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东光周邦与《周氏宗谱》

明清以来沧州愈发兴盛。作为畿辅要地，又濒临渤海，京杭大运河和明清御道穿境而过，海陆交通发达，达官贵人南来北往驻足停留间带来了厚重的文化内涵、开放的社会风气。同时，由于历史上改朝换代的动荡，尤其是明初“靖难之役”的兵革之祸，造成沧地田野荒芜，生产凋敝，民不聊生，为充实沧州以佐京师，大量移民纷至沓来。伴着以自耕农为主的劳动力数量的急剧增加，再加上国家重农政策的实施等因素，农业重新焕发生机，商贸业也日趋繁华，尤其长芦盐业更是长盛不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在富庶物质力量的作用下，亦出于对国家文化政策导向的认同，构成城乡的主要群体——宗族大户开始着力推行“敦孝悌、重人伦”的“遗泽爱后之正道”，保持血脉繁衍、家族传承的永世鼎盛。于是，人们纷纷“会族众，立祠堂，修谱碑”，其上“述祖恩，彰先业，励后辈”，进而“敦宗睦族”，以期家道持续绵长，有力地促进了本土宗族架构的塑造。

明初从山东即墨迁来

沧州的东光县有个村过去叫周邦庄，后因规模日大渐被分成两个村子，改叫为前周和后周，隶属于找王镇，和村南走不了几里路程却隶属于连镇镇的周英庄是同时建立而且同宗同族的村落，约有六百余年的村史了。据修纂于1933年的《周氏宗谱》记载，周氏初居于山东莱州府即墨县毛家庄，明初永乐二年奉诏迁畿辅至东光县城东南十二里，占产立庄名“周邦”，取《诗经》“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之意。

周氏宗谱扉页

周氏始祖在即墨当地共有兄弟四人。由齐鲁迁燕赵之时太始祖已殁，长兄需要承祧守护祖业，因此外迁者为弟兄三人，即仲、叔、季。太始祖母不忍三子撇家舍业远离故土，于是一路北上跟随而来。仲定居周英庄，太始祖母随幼子季落户于运河西的大周庄。周邦始祖乃叔也。

周氏旧有家谱，支脉源流分明，敦本睦族秩序良然，“阅世二十，历年五百非无谱也”。清代咸丰、同治年间，太平军北伐、捻军起义，战乱迭起，烽火遍地，沧州地区沿运河一线成了重灾区。俗话说“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周氏家族未能幸免于难，在战火中流离苟活，记载周氏世系的挂图亦从此失落。周氏旧有的挂谱俗称家堂主子，为黄绫书成，悬供于六大院二支大厅中。当时周氏族人正决议计划于庄后建筑宗祠，但工程还未实施捻军起义运动便开始波及于此，“张总愚窜扰河北，其部马队俗称‘马贼’以家堂主子包草临行携去。”周氏后人每念及旧谱失于保护有愧祖宗德惠无不“服膺长太息也”。

周氏宗谱谱头世系

“国有国史，家有家乘”，周氏族人在“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的痛定思痛之后决定再次修谱“以贻后人”，正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适逢第二十一世孙周同龢辛未年赋闲在家，他久怀续修之心，此时在众族人的襄助下全力以赴投入此项“登高行远之基”的任务中。在编纂中他遇到了多重困难，主要有：一、旧谱失踪，世系不明。二、族人散居各处，采编不便。三、被委任公干，编纂《东光县志》，中途续谱被搁置。四、专项资金运转困难。为此，以周同龢为首的续谱班子不辞辛劳地爬罗剔抉：一方面核对在世人员家世情况，另一方面搜集先人信息，并把一些即将散佚的家族往事系统化，“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者一一记录”，使之能对修谱有所裨益，同时不遗余力地征集先代神主、搜集故老笔记、查询各家所持历代地契、毡蜡碑志等，待到资料详备之后又严格筛选，尽力追溯，对于实在无所考证者则付之阙如，绝不马虎行事，更不为提高门庭而趋炎附势，胡乱攀附，求真、求实乃是家族血脉传承的第一要务，力求做到“上不愧祖宗，下不惑子孙”。在付刊印之际虽有资金周转不利之困，但经族中元老众议，将祖茔之地的守护树二百株售出以备修谱善款专用。《周氏宗谱》在周氏族人的几经努力之后终于由东光县有名的印书机构——永昌印务局印刷于世，从此周氏族人“以族中无谱自以为缺陷者差堪弥补矣”。

成书后的《周氏宗谱》一函两册，开本为27×17厘米，铅活字白纸排印，题签和版权扉页则为虎皮宣纸木板印刷。其中，一册为周邦庄、马头街、周英庄的世谱，一册为大周庄的世谱，盖因他们属于同宗不同房的支系脉络，所以两者既可独立成册，又可合二为一成为联谱。是书印刷精良，装帧考究，但印刷量不多，笔者专研沧州本地家谱经年不见其他有藏。当然，此套家谱虽册数较少，但也大致符合北方谱卷数较少的特点，另外前序、后跋、世系、家训、传记、附录等体例则都面面俱到，内容蔚为大观，成为研究东光周氏家族变迁与地方乡土历史难得的文献资料。

周邦厚重的人文内涵

作为周氏族人世代居住的村落，周邦曾有着厚重的人文内涵，但宗祠、庙宇等这些祭祖、拜神的建筑以及与周邦有关的其他历史风物历经战火等劫难到如今早已不复存在。人，一代代诞生，又一茬茬老去，属于周邦的辉煌也在口耳相传中走了模样。好在让人庆幸的是，毁掉的是古物，不朽的是《春秋》。周邦过去的风貌片段在《周氏宗谱》的零星记录中得以传承并鲜活起来。

石井周庄：周邦庄因人口鼎盛，当地人出于识记的需要，把周邦庄称为大周庄，而把邻近的周英庄称为小周庄，此众所周知。但周邦还有“石井周庄”之称呼，这个别名不仅对于现在的周邦年轻人来说完全陌生，就是上岁数的人也鲜有人知。原来周邦庄前临湾有一大井，水极甘美。井口为条石砌成，共五块：一曲尺形、二正方形、二长方形，大小不等。石块为周邦始祖自山东即墨驮运而来。那时即墨山多，建筑石料向为平常物，价格十分低廉。出于安土重迁的考量，石系故土之物，见石如见故乡，同时由于石质坚不易损坏，砌之井上能使子孙日日取水时目睹先人之手泽以此籍作永久纪念，大有牢记初心，不忘根本之意。世代久远之后，后人不知其贵。多年前清修井时，有人竟借口井口大石条已不适用应改用木栏而将其推入湾中。后隔多年再找寻时，石条早已沉入污泥不可寻，周氏后人已然后悔不及。

庙会时的热闹

娘娘庙：周邦庄外东北隅有一座气势恢宏的娘娘庙，亦名周家庙，俗称大庙，建造于何时已不可考，日久见衰朽。清代道咸年间，周氏先祖庠、允恭、允中三公合力重修并将之扩建。修葺一新的新庙占地纵横各十余丈，前后大殿各一座，禅堂、群房共十余间，山门、便门、大门各一座。前殿为泰山行宫，后殿则供佛，香火缭绕，朝拜者不断。每逢农历四月十七至二十日演戏剧四天，此间商贾云集，香客毕至，可谓人山人海，颇为极盛。但1898年伴随戊戌变法的开始，新政在各地迅速推广，周邦也成了移风易俗的试验田。在革故鼎新者的要求下，大庙不再以供奉为主，大庙的后殿和群房被改建成警局和学校。大庙的墙垣亦因无人看管而渐倒塌，至1933年修谱成书时唯存前殿及山门，但也杂草丛生，不复从前。

西国村：周邦娘娘庙有一口大铁钟，大如巨瓮，重六百斤，上有铸造铭文：“直隶河间府景州东光县城东十里西国村圆觉庵嘉靖二十六年吉日造”等字样，可知此为西国村之故物。嘉靖年间距修谱时不过四百年，但西国村早已成废为邱墟，当时情形如何，圆觉庵为何道场已无可稽考。根据故老相传与生活遗迹的发现，西国村遗址的具体方位大致在周邦庄邻近的张良庄后东西道北，俗名岗子地处。另有东国村，具体方位在张良庄东，周邦庄北，距周邦里许，亦早废，翔实情况不可考。

岁月无端，春秋作序。这些与周邦村史或多或少有关联的文字虽无法同国史府志相提并论，甚至无甚故事，略显乏善可陈，但贵在真实，为研究当地乡土风俗变迁与古村落的兴衰演变提供了宝贵的信息，是周氏族人值得书写的历史记录。

周氏子孙瓞绵人才辈出

周氏族人定居以来人口昌盛，子孙瓞绵，人才辈出，“所谓地灵人杰非此莫谓其实也”。先贤们隐居乐道，不求闻达，但求德行与学问兼优，《周氏宗谱》详实地记载了他们的嘉言懿行，以昭示后人，勉励后昆。

周氏一族中，南安知府公颇有名望。公为周氏家族先贤之佼佼者，去世之后坟墓亦在桑梓之地。由于旧谱遗失于战乱，南安公为何时人物，支脉若何已不可考，唯一留存旧物为南安知府纱灯，为其出任江西南安府正堂时所制。

1933年《周氏宗谱》的纂修者或序跋者亦为东邑之名流或饱读之士。周同龢，《周氏宗谱》的修辑者，民国《东光县志》的编纂者之一，原名冕，字子服，五十岁后更名百童，清附生，光绪三十一年毕业于保定北关师范学堂，后尽职教育界二十年，主管教育的提学司以“实力尽职”的证书作为嘉奖。此后他又充国民第三军第一师第二旅及第八混成旅书记官、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第十二军第一师谘议、开滦保安队预审官等职，长子荣徵为中央五十二师上尉书记、东光县中区助理员，次子荣昌任河北省守备队司书、东光县民团团佐和保卫团队长。

著名作家、本溪原文联主席和作协主席、一级文学创作员熙高先生（原名周熙高），也是从周邦庄走出去的优秀儿女，周氏族人的优秀代表之一。

民国大学者、新文化运动的干将胡适云：“将来中国有无数存真传信的小谱，加上无数存真传信的志书，那便是民族史的绝好史料了。”斯言诚不欺后人也。本着“与其徒事穿凿毫无根据，不如实事求是较为的确”的《周氏宗谱》记录了周氏族人的迁徙发展轨迹，堪称周氏家族的“百科全书”，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后世子孙当宝之，毕竟家谱是宗法血缘下的乡土最根本之彰显。

（王立成（沧州） 刊于燕赵都市报2018年5月20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