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夜行中涤荡灵魂的读书人”

与人初见，梁文道有一套固定的程式：身体微微前倾，伸出右手，微笑着说“你好，我是梁文道”。采访那天，和《环球人物》记者一一握手之后，他在一张长桌前落座，桌上摆着一只黑色烟斗，旁边是装烟丝的皮袋子，像笔袋一样卷起来。他摊开袋子，取出烟丝，阵势就出来了，仿佛一出戏要上演。熟悉的人都知道，他烟瘾很大，出门随身携带烟斗和烟丝，每天都要抽上四五斗，他也总是自责：“抽烟这个习惯很不好。”

烟卷氤氲后，是梁文道那张文人气质的脸。他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声音温和平静，如好友马家辉所言，是“磁性又极具信任感”的，无论是故事还是道理，都娓娓道来。

这些年，梁文道一直在两岸三地奔波。年近五十，他有着诸多身份：主持人、专栏作家、书评人、时事评论员、乐评人等，时常还去参加各种文化和社会活动。目前他花费心思最多的是由他策划的文化项目——“看理想”，包括他主讲的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陈丹青的谈画节目《局部》，以及马世芳谈音乐的《听说》。但不论做什么，对他自己来说“身份始终很统一”，“我始终是一个不断在学、不断在思考的人，这背后的根本定位就是一个知识分子——我做任何一件事情，都会考虑是否会对公共有价值”。

透过书来看生存的时代

夜幕下，日本京都祇园花见小路上人不多，街头很安静。街道两旁并排着挡有垂帘的茶室，偶有艺伎进出。路上没有闪耀的霓虹灯，只有一盏盏昏黄的小灯，灯下一男子头戴毡帽，一手拿书，一手拄杖，边走边读：“……不一会儿，群山弥漫了雾霭，笼上一层淡灰色，雾霭渐浓，从山谷落下来，还掺着一些白色的东西，这就成了雨雪。”

读书人正是梁文道，这是他主持的深夜读书节目《一千零一夜》出走季·京都篇的录制现场，读的是川端康成的《古都》。“小说讲述了一对孪生姐妹的故事。姐妹俩淡淡的哀愁，织入京都的四季美景，从春到冬，都在川端康成的笔下展开。”梁文道说，《古都》几乎成了这座千年古城的文学明信片——很多书迷拿着书来到这里，一一寻索书中人物走过的路线，南禅寺、平安神宫、清水寺，不一而足，“如果要读懂京都，离不开《古都》”。

就这样，从《古都》开始，梁文道一路讲下去，讲三岛由纪夫的《金阁寺》，讲芥川龙之介的《罗生门》与《竹林中》，最后以司马辽太郎的《坂本龙马》收尾。他连讲4夜，将京都这座城市的人物、历史和故事一一话来，道尽沧桑变幻。

《一千零一夜》的原则是：只有晚上，只在街头，只读经典。因为是深夜读经典，不少粉丝称梁文道是“夜行中涤荡灵魂的读书人”。

“至于经典的选择，可能是这部书在世界文明史上有影响，或者在那个地区的文明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梁文道说。比如在出走季·敦煌篇中，他讲的是拉班·扫马这个人和关于他的书《拉班·扫马和马克西行记》，扫马生活在13世纪，本名就叫扫马，拉班是叙利亚文“教师”一词的音译。“他是一个北京人，一个逆向的马可·波罗，在忽必烈时期从北京出发最后到达罗马和英国。这个人在历史上被忽略，现代人也不知道他。”

在出走季之前，《一千零一夜》已播出两季，共197夜，每一夜都在北京。梁文道在人来人往的马路上讲《心经》，在天桥上讲《论语》……除说书的内容外，每集节目开头，还配有一些纪实段落，拍下深夜街头来来往往的人：跳广场舞的大妈，下棋的大叔，卖唱的街头艺人，拥抱的情侣等。

梁文道至今还记得一个场景，发生在前年冬天。剧组拍完收工，他们经过一个地下通道，通道两边睡满了人，其中一人是之前拍摄时遇到的扫地人，当时觉得有点尴尬。“没想到那个人主动来和我们聊天，聊怎么用纸箱、报纸取暖。”这些节目之外的经历，让梁文道觉得很有意思，每当这时他就会想一个问题：我讲的这些书跟这些人是什么关系？

“读书，不是为了逃离人群，一个人躲到安静的书房里；读书，到最后，是为了回到这样一个人间。其实，我不是在读书，我在说书，就像在天桥说书一样。”他说，读书的背景和环境也构成对这本书诠释的一部分。

《一千零一夜》的第一期，梁文道选择在繁华的国贸街头讲醉生梦死年代的《大亨小传》（又名《了不起的盖茨比》），试图和现实社会有一种呼应。“透过三集《大亨小传》和年轻人对话，希望他们透过书来看自己生存的时代。大家都说中国进入盛世阶段，在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更冷静，看清楚是否有潜在的隐患和问题。”

“读书到最后，是为了更宽容地去理解这个世界有多复杂。”梁文道说。

弥补无知的方法就是疯狂地读书

有人曾将《一千零一夜》中提到的书做了梳理和总结：梁文道一共讲了100多本书，涵盖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小说、散文，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铁皮鼓》《想象的共同体》等。节目刚一播出时，就有人评价说“太沉闷”，质疑“这样深奥的书年轻人会看吗”。

这都在梁文道预料之中。“很多人都有个误会，以为年轻人该看的总是很浅白、很简单的书，但实际上并不是如此。”他说，年轻人的好奇心远比中年人旺盛，而且会有虚荣心，“这种虚荣是很重要的，因为大部分喜好文艺或者思想性书籍的，最初都是装出来的，装着装着就装成了”。

梁文道毫不讳言自己就是“装着过来的”。

他生于香港，4个月大时就被父母送到台湾外婆家。少时，他在一家天主教小学读书。校训为“四维八德”（ 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最早的启蒙之书是四书五经，他大都囫囵吞枣，但也烂熟于心。

二、三年级时，老师要求学生分组，轮流当老师教书，培养学生自我学习、发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到了中学，神父会跟我们讨论哲学问题。”梁文道回忆说，他跟着神父读阿奎那和奥古斯丁，半懂不懂。也许是“文化虚荣心”作怪，他还经常找一些很多同学都没听过的书，像是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精神分析引论》以及萨特的著作来读。“那时不知是装给谁看，只是自我感觉良好。”

因为天生极具怀疑精神，那一时期的梁文道反叛不羁，常常跟着小伙伴打架、寻衅滋事。后果是，台湾高中纷纷将他拒之门外。1986年，梁文道回香港读高中。初到香港，他开始接触《毛泽东选集》之类的书——在台湾被归为禁书，“好像鱼儿从鱼缸进入大海。在可以自由地看到各种书籍的同时，也开始更深地思考：我从哪儿来，中国和世界对我而言，又到底意味着什么？”　

读的书越多，梁文道心中的疑问越多。带着这些问题，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从本科到研究生毕业，一读就是7年。

对这个嗜书如命的人来说，最美好的阅读体验就发生在大学时。大二那年的一个晚上，梁文道在宿舍读德国社会学家、思想家韦伯的一篇文章。“不知为什么读到某一页时突然卡住，怎么也读不下去。字面意思很简单，但里面讲的一个概念，不管我怎么理都理不出来。”

执拗的梁文道不愿越过去，于是对着一页纸，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读，读到第二天早上天光放亮，“宿舍楼下是一片树林，树上的鸟叫了，我一下子就醒了，整个人都通透了”。提到这一经历，梁文道仿佛又回到那个清晨，“很快乐，虽然通宵没睡，但整个人是精神焕发的”。

在大学课堂上，梁文道寻找着哲学的意义。法国当代哲学家伽达默尔告诉他“哲学是要教人，你永远不是神”；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则说“一切是为了证明：我不是雅典最聪明的人”；阿波罗庙上刻着的神谕则警醒 “人应该自己知道自己的限度”……渐渐地，他也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自己的有限”，而弥补的办法就是疯狂地读书。

此后的20余年，读书就成了他所有空余时间的唯一消遣，是他每天花最长时间做的事。

知识分子型的读书人

在香港读高中时，梁文道依然不算是一个好学生。他常常逃课，成绩很糟糕，精力都花在“外面”，比如电影院、画廊、书店、图书馆……高三那年，他开始搞小剧场演出，还去“歧视女性”的选美会抗议。总之，诸多看不惯，“有很多意见”。于是就写下来，给《信报》投稿。他第一次写的是反驳某位评论家的剧评，两星期后，稿件见报。

17岁的梁文道就此走上专栏作家之路，至今仍在为一些媒体刊物写文章。从香港到内地，甚至写到马来西亚，内容包括剧评、艺评、书评、影评、文化及政治评论。

梁文道真正为大众所知是因为《锵锵三人行》。那是1999年，窦文涛主持的清谈节目《锵锵三人行》开播的第二年，有一期话题是日本漫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嘉宾谈论，常驻嘉宾马家辉就推荐好友梁文道。“一开始文涛还嫌我太丑，最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只好用我。没想到收视效果奇好，理由是：你们节目真有意思，讲日本漫画就找了个长得像一休的来！”

此后，窦文涛、梁文道，再加上许子东，三人渐渐形成“铁三角”。三人插科打诨，谈笑风生，这档节目成为很多人的“下饭菜”。梁文道也因为温文尔雅、知识渊博的形象而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成名之后，他也忙碌起来。做主持人，在大学讲课，还在香港办了一本自己的杂志《读书好》——每个月他得负责做一个人物专访、写一篇序，并且回复读者来信。2001 年，他跟一群朋友一起在香港土瓜湾牛棚艺术村内成立了牛棚书院。书院以社区学院的形式，开设哲学、艺术等课程，并且不定期邀请学者、媒体人前去讲课。但因为不懂经营，两年后不得不关闭。

2007年，梁文道开始在电视上的“说书”。凤凰卫视专门为他打造了一档节目《开卷八分钟》，每天一期，他在八分钟里以讲故事的方式为大家介绍一本书。此外，在香港一个电台，他还有一个周播读书栏目《打书钉》。

“从传统意义上讲，我始终在做读书人，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做的事。以自己所知道的东西，以自己所具有的理性分析思考的能力，在这个社会上搭起一个平台，去推进一些议题，希望它朝着更好的方向改变。”

梁文道一边讲书，一边写作。2009年，他一口气在大陆出版《噪音太多》 《常识》 《我执》《读者》4本简体版书，因为善于讲被人忽视的道理，敢于一针见血指出社会问题的实质，他被当成了“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

2014年的最后一天，在《开卷八分钟》中，梁文道介绍了两本书—— 当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迪亚诺的《暗店街》和《缓刑》。没想到，这竟是节目的终结。“得知消息后，我也没什么不高兴。人都会死，何况一个人做的节目。”

从那时起，梁文道就开始思索和筹划一个“影像计划”，也就是今天理想国的“看理想”。

阅读是一种精神操练

梁文道一直游走于两岸三地，一年365天，他有200多天是在酒店度过的。但无论在哪里，他似乎都是一套造型：不留胡子，极短的寸头，黑色圆框眼镜。唯一的变化可能就是穿戴，要么宽檐软呢帽、披风式大衣、围巾手套，要么是马甲、西装三件套，风格越来越老派。

行走的多了，梁文道随身携带的东西也固定起来。每次来北京出差，除了烟斗、书，他都会带一把特别的伞，那是在伦敦一家专门做雨伞和手杖的老店里买的。还有一只帆布包，他整整背了8年。当时是在日本京都偶然遇到，后来陪着他去过南极、巴塔哥尼亚高原、阿拉伯沙漠等地。在录制《一千零一夜》时，他也常常背着。

“这些都是生活中常用的东西。”梁文道说，他相信物件可以包含更多的讯息，甚至感情，“他们不只能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实际用途，或许也能让我们重新感受和思考生活的丰美本质”。这一理念慢慢延伸，经过多番讨论，梁文道和“看理想”团队一起策划了首届室内生活节，试图探索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就在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室内生活节共举办了48场活动，梁文道穿梭其间，和李健对谈拉美文学，和台湾摄影家阮义忠聊黑胶和咖啡，和美食作家庄祖宜、朵俏谈“厨房里的人类学家”……

无论是读书、赏画、听音乐，还是举办生活节，梁文道的目的只有一个， “夸大点说，就是来一次文艺复兴”，“表面上看我们在给你介绍一本巨著、一首音乐、一幅画如何欣赏，呈现一种美好的生活方式，抑或是一种观照世界的视角，我觉得这里面有更重要的东西——审美”。

梁文道记起自己在台湾见证过美育改变社会的实例。在他小时候，台湾是一个满街垃圾、人们随地吐痰，烂得一塌糊涂的台湾。“只不过是因为有些人，像摄影家阮义忠，告诉大家照相是怎么回事儿；像林怀民，开始跳舞给你看；还有些人开始说，我们平常说话为什么声音要小……你以为这些好像都是无关的，但这一个一个小螺丝拧起来之后，整件事都会变的。”

梁文道相信阅读就是这样一种精神操练，“让你成为另外一种人。尽管我们未必会变成更好的人，但改变本身就已是人生的目标”。采访时，他的手边放着几本正在读的书：英国学者保罗·科利尔的《战争、枪炮与选票》、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的《创造日本：1853—1964》、柏拉图的《理想国》等。

“读的越多越知道自己的局限，知道世界远比想象的复杂，可能之前相信的一些道德立场也会不断被冲洗。”现在的梁文道，常常有一种道德焦虑感，“你会去想自己做的事正确吗？道德上有什么后果？而这正是一个读书人也好，一个知识分子也好，身处这个时代应该经历和承担的”。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陈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