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书经》上的记载:“箕星好风,毕星好雨”,“月之从星,则以风雨”，“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孙子兵法》的火攻篇中明确指出“发火有时,起火有日,时者天之燥也,日者月在箕、壁、翼、轸也,凡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
东汉王充在《论衡》中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要出门,让子路拿雨具,说会有大雨，结果果然下了大雨;子路问原因,孔子曰:“昨天暮月离于毕宿”。第二天,月再次离于毕宿,孔子再次出门,子路请求带上雨具,孔子不听子路的劝告,结果果然没有下雨,子路问其故,孔子曰:“昔日离其阴,故雨，昨离其阳,故不雨”。
《尚书》，《诗经》这两部“经”书，历来被看作是“信史”；孔子、孙子同样是古代文、武至圣先师，当然属于“信人”，天文气象预测在古代是有“信史”和“信人”可证的，所以是真实存在的。
其他文明古国也有类似的记我,例如古代巴比伦人以轸宿为风星,昴宿为雨星。”等等。
这些记载于历史的,只是一句两句的天气谚语,而没有成篇的论文和具体方法的记载。
栾先生认为:“月之从星,则以风雨”的星,不应是二十八宿中的星与毕星,二十八宿的星是和我们相距遥远的恒星,它们位于天赤道、黄道与白道之间,看起来日、月、行星从它们身边经过,但实际上它们没有变化,所以只有太阳，月亮、行星运动才与千变万化的天气对应。
那么孙武子的“月在箕、壁、翼、轸……风起之日”是不是真的有道理？现在还灵验吗？
根据栾先生的研究，以“月在箕、壁、翼、轸”预测起风，在孙武那个春秋战国时代可能是真实的，但是由于“岁差”的关系，时至今日已经不再灵验了。即便在三国时代，仅以“月在箕、壁、翼、轸”预报东南风，恐怕也是没有十分把握的，因为有风无风，还要取决于另一因素——是否有行星对应。因无历史记载，无法判定古人预测天气是否也考虑到行星。但诸葛亮是非常谨慎的军事家，他不会在那么大的战争中，搞无把握的预测。
前文提到“月离于毕，俾滂沱矣”只准于古，不准于今是什么原因呢?
由于春分点在两千年中西移约30°,因此现在的毕宿视赤经已经为68°,经长时间观测,在夏秋季节,黄河流域对应区有行星对应,当月亮运行至胃宿时,黄河流域南部,便开始降大雨,至昴宿时北部便降大雨,当月亮离毕宿后,黄河流域不但不降雨,反而会出现晴朗天气,这时东北一带降大雨,由此知胃宿已经占据了毕宿古代的方位,而毕星已经成了华北与东北的分界线,这是由于春分点四移约30°的结果,才使毕星失去了华北雨星的身份,成了东北一带的雨星,由此可知孔子与孙武子的测风雨的经验,有一定的时间性和地区性。所以既不要迷信古人，也不要贬低古人，要以发展的眼光看待古人对自然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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