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差点成为第一个到达东的罗马的中国人,却为伊朗人所骗!

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 ——《后汉书·西域传·安息传》

但是，东汉在与匈奴争夺西域的斗争中，从未取得过决定性的胜利。汉王朝每每能击溃匈奴，但却未能追击匈奴，彻底消灭之，以致西域时通时断，河西不得安宁。很显然，要彻底消灭匈奴，仅仅依靠汉朝的力量是不够的，必须得借助盟友的力量。东汉也以联合盟友夹攻匈奴为基本策略。但事实证明，仅仅联合高句丽、乌桓、鲜卑和西域诸国的力量也是不够的，最可联合的力量还得从比西域更西的地方寻找。安息（即波斯帕提亚王国，今伊朗境内）和大秦（罗马帝国）是西方最大的两个国家。安息“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大秦国“地方数千里，有四百余城，小国役属者数十”。因此，东汉要消灭北匈奴，唯有联合安息和大秦。

班超经营西域多年，按理说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非他莫属。但此时的班超已经年逾六十，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便派自己的副手——甘英代为出使。

汉和帝永元九年（97年），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大秦。他率领使团一行从龟兹（今新疆库车）出发，经条支（今伊拉克境内）、安息诸国，到达了安息西界的西海（今波斯湾）沿岸。

面对茫茫大海，甘英求助于当地商人。安息商人却以夸张地口吻说道：“前方海域广阔，往来者如果逢顺风，要三个月方能通过。若风向不理想，也有延迟至于两年之久的，因此入海者都不得不携带三年口粮。海中情境，令人思乡怀土。船行艰险，多有因海难而死亡者。”

正如我们今天所知的那样，海上航行虽有风险，但绝不会如安息商人所说的那么大。很显然，安息商人是故意要阻拦甘英去罗马。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和古代丝绸之路分不开的。中国和罗马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终点。处在中、罗之间的安息商人垄断了中罗之间的贸易，靠转手丝绸买卖获取暴利。中、罗两国都想摆脱安息商人的垄断，直接丝绸和珍宝的交换贸易，甘英出使西行也有这方面的考虑，这正中安息商人的要害，因此他们想尽办法，编出谎话欺骗甘英一行。

甘英他们受到安息商人欺骗，又得不到充足的设备和必备的粮食，就只能返回。

粱启超后来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曾经就此发表感慨，言辞十分深切沉痛：“班定远既定西域，使甘英航海求大秦，而安息人（波斯）遮之不得达，谬言海上之奇新殊险，英遂气沮，于是东西文明相接触之一机会坐失。读史者有无穷之憾焉。”历史的偶然事件，或许确实是由必然的规律所决定的。如粱启超所说，“我国大陆国也，又其地广漠，足以资移植，人民无取骋于域外”，“谓大陆人民，不习海事，性使然也”，这应当是“海运业自昔不甚发达”，“航业不振”的主要原因。康有为和范文澜也持类似观点。

但大多数的人还是强调安息人欺骗了甘英，正是安息人吓唬人生地疏的甘英一行，才促使甘英转而东归，使自已的事业半途而废。他们认为，梁启超对甘英的指责未免太过分了，因为甘英是班超率领的有“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舍身精神的36位壮士之一，而且从中国龟兹直到波斯湾边的西行路线也是甘英探险开辟的，一味强调甘英的责任不公平的。

甘英虽然未到大秦即中止西行，但是也创造了中国古代王朝官方使节外交活动之西行极界的历史纪录，成为中国出使波斯湾一带的第一个外交使节。这一极点，在元明时代之前的一千多年间，一直没有被超越。

唐代诗人杜牧在《郡斋独酌》诗所谓“甘英穷西海，四万到洛阳。”说到甘英的功业。“四万”，是指从汉王朝西境到洛阳的行程计四万里。

虽然甘英作为东汉帝国的正式外交代表对于越海远行的保守态度留下了永久的历史遗憾，但是这一时期民间商队的往来却并没有中止。罗马著名学者普林尼在他的名著《博物志》中记载了中国丝绸运销罗马的情形：“（赛里斯）其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干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至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由地球东端运至西端，故极其辛苦。赛里斯人举止温厚，然少与人接触，贸易皆待他人之来，而绝不求售也。”

甘英的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却在扩大东汉与中亚、西亚各国人民的关系方面，在加深东汉与中亚、西亚各国人民的方面，以及在丰富中国人民的地理知识方面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首先，甘英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又对丝绸之路南道进行了新的探索，从而大大地延长了南道的长度，将丝绸之路南道一直延伸到了波斯湾。西汉自张骞一来，汉使纷纷西去，但“前世汉使皆自乌弋以还，莫有至条支者”。这我们可以从《后汉书·西域传》的下述记载中得到更有说服力的证明。班固在其中记述道：“自玉门、阳关出南道，历鄯善而南行，至乌弋山离，南道极矣。”这充分说明，在西汉时期，人们对南道的认识最远只能到达乌弋山离。只有甘英涉悬度，经乌弋山离，“抵条支而历安息，临西海以望大秦”。其活动范围之广、西域之大，西去路程之远，都远远超过了前人。从现有的资料来看，甘英是第一个到达条支的中国人，开创了中西交通的新纪录。

其次，甘英的这次远征大大地丰富了东汉对中亚和南亚各国的知识，开阔了人们的眼界，纠正了前世的一些错误说法。在出使过程中，甘英不仅克服了路途的艰辛，而且还对所过地区“境俗性智之优薄，产载物类之区品，川河领障之基源，气节凉薯之通隔，梯山栈谷绳行沙度之道，身热首痛风灾鬼难之域，莫不备写情形，审求根实”，为后人留下了丰富的第一首材料。

再次，这次出使使东汉政府知道了大秦方面的许多情况。这些情况包括：大秦国的国名、地理位置、风俗习惯、政治状况，使中国内地居民到大秦是一个出产“金银奇宝”的西方大国，它常与“安息、天竺交市于海中，利有十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次出使，也使当时的中国人知道了“其王常欲通使于汉”的愿望，为中国使者进一步通往大秦之路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信息。

最后，甘英的出使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和各国友好关系的发展。范晔在赞扬甘英“穷临西海而返”之后，接着说：“于是远国蒙奇兜勒皆来归服，遣使贡献。”远国蒙奇兜勒也即当时隶属于罗马的马其顿。“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条支大鸟。”这些都是甘英出使大秦后带来的直接成果。正因为如此，所以甘英这位我国外交史上的重要使者理应受到后人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