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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日本的经济学者赤松要发现，生产要素的变化会导致制造业发生转移，落后地区承接产业转移后，经过一段时间发展，生产要素再度变化，产业则再度向相对更落后的地区转移。
赤松要的这一理论被称之为制造业雁行理论，又被称之为产业结构的候鸟效应。
寒冬将至，大雁南飞，这是求生本能。成本上升，制造外迁，这也是企业的求生本能。
珠三角近40年的发展几乎也是侧面印证了雁行理论。改革开放之初，珠三角也是承接香港、台湾、日本等地的产业转移，人工、土地等各类生产要素成本很低，加工贸易制造盈余丰厚，工厂如雨后春笋拔地而起。短短几十年，珠三角就完成了从农业基地到“世界工厂”的转变，这正是雁行理论的强大效应。
但而今，当初的生产要素条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地、人工已经很贵，大约从2006年开始，珠三角制造业就开始有小规模外迁迹象，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一度让珠三角制造重镇的东莞出现大片的厂房空置。近两年，珠三角各地土地价格上升很快，产业空间日趋紧缺，更多的制造企业面临被“挤出”。
制造业附加值较高深圳也不例外。有机构不完全统计，截止2017年底，有超过1.5万家企业将生产基地迁出深圳，其中不乏深圳本土明星企业。
如2015年比亚迪在汕尾投资建设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2016年华为终端转移落户至东莞松山湖；大疆科技2013年就在东莞买地；富士康将生产线移到了郑州和贵州；欧菲光、兆驰股份、兴飞科技、海派通讯等企业将生产线搬迁至江西南昌。
制造业大量外迁，曾一度引发惶恐，别让谁谁谁跑了之类的文章成为爆款。其实雁行理论只是经济规律的一面，原有产业迁出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是转出地的产业升级条件已经成熟。
在赤松要的雁行理论描述中，新的产业在旧产业转出后得以成长，日本在原有产业迁出后，完成了新的产业升级。深圳，亦或者放眼整个珠三角，正是在一次产业升级的大转型之中。所谓产业升级，其实也是新旧更迭，新的更有创新力的企业在本地淘汰旧的低效率的企业。
观察企业外迁另一个有意思的窗口则是制造业的回迁。深圳市钟表与智能穿戴研究院CEO杨景雯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过一个小故事：
前两年外迁到湖北的一家精密电子企业又回来了，原因很简单，在深圳一个配件2小时配齐，而在外省需要2个星期！这样的例子在珠三角其他城市也很多。大量制造业回迁，也依然是算一笔经济账。
现代产业的成本计算已经并非土地、人工等传统主要成本项目，更包含了物流、人才、产业配套、融资等综合要素。因此，撇开制造企业大量回迁珠三角不谈，即便是华为等将生产基地外迁，但总部依然留在深圳，这种做法无非是把企业的各类成本放诸在合理的位置，仅此而已。
产业链就是利益链。企业外迁或回迁，背后的驱动皆是企业发展的利益考量。对珠三角而言，企业回迁固然充分说明本地综合成本竞争力的改善，同时也给本地土地空间利益效率提出了更高的挑战。以深圳为例，早在2004年，深圳就已经在全国率先面临着土地、资源、人口、环境“四个难以为继”的严峻困境。
其中，土地空间资源紧缺问题尤为突出。自2012年起，深圳存量用地供应开始首次超过新增用地，土地开发强度超过150%。如何集约利用存量土地，是摆在大湾区诸城面前的重要课题。
录制：黄亮
作者：李乾韬
配音：李乾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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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留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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