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略合法 | 日本是怎样对民众进行思想控制和理论宣传的？

本文作者史桂芳，节选自《 日本国内战争狂热的表现及成因分析 ——从一个新的角度反思历史》，原载于《安徽史学》2016年第1期，有部分改动，如需引用请参考原刊。

中日战争期间，日本国内出现“举国一致，尽忠报国”战争狂热，有着比较复杂的原因。

首先，近代以降，日本以法律形式确立了天皇至高无上的权力，天皇制意识形态占据主流地位，深深地影响了日本人的思想。1889年，明治政府颁布了以“天皇主权论”为核心内容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赋予日本天皇拥有比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元首更大的权力，而资本主义宪法中的国民在日本则被称为臣民，要求日本人忠于天皇。1890年，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敕语》强调在家作“孝子”，在国作天皇的忠臣，在战时要为天皇“义勇奉公”，保卫“皇运”。为天皇尽忠不仅是武士道的最高境界，而且是所有国民的最高道德水准。

日本利用古代的神话传说和神道教，鼓吹日本民族是神造的民族，日本是天孙之国，天皇是神的直系子孙，是“天照大神”的后代，是从天而降的“现人神”，日本天皇“万世一系”，日本的国体无比优越，“承接天照大神御魂的天皇是世界唯一天成君主”1 ，要求国民忠于天皇，践行“臣民之道”，“国恩宏大，在天孙开辟之国，一切都是天子之物。生则沐浴天子之水，死则葬于天子之地，食之谷米、穿之衣物皆产于天子之土地”2，甚至要求国民在吃饭、穿衣的时候都要想着天皇，时刻不忘为天皇尽忠。近代日本政府通过神话天皇，鼓吹日本国体优越，宣扬大和民族优秀，使皇国观念成为近代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日本在国内宣传所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利益，是付出“10亿国币、20万生命”代价换来的，是“合法”的。中国人的“排日”运动威胁到日本的“合法”权益，造成了九一八事变。这些颠倒黑白的谎言，迷惑了日本民众，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出现了疯狂的“侵华排外”狂潮。在1937年日军占领南京后，东京数十万人上街举行庆祝游行。日本政府还鼓吹发动战争为了抵御西方列强对东亚的侵略，为了维护“国体”，复兴亚洲，“帮助”同文同种的亚洲邻国驱逐白色帝国主义。这一系列思想控制、理论宣传，很具有欺骗性。

其次，日本政府控制舆论，实行严格的新闻审查，使国民无法了解战争的真相。1938年4月，日本公布了《国家总动员法》，规定：“政府有权对报纸及其他出版物的内容进行限制直至禁止”3，当时日本的新闻报道以是否有利于政府的侵略政策为标准。1937年12月在南京的大屠杀发生后，日本国民根本就无从了解屠杀的真相。当参加南京战役的士兵复员回家，谈及南京发生的屠杀事件，政府立即以“造谣惑众”的罪名被处以数月监禁。1940年12月，日本成立了言论统制机关——内阁情报局，1941年1月又根据《国家总动员法》制定了对报纸等传播媒体的限制令，禁止有碍于国家重大决定的言论，甚至对一般性事件的报道也作了种种限制。1943年陆军报道部颁布的《关于俘虏报道检查注意事项》中，明文规定禁止报道：“对俘虏进行体罚或裸体劳动等虐待俘虏的行为”和“用俘虏做苦役的事件”4。

日本政府控制的报纸、广播等主要媒体大力向国民宣传所谓国内即战场，国民即战士的纯战时观念，要求国民养成简朴的生活习惯，作军队的后盾。报纸还大量刊登前线士兵为“保卫”国家英勇作战的事迹，报道各种“铳后”支持战争的状况，造成支持战争是国民应尽义务的氛围，鼓动人们支持战争。文学家大野苇平以徐州会战为背景，发表了小说《小麦与士兵》，歌颂“武士道”精神，获得了日本文学界颇具影响力的芥川奖，这部作品被日本吹捧为世界最高的战争文学。

再次，通过基层组织控制国民的言行，统制国民的生活物品，强行将国民生活纳入法西斯体制之中。日本是一个资源匮乏的国家，随着侵略战争的扩大，国内物资不足的问题日见突出，物价不断上涨，人民生活水平受到严重影响。日本实行生活必需品票证供给制度，票证的发放掌握在邻组、町内会、部落会等基层负责人的手里，这些基层组织被政府控制，参加者要参“兴亚奉公”、慰问军属、募捐等活动，实际是就等于胁迫国民支持战争。

日本政府对国内的反战言论实行严厉的控制，1943年日本内阁通过了《关于确立战时国民思想的基本方策要纲》，规定：“动员学者、思想家，阐明皇国之道，清除学问、思想中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彻底确立以真正日本精神为基础的各种学说，并且渗透于实际的教育教化之中”5。1937年11月，日本政府逮捕了介绍欧洲反法西斯运动的中井正。12月逮捕了表示不支持战争的加藤勘十、山川均等400余人。1938年11月，大内兵卫、美浓部亮等教授被捕入狱。在日本政的高压政策下，一些反战人士被迫放弃原来的立场，表示与政府对外政策保持一致，甚至日本共产党员也有放弃原来立场的。如：佐野学、锅山真亲等人公开发表“转向”声明。由于日本政府对内实行法西斯专制统治，日本国内的反战团体及其和反战活动受到严厉镇压。日本共产党的活动处于地下状态，不能在社会上形成影响力。而国民中的反战组织、反战活动没有统一的领导和目标，难以形成规模，不可能形成与政府分庭抗礼的态势，这也是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出现“举国一致”现象的重要原因。

编辑 | 闫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