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中，原四川新军军官尹昌衡在骗取了原四川总督赵尔丰的手令后，其随即来到边防军驻地宣布接收这支部队，并下令持续驻扎南苑“保护大帅安全”。同时，尹昌衡还宣布，加发恩饷一个月，当晚又设席招待官兵们，让他们饮酒狂欢。
而在暗中，尹昌衡机密调集新军将边防军包围，用火炮构成压抑，如有异动，即行处理。深夜时分，尹昌衡委派死党陶泽锟为敢死队队长，后者带兵冲进赵尔丰家中将其抓获。在此流程中，赵尔丰的一名贴身丫头（一藏南蛮女）持枪抵挡，被陶泽锟亲手击毙。
得手后，尹昌衡从正门入，并宣布为了“老帅”的安全，决议将之转移到军政府。这一流程，也便是其后革命党们所津津有味的“智取赵尔丰”。敢死队长陶泽锟由此青史留名，并收获了一个团长的位子。
被押到军政府后，赵尔丰曾谓尹昌衡曰：“余何罪于公？”尹答道：“公得罪于四万万人之一乎！”赵问:“能相活乎？”尹说:“既此非我意，当语众绅。”毫无疑问，此时众人的意见一致以为:“尔丰屠川人，川人死于兵者数十万，死于乱者百万，是夫之肉其足食乎？”次日（11月22日），尹昌衡在成都明远楼广场召开群众大会，问台下众人：
“衡代诸君擒贼，因而不先告者，恐泄机，事不济耳！今以生杀付诸君决之。”台下大呼“该杀”，声振屋瓦。尹昌衡即令陶泽焜当众将赵尔丰斩首，并将其头颅挂在树上，示众三天。无可否认，浊世中能镇慑场面的，往往是能掌控中下级军官而又残酷无情的人物，尹昌衡便是一例。在安定兵变并杀掉赵尔丰后，尹昌衡申明大噪，议论慑服。
事实上，赵尔丰的被杀，与其说是对“反动旧官僚”的整理，倒不如说是革命的“投名状”。赵尔丰的人头，实则是新政权树威的道具，意在警示统统能够觊觎权利的竞争者。事后，曾切身参与辛亥革命的郭沫若记下了大众对赵尔丰之死的奇妙反响，说：“（赵尔丰）全无抵挡地遭了别人的屠杀，虽然在他生前大家已经以‘屠户’目之。待他一死，大家对他却隐隐有些可惜起来。”
很大水平上，赵尔丰也算是个经历丰厚的老吏，辛亥年的四川虽说乱，但毕竟乱而不倒。至于其死后，四川更是一乱便是三十几年。而且，赵尔丰所率的边防军关于清末藏南的安定起到了自负紧张的作用，其被杀后，藏区形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矣。这却是不得不补一笔的。至于新官尹昌衡，其素常放荡不羁，在广西时期即诡称“酒不丧行，色不害德”。
当上都督之后，年不过27岁的尹昌衡更是骄纵统统，犯了好酒贪色的老缺点。
当然，尹昌衡自幼个子硕长，按如今的标准，可算是个英气逼人的大帅哥，加上年纪悄悄即身居高位，不免把持不住。他在任都督时期，曾将某年轻美丽的老板娘收为妾室而毫不顾忌言论的指摘。更诙谐的是，尹为了好色还编出一条三段论，曰：“自古好汉皆好色，昌衡是好汉，故昌衡好色也”，以此证明他的好色是合理的。当然，尹昌衡当时的侍妾也不只这老板娘一人。在其后的西征途中，尹昌衡也毫不检点，经常粉墨登场唱戏，乃至乘醉调戏少数民族妇女，活动轻浮狂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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