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史 《华阳国志》里的成都（4） 说不完的李冰故事

出土的汉代李冰石像

林赶秋（作家、青年学者） 马千笑/手绘

东汉时期，民间流传着李冰变成牛下河斗杀江神的故事。故事里的李冰决绝而勇敢，为故事外的蜀人所普遍钦慕，他们爱屋及乌，便把现实中凡是壮健的人都称之为“冰儿”。此时的官方呢？不但为李冰雕造了大于真人的巨型偶像，还将其列入“三神石人”之中，立于滚滚岷江之畔。如此种种显示，李冰在东汉已从能知天文地理的“人”升级为能斗牛鬼水精的“神”，可见蜀民对其感恩之深之重。李冰对成都、对四川的贡献实在是又大又多，《史记·河渠书》、扬雄《蜀王本纪》《蜀都赋》、《汉书·沟洫志》记载得都太过简略，《华阳国志·蜀志》后出而转精，让千载以下的我们足不出户，就可通过常璩的精彩史笔一窥其万千风采。

李冰借鉴古蜀人的治水经验（详参《成都晚报》2017年11月17日《竹笼络石 竹笥盛肉》一文），因地制宜，壅江垒堋凿离堆，立石犀石人，才有了“利泽施于万世”的都江堰。此外，尚有诸多利民举措，也出自李冰的决策。但一般读者很容易被都江堰吸引目光，而不及其他，下面请容许我们依序娓娓道来。

李冰修堰凿盐 蜀地乃成养生之地

在“外作石犀五头以厌水精”一句之后，《华阳国志·蜀志》曰：李冰“穿石犀溪于江南，命曰犀牛里。后转置犀牛二头：一在府市市桥门，今所谓石牛门是也；一在渊中。”交待了石犀五头中两头的下落。话说成都“少城有九门，南面三门，最东曰阳城，次西门曰宣明门。”（南朝梁李膺《益州记》）最西的是“石牛门”，即“市桥门”。市桥门正对着“市桥”，桥下有渊，叫“石犀渊”。“石犀渊”跟“犀牛里”大致都在今成都西胜街一带。1913年在西胜街西侧同仁路处掘出一石犀，与原在石犀寺（今成都市第二十八中学）内者东西并列，或许就是“一在府市市桥门，一在渊中”的那两头。“石犀溪”的北口则从市桥下不远处分出郫江水，向南经过方池街、南较场新石牛寺附近，偏东入检江。

出土的汉代堰工石像

“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一句以上事迹均发生在都江堰境内，或与都江堰工程直接相关，值得特别注意。接下来，《华阳国志·蜀志》记载了李冰在四川其他各地的所作所为：“时青衣有沫水出蒙山下，伏行地中，会江南安，触山胁溷崖，水脉漂疾，破害舟船，历代患之。冰发卒凿平溷崖，通正水道。或曰：冰凿崖时，水神怒，冰乃操刀入水中与神斗，迄今蒙福。僰道有故蜀王兵兰，亦有神作大滩江中。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故其处悬崖有赤白五色。冰又通笮道文井江，径临邛，与蒙溪分水白木江会武阳天社山下，合江。又导洛通山洛水，或出瀑口，经什邡，与郫别江会新都大渡。又有绵水，出紫岩山，经绵竹入洛，东流过资中，会江江阳。皆溉灌稻田，膏润稼穑。是以蜀川人称郫、繁曰‘膏腴’，绵、洛为‘浸沃’也。又识察水脉，穿广都盐井、诸陂池，蜀于是盛有养生之饶焉。……州治太城，郡治少城。西南两江有七桥：直西门郫江中曰冲治桥；西南石牛门曰市桥，下，石犀所潜渊也；城南曰江桥；南渡流曰万里桥；西上曰夷里桥，亦曰笮桥；从冲治桥西北折曰长升桥；郫江上西有永平桥。长老传言：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

李冰率领士卒凿平南安溷崖，才有了今天乐山市的乌尤山。此山古也称“离堆”，有学者遂认为《史记》、《汉书》所谓李冰凿离堆即在此处，而非今都江堰之宝瓶口。1955年4月，郭沫若来都江堰参观游览，经过反复勘察、反复论证，最后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李冰掘离堆，凿盐井，不仅嘉惠蜀人，实为中国二千数百年前卓越之工程技术专家。离堆所在，或以为乃嘉州乌尤山。余嘉州人也，今至此观宝瓶口犹余斧凿痕，谓在嘉州者乃妄说耳。”其实，宋人王象之（1163—1230）早就讲过：“今嘉州之离堆，乃天然孤立”，而都江堰之离堆，“乃秦太守凿山为二，中为大渠，引水灌成都，以通堰水”（《舆地纪胜》卷一四六）。

僰道在今宜宾市境内，是“秦五尺道”的前身。“其崖崭峻不可凿，乃积薪烧之”虽不在都江堰，却可以补充“凿离堆”的细节：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先积薪烧崖，然后泼水其上，山石炸裂，再用金属工具开凿。具体说来，使用铁制工具的可能性最大。春秋中期，已经能冶炼出液态的铸铁，陕西凤翔三畤原秦景公墓中曾挖出铁器20多件，有铲、臿、环、削等物，多数系铸铁制成。及至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铁制工具。李冰当年凿离堆，应该也离不开较多的铁制工具。

蜀人称郫、繁两县为“膏腴”之地，称绵、洛两县为“浸沃”之地，都离不开李冰在各处的导江治水。所谓“膏腴”、“浸沃”，简而言之，亦均可视为肥沃或沃野的同义词。

李冰还勘察流水的脉向，在广都（今成都双流区）开凿盐井，修建盐池。盐为万味之祖，食用、药用皆可。从此开始，蜀地有了养生之地的盛名。

李冰造七桥 上应七星

常璩指出，成都老人中间有“李冰造七桥，上应七星”的传说。这七座桥分别是：少城正西门边筑在郫江上的“冲治桥”；少城西南方石牛门外的“市桥”；太城南门外的“江桥”；自江桥而南渡检江，有“万里桥”（其故址即今老南门大桥）；从万里桥溯检江西行，可见“夷里桥”，又名“笮桥”；从冲治桥西北方向行走，有“长升桥”（按地势，当在今老西门外）；在长升桥的西北（郫江的西边上），有“永平桥”（大约在今通锦桥以西一带）。总而称之，就叫“七星桥”。江桥、万里桥、市桥、夷里桥略成长方形，像北斗七星的斗杓，冲治桥、长升桥、永平桥大体连成一线，自市桥西北斜出，似北斗七星的斗柄，所以说是“上应七星”。后来，汉光武帝刘秀对西征公孙述的大将吴汉强调说：“安军宜在七星间。”指的就是这七座桥。如此看来，刘秀跟李冰倒有得一拼，也是个“能知天文地理”的角色。

接着七星桥，《华阳国志·蜀志》还提到了成都其他的桥：“城北十里有升仙桥，有送客观。司马相如初入长安，题其门曰：‘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也。于是江上多作桥，故蜀立里，多以桥为名。”今天成都城北的驷马桥（唐宋之际名“清远桥”）不过是借用了司马相如的誓言（题写在升仙桥旁的“送客观”门上，并非后世诗文用典时以为的桥柱上）而已，当年的升仙桥早已灰飞烟灭，只能在出土汉砖上的画像中得其仿佛。里是古代居民区的一种编制和区划，在乡之下。蜀里多以桥为名，如“夷里”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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