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往独来，一空依傍——故宫藏吴昌硕篆刻作品赏析

汉 “汉并天下”瓦当 直径一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吴昌硕篆刻中的金石学背景

吴昌硕的篆刻早期得力于对战国古玺、汉印、封泥、陶文等古文字资料的借鉴，不蹈常规，后期掺加石鼓文的结体和笔意，风格朴茂苍劲。在其所刻的印章边款中经常见到借鉴封泥、陶文的记述。如：「方劲处而兼圆转，古封泥时或见之」，「拟封泥之残阙者」，「一月两字合文见残瓦券」，「古陶器文字如是」。吴昌硕生活的年代，金石学的重要成果之一就是发现了封泥、陶文。

汉“海内皆臣”砖 长三〇·五厘米 宽二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封泥是古代封缄简牍时在其上加盖印章的泥块。商代出现了玺印，封泥也随之产生，流行于秦汉魏晋时代，唐以后消失。吴荣光《筠清馆金石录》一书的序文中记载了最初发现封泥的情况：「道光二年（一八二二年）蜀人掘山药得一窖，凡百枚，估人赍至京师，大半坏裂。」 最早大量收藏封泥的藏家是陈介祺和吴式芬，之后有刘鹗、罗振玉等。由于泥质的缘故，封泥线条富有一种古朴浑厚之美。而且由于传世的官印多是供殉葬的明器，以当时实际使用的官印所钤盖的封泥，其价值自然不言而喻。

汉 “黄丞之印”封泥 故宫博物院藏

陶文是指钤印、刻画、书写于陶器上的文字，以钤印、刻画为主要形式。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夏、商、两周时期广泛流行，数量丰富。陶文的发现大约在清道光年间，有清一代的陶文收藏家中，以陈介祺为佼佼者。从其陶文著录《簠斋藏陶》记录看，自同治十一年（一八七二年）得到陶文「陈悍」起，至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八年间陈介祺收得陶文四千余件，自撰对联「陶文齐鲁四千种，印篆周秦一万方」，并刻有名为「齐鲁三代陶器文字」、「古陶主人」、「三代古陶轩」、「齐东陶父」的收藏印。

清 “齐鲁三代陶器文字”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一·六×一·六厘米 通高四·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古陶主人”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一·八×一·八厘米 通高二·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三代古陶轩”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一·四×一·四厘米 通高二·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齐东陶父”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一·六×一·六厘米 通高二·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代学术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经学主流为考据派，因注重考据，主张「无征不信」，文风朴实，因此被后世称为「朴学」，作为其工具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的小学便空前发达。除书本之外，学者们还通过金石之物证经补史。因此清代中叶以后，收藏鉴赏并研究古物的风气非常浓厚，其范围有不断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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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昌硕广泛的治印对象

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吴昌硕篆刻作品，都是其为不同地域、阶层的各色人等所治，通过与他们的「金石之交」，对吴昌硕艺术发展有很大影响，兹介绍其中几位。

「马衡」、「马衡印信」、「叔平」三印是吴昌硕为马衡所刻。马衡（一八八一年一九五五年），字叔平，号无咎，浙江鄞县人，曾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于金石学、考古学、篆刻、收藏等方面皆有显著成就。能诗词，工篆隶，精篆刻，尤以治印称名于世。马衡的斋名「凡将斋」，是因汉代司马相如所作《凡将篇》得名。一九〇五年，马衡请吴昌硕为其书写斋名，「凡将斋」三字是吴昌硕独有的石鼓文风格篆书，迎首处钤「一月安东令」印，后附行书跋九行，说明了斋号来历，勉励其「笃学嗜古」，跋后钤「俊卿之印」、「昌硕」二印。马衡对此十分珍惜，后请工匠将其制成斋堂匾。上世纪八十年代马衡后人将这两件（匾额与书法）见证了吴、马交往的珍贵文物捐献给了故宫博物院。马衡评价吴昌硕篆刻「其刻印亦取偏师，正如其字。且刻成之后，椎凿边缘，以残破为古拙」，但对于追随其「以残破为古拙」的人马衡却批评「是亟宜纠正者也」。吴昌硕为马衡所刻的三方印虽未写明时间，但从边款使用的名号及风格看，应与「凡将斋」匾额书写时间相近。

清 吴昌硕刻“马衡“ 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一·九×一·九厘米 通高五·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马衡印信”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一·九×一·九厘米 通高六·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叔平”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一·九×一·九厘米 通高六·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成多禄印」、「多禄长寿」、「澹厂父」、「澹堪居士」、「澹厂上书」、「竹山」六印是吴昌硕为成多禄所刻。成多禄（一八六四年一九二八年），字竹山，晚号澹堪（又作澹厂、澹庵、淡厂），吉林人，以诗歌、书法闻名于世，同宋小濂、徐鼐霖共同被誉为「吉林三杰」，诗歌作品见于《澹堪诗草》。晚年移居北京西城南沟沿澹园。成多禄先后入盛京将军依克唐阿、齐齐哈尔副都统程德全幕府，期间任绥化知府，为官清廉。辛亥革命后返乡。宣统年间程德全担任江苏巡抚，成多禄因此随行，在江苏的两年中他与江南名士交游、唱和并因此和吴昌硕相交。从这六方印章的边款吴昌硕使用的名号看，吴昌硕为成多禄治印即此期间。

清 吴昌硕刻“成多禄印”石章 印面边长二·七×二·七厘米 通高六·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多禄长寿”兽纽寿山石章 印面边长二·八×二·八厘米 通高五·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澹堪居士”石章 印面边长二·七×二·七厘米 通高六·二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张公之束」印是吴昌硕为张鸣珂所刻。张鸣珂（一八二九年一九〇八年），原名国检，字公束，号玉珊，晚号寒松老人、窳翁，浙江嘉兴人。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拔贡，官江西德兴县知县，义宁州知州。晚年辞官后居嘉兴石佛寺镇。著有《寒松阁谈艺琐录》，是书叙录晚清咸丰、同治、光绪三朝书画家凡三百三十一人，是研究近代史及海上画派之重要著述。在卷五中写到与吴昌硕的交往：「性孤冷，工诗，能篆籀及金石刻。又喜作画，天真烂漫在青藤雪个间，时杨藐翁在吴门，折节称弟子，又与吴愙斋中丞善，见闻日广，而气韵益超。予游吴门，君觞予于槃园，遂订交焉。」对于吴昌硕的篆刻，张鸣珂给予很高评价：「仓石治印独往独来，一空依傍，论者谓与吴让之、赵撝叔，如鼎三足。」

清 吴昌硕刻“张公之束”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二·五×二·五厘米 通高六·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勋伯五十六岁以后书」、「勋伯赏鉴」两印是吴昌硕为张广建所刻。张广建（一八六四年一九三八年）字勋伯，安徽合肥人，本为当地不第秀才，光绪年间流落京津，投入淮军聂士成部为军佐，后至山东，为巡抚袁世凯器重。辛亥革命后受袁之命任甘肃督军，掌管军政大权并残酷掠夺七年，袁死后他作为皖系在甘肃的代理人继续经营，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张亦失去靠山而下野。在统治甘肃期间他安插同乡亲信许承尧、蒯寿枢、龚庆霖、孔宪廷等担任要职，贪污腐化之风盛行。一般军政官吏都利用职权搜求古玩，如著名的秦公簋在礼县出土后即被张广建占为己有，现在所见的许多敦煌经卷上就有以上官员的收藏印。吴昌硕为其所刻印章的边款上时间为己未（一九一九年），第二年张即下野。

清 吴昌硕刻“勋伯五十六岁以后书”寿山石章 印面边长二·八×二·八厘米 通高六·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

清 吴昌硕刻“勋伯赏鉴”青田石章 印面边长二·六×二·六厘米 通高六·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自闻闻斋」两方、「若木」、「包法」、「寿枢」、「员叟」、「圆顿」、「菩薛戒忧媻塞员顿蒯寿枢」、「圆顿居士」、「若木」两方、「蒯寿枢字若木」、「若木启事」、「合肥蒯氏自闻闻斋收藏印」共十四印是吴昌硕为蒯寿枢所刻。蒯寿枢是晚清著名学者、清流派重要人物蒯光典的次兄光藻之子，字若木，佛号圆顿，安徽合肥人。曾任农工商部郎中，随张广建任职甘肃榷运局局长。精书画，富收藏。这批印章石材名贵，并雕刻有精美的薄意（即极浅薄的浮雕）图案，可见其对此的珍视。

清 吴昌硕刻“寿枢”田黄石章 印面边长二·三×一·四厘米 通高五·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菩薛戒忧媻塞员顿蒯寿枢”田黄石章 印面边长三·一×三·一厘米 通高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 吴昌硕刻“合肥蒯氏自闻闻斋收藏印”田黄石章 印面直径四·二厘米 通高四·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综上所述，故宫博物院藏吴昌硕篆刻作品，为我们研究吴昌硕的生平与交游历程提供了宝贵的依据，吴昌硕一生丰富的经历由此可见一斑。

原文作者：见骅（故宫博物院器物部研究馆员）
原文来源：《紫禁城》2018年4月刊《独往独来，一空依傍：故宫藏吴昌硕篆刻作品概述》
（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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