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河南为鱼米之乡，明末时期朱明王室的七个藩王的封地在这里，导致土地高度集中，加上当时连年灾害，老百姓连饭都吃不饱，不是饿死就是逃亡，或者去做强盗，至少不会做个饿死鬼。
李自成刚开始进入河南的时候，只有一千多人追随，没几个人愿意跟着他。不过，这种局面很快就由明朝官府强摊赋税而改变。
由于难以忍受官府的压榨，这里的老百姓纷纷加入李自成的义军，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达到数万人。
在李自成的指挥下，农民军一举拿下宜阳、永宁、偃师、灵宝、宝丰等地，还将明宗室万安王与各县官员数百人一同处死。
要说一个人的好运来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用这个“定律”来形容此时的李自成也同样适用。因为此时有两个“知识分子”加入了他的农民军，即宋献策和牛金星。其中，牛金星是犯法被贬戍的“举人”，而宋则是江湖术士。
别看这两人的人生都不光彩，他们却帮了李自成的大忙，深受老李的重用。尤其是宋献策，一见到李自成就献“十八子主神器”谶语，让李自成兴奋极了：“姓李的该当皇上了！”
在河南的七个明朝藩王中，最富有的要数洛阳的福王朱常洵了。此人为明神宗第三子，与宠妃郑妃所生。王皇后没有生儿子，王妃生了长子，就是后来的光宗，朱常洵比他小。
神宗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立太子，朝廷上下都认为郑妃想立自己的儿子为太子，不过太后和大臣们却极力反对。最后，神宗“被迫”于万历二十九年立王妃所生的长子为太子，即后来的明光宗，而朱常洵则被册封为福王，封地在河南。
既然为王爷，荣华富贵、锦衣玉食自然不会少了朱常洵的，成天沉湎酒色，寻欢作乐的福王，体重达到了三百多斤。可能是神宗觉得对朱常洵有所“亏欠”吧，直到他三十岁才送去封地洛阳，还生怕这个儿子过得不好，赐予良田四万顷。但是当地没那么多良田，就从邻省份划拨。尽管如此，朱常洵还是不满足，他请求神宗把川蜀的盐茶税交给自己，没想到神宗二话不说就答应了。之后朱常洵又开口要淮盐，也立即得到神宗的批准。
别小看这两项税收，那可是当时明朝税收的重要来源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河南的老百姓不是流离失所，就是被苛捐杂税给逼迫死。
长此以往，当时明朝边军的粮饷都受到了影响，加深了官兵对朱常洵“仇恨”。当时路过洛阳征剿农民起义军的明朝将士十分愤怒：“洛阳富于皇宫，神宗耗天下之财以肥福王，却让我们空肚子去打仗，命死贼手，何其不公！”
就连当时退养在家的明朝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屡次入王府劝福王：即使只为自己打算，也应该开府库拿出些钱财援饷济民。
福王不听。
农民军在河南攻，首要目标就是洛阳的福王朱常洵。
公元1641年（崇祯十四年）春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军进攻洛阳。
由于洛阳城墙高且十分坚固，农民军不得不拉来抛石机助阵，即使这样，一整天也攻不下。
直至傍晚时分，城墙上突然涌现数百名明朝士兵，他们在大声呼叫，而城下农民军好像和这帮明朝守军约好似的，纷纷响应。
这几百守城士兵可能是因怨生恨吧，突然将正指挥守城的王胤昌绑起来，准备开门投降。
总兵王绍禹赶忙来劝解，这些士兵喊道：“贼军已在城下，王总兵您又能把我们怎样！”
说完就对守城的其他不愿意投降的士兵进行攻击，很多士兵因受到惊吓而堕城。
城下的农民军见此情形，赶紧攻城，那些哗变的士兵帮助扶引梯，就这样，坚固的洛阳城落入李自成之手。
被绑的王胤昌趁乱被侍从救下，见势不妙骑上马就跑，后来被崇祯帝凌迟。
福王和王府的女眷躲入城郊僻静的迎恩寺，其子朱由崧缒城逃走，即日后“弘光政权”的皇帝。
倒霉的福王很快被农民军捉住并押回城内。路上遇到正要被执行死刑的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吕尚书激励道：“名义甚重，王爷切毋自辱！”说完就开始大骂李自成言，直至临死那一刻才停住骂声，真是条汉子。
但让吕维祺没想到的是，福王却是个熊包，见到李自成后随即趴在地上，叩头饶命。
那三百斤肥王爷的样子滑稽极了，引得李自成都笑了。
看见堂下跪着哭喊饶命的朱常洵，李自成干脆让人将他剥光洗净，又到后园宰了几头鹿，和福王放在一口巨锅里共煮，美其名曰“福禄宴”，和将士们共享。
事后，李自成命部下抄福王府。
起义军将士被朱常洵的家产惊呆了，最后动用数千人来搬运福王府中金银财宝以及粮食，数日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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