并没有亲自见到这首诗，也没有交代这首诗是谁抄出，只是说此诗系听同在刑部为官的朱君处听说而来。
多年后，唐烜又作《戊戌纪事八十韵》，其主要根据日钞为素材而写成，但二者内容稍有区别。
譬如谭嗣同绝命诗的来源，唐诗中称“役卒呈数纸，云是狱中笔”，而根据上文，日钞所记其实是“在署闻同司朱君云”。
再根据唐烜八月二十四日（10月9日）的日记：
“是日在署见有狱卒由狱内抄出杨侍御深秀诗三首，均七律。
……（杨）被逮在初九日，至十一日送部入狱后得诗一首，次日又成一首，十三日午刻后，始奉即行正法之旨，临刑已日夕矣，盖此日清晨，尚用香火划壁成诗也。”
由此可知，杨深秀的绝命诗系狱卒抄出。那么，谭嗣同的绝命诗想必也是出自狱卒之手，然后刑部官员才有机会留下历史的记载吧？
至此，谭嗣同绝命诗的公案，应该就此画上句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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