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贡献

我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源远流长而且内涵丰富。然而，人们在考察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所体现的历史特征时往往以“懦、释、道三教合一”来加以概括，而忽视了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宗教——伊斯兰教对我国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其实，伊斯兰教从公元7世纪传入我国后，逐渐与我国的思想文化融合，使中国化的伊斯兰教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伊斯兰教主要是随着中国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商业贸易的发展传入我国的。阿拉伯商贾和唐肃宗为平定“安史之乱”而向大食帝国所借的穆斯林构成了最早来华的穆斯林队伍。在这队伍中，有不少是带有传播伊斯兰使命的阿拉伯教士，如回族学者蓝煦《天方正学》中即谓天方人旺各师（即宛噶素）为“西方至圣（指穆罕默德)之舅，奉使护送天经而来，于唐贞观元年，行抵长安。”（白寿彝《中国伊斯兰教史存稿》，P105.）从文化学意义上讲，这些穆斯林起到了文化传播者的作用，他们进入中国的同时，也带来了伊斯兰教文化，这种异国文化必然会影响到所在地的文化风习。据史料记载这种影响是较明显的，如唐时贵族妇女佩香成风，各种名目繁多的奇香、辟和香、金凤香等，皆为异国所献，唐人中还有以香作食品者，以香材为栋梁，涂墙壁者；宋时皇室及贵族也于宴会之际制作香剂食品或陈设名贵香药。这种消费方式都是受那些来自伊斯兰教文化所涵盖。穆斯林恪守的“五功”和有关的宗教禁忌都使各族穆斯林习俗带上了特别浓厚的宗教特征。“撒金豆”是阿拉伯人的一种风俗，相传是源于哈里发麦蒙和其宰相哈桑伊本·赛海勒的18岁女儿举行婚礼时，将1000颗极大的珍珠从一个金盘里撒在那对新婚夫妇身上。直至如今我国一些地方穆斯林结婚时也有“撒金豆”仪式，“金豆”多用红枣、桂元干、花生果、白果等四果撒在新娘、新郎身上，让围观者拾取，意为“喜扎卡特”即喜庆的施舍。回族女子出嫁时，父母送手抄《古兰经》陪嫁，我国回族姑娘出嫁时也有此风俗。诸如此类，受伊斯兰教文化影响而形成的风俗在建筑学上，我国广州光塔寺、泉州清净寺、喀什艾迪卡大寺、吐鲁番穆纳尼·王·伊敏大寺等都采用阿拉伯或中亚风格，大殿上均有圆顶建筑，有的还单独建在尖塔，供看日和呼唤礼拜用。这些原来不见于华夏的“西学”令人耳目一新，不啻为传统文化注入新的血液。

伊斯兰教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贡献，突出地体现在世代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传统文化领域中的重要建树。各种不同层次的穆斯林人士，都以其活生生的历史实践，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并留下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黄金时代——元明二朝，入官为政，治理国事，参与文化建设的穆斯林达官贵人比比皆是。元代封疆大使中声誉卓著的赛典赤·赡思丁就是个伊斯兰教信徒，在他任云南平章政事期间，设置路府州县，注意协调民族关系，加强了云南政治上的统一，密切了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在经济上则教民播种桑麻、粳稻，修治滇池上游的水利工程和驿站道路；并在进行修孔庙、购经书、授学田、易风习等普及文化活动的同时，还在昆明创建清真寺，由此奠定了伊斯兰教在云南发展的基础。他的子孙继承了他的职务在云南、陕西等地都有政绩，受到各族人民的称誉。元代还有诸如阿合马、倒刺沙等朝廷重臣，他们都是在国家大事的计议定夺上有举足轻重之影响力的穆斯林。

明初“太祖起白布衣，原籍淮上，而皖北一带，为回民繁盛之区，故太祖左右诸臣，强半回人，如常遇春、胡大海、汤和、沐英、冯胜等，皆武功赫耀，盛极一时，下及成祖以后各朝文武在员或给事内庭者回人亦多”。（王吉堂《中国回教史研究》，P36.）其中海瑞的祖先是回回人海答儿，明初籍海南岛，为琼山人，海瑞一生刚正不阿，挫折不磨，任户部主事时，敢于上书进谏嘉靖皇帝昏愚专断，祸国殃民，敢于抨击当时朝廷的弊政和朝臣逢迎歌颂之风；后任应天巡抚和南京右佥都御史，敢于振风肃纪，平平冤狱，搏击豪强禁绝侵渔；在致修水利，推行一条鞭法方面也都有成就，深受江南人民的爱戴。明代穆斯林官员中对传统文化建设贡献最大的首推郑和，郑和曾奉明成祖敕差往西域天方国，重修西安清真大寺(公元1413年），曾专程赴泉州灵山伊斯兰教四贤墓焚香祈祷，也曾向明宣宗请求重建南京的三山街礼拜寺。在他7次下西洋的历史壮举中，有许多穆斯林投诸麾下，如随从马欢、西安清真寺掌教哈三、巩珍等，马欢的《瀛涯胜览》，巩珍的《西洋番回志》，弗信的《星槎胜览》等都是郑和“西洋”之行的真实记录，对于研究中西交通有重要意义。他们的努力，使明代时期的中华文化远播西洋30余国，至今在东南各国还遍留三保太监的遗迹。更为重要的是，郑和船队在 1405年至1433年中行驶于太平洋与印度洋上，跋涉7万余海里，在客观上大大刺激了中国的航海术和造船术的发展，使之名列当时世界最前列。

除了这些穆斯林达官贵人外，历代穆斯林知识分子都程度不等地参与了传统文化中精神文明的再创造过程。不少穆斯林学者著书立说，留下了不少传世之作，比如王贷舆的《清真大学》、《正教真诠》、《希真正答》，张中的《归真总义》，伍遵契的《归真要道》、《修真蒙引》，马注的《清真指南〉〉，刘智的《天方性理》、《天方至圣实录》等等，这些著述的作者，一般都是“怀西方之学问，习东土之懦书”的“回懦”，都以懦家的思想和语言阐述他们的宗教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和伦理道德观念。中文伊斯兰教译著的出现，打破了伊斯兰教与懦、释、道等意识长期隔离的局面，结束了中国封建思想领域中懦、释、道三家鼎立的局面，同时也丰富了懦家思想的内容，都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元明以来，还涌现了许多像萨都刺、髙克恭、丁鹤年、马九皋、丁澎等穆斯林诗人、学者、文学者、戏剧家等，他们的作品很多，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为丰富祖国的历史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更值得一提的是，广大的中国穆斯林具有反压迫的光荣传统。早在元末一些起义斗争中，就有各族穆斯林参加。明末的农民大起义中陕西北部和甘肃东部一带的穆斯林是最早发难起而反抗明末统治者的主力之一，由“老回回”马守应率领的一支陕西回民武装，就是当时张献忠、李自成起义军主力“十三家七十三营”之一。清乾隆46年和48年先后发生了由青海循化撒拉苏四十三与甘肃通谓田五领导的两次穆斯林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欺压蹂躏，英勇抗击，不屈不挠，致使《镇江竹枝词》有“都督夷人骂教门，镇江回子不逃奔”之句。1894年，中日之战，穆斯林将军左宝贵，率部保卫平壤，和朝鲜人民共同战斗，连战昼夜，英勇牺牲。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一支由马福禄率领的穆斯林士兵，在廊房和北京正阳门战斗中，顽强作战，英勇打击了敌人。在后来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都有各民族穆斯林中的先进分子参加。中国穆斯林跟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创造伟大中国的历史，创造了伟大中国人民的革命史。

总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即达10个，穆斯林“大分散，小集中”的居住特点和全国各地“有汉必有回”的民族杂居状况，恰恰使伊斯兰教对社会所具有的文化影响和广大汉族居住地区的传统文化有机地揉合起来。因此，在谈及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时，我们都不能忘记或忽视伊斯兰教文化对中华民族文化所作出的贡献。伊斯兰教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组成部分中所具有的份量和影响，同样是我们在继承和整理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时必须予以重视的。

（转自中穆前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