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王安忆：《长恨歌》把我的创作覆盖了，把我简单化了

王安忆的身上有太多被外界赋予的标签，比如，“风格多变的高产作家”，“上海城市书写者”，“张爱玲后又一海派文学传人”。

然而，这些对于作家本人而言，不过是外部的喧哗，她直言：“《长恨歌》把我的创作覆盖了，把我简单化了，觉得我就是一个写实的、张爱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时候被这样定位，其实很无奈。”

她宁愿隐藏在作品背后，与热闹保持距离。而早就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写作，尽管既艰苦又孤独，但在王安忆看来，“我们写小说的人，还是喜欢这种状态”。

早闻王安忆被视作“文学界的王菲”，属于较难访的对象，一来不轻易接受采访，二来回答问题惜字如金，气质里带出的严肃与认真常常会让没有充分准备的访问者难以接近。

王安忆接受大公报记者专访/大公报记者林燕珊摄

然而，在一个小时的对谈中，却让人看到她作为知识分子孤傲背后的真实，不虚伪，不粉饰。非典型的上海长相，朴实家常的穿着，听问题时常常伸长脖子，目光专注，回答时语速很快，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但句句经过掂量，大多就事论事，不会由此及他。

香港学生更加感性

王安忆此次来港，是受香港中文大学文学院之邀，教授今年新增设的创意写作课程。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相比职业小说家、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作家协会主席等身份，王安忆对在大学教写作实践课显得乐此不疲，侃侃而谈。

自二〇〇四年进入上海复旦大学担任中文系教授至今，她已有十多年教书经验。二〇〇五年，王安忆也曾到香港岭南大学任驻校作家，教写作课程。与在内地面向研究生不同，在香港王安忆接触的多是以港生为主的本科生，在面对面的交流中她感受到两地学生明显的差异。

香港中文大学/资料图

王安忆说：“香港学生写的题材很感性，多数和生活经验有关。当时金融风暴刚过，很多学生交上来的作业都与金融风暴有关，包括家庭的变故，个人的命运，还有整个社会的气氛。他们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能够感受自己身边的生活。这次在中大上课，给我的感觉也是如此。”

她续说：“内地学生写作的内容往往是很流行的，可能是周围的暗示太多了，他们写校园的爱情，写青春故事，而这些基本上都能找到样本，比如从村上春树的作品里看到一些影子。”

不同于内地学生作品偏同质化，港生的作业让王安忆看到了原生家庭在各自身上的烙印，她认为“这可能跟内地这些年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有关，他们的生活潮流化格式化，写的题材主要靠想像。”所以，王安忆一直向学生强调“要写与你的经验有关的东西”。

教授写作不靠教材

事实上，“创意写作”这个概念在国际上已不新鲜，自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创意写作在欧美已兴起多年，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写作方向的MFA（艺术硕士），即俗称的“写作班”或“作家班”，一般需要两至三年修读完毕，白先勇、严歌苓等都接受过写作班的培训。

作家王安忆现时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创意写作课程/大公报记者林燕珊摄

反观内地，即便是设立全国首个创意写作项目（MFA）的复旦大学，不过十年左右。怎么教？教什么？教材从哪里来？一直是写作课老师研究的课题。

“没有教材。”王安忆很直接。“因为面对的写作对象、修改的作业，都不是固定的，我需要及时作出反应，然后和他对谈、讨论。我常常跟学生说，写作不像下围棋那样有段位，我写了几十年，碰到的问题和你们碰到的一模一样，就是写什么和怎么写。写什么很重要，也是最最基础的事情。所以在课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决定写什么。”

如今，她又打破在复旦教授“小说写作实践”的方式，一开始便给学生开题。“在复旦，我一般会先给他们一个总题目，然后让他们把自己的经验放进去。在这里，时间比较紧张，我就要求每个学生先开题，然后让他们去找最适合写或者最想写的内容，这是第一步。”

王安忆打破在复旦教授“小说写作实践”的方式，一开始便给学生开题/资料图

中大的教课只有一个学期，然而面对数量上要比内地多上几倍的一个班三四十个学生，王安忆毫不掩饰身为师者的担心，例如不能如期收到作业，学生缺课旷课的情况还时有发生，“因为他们没有想到，原来写作是一件艰苦的事情，需要克服很多困难。”

作家无法挖掘培养

在王安忆看来，写作课可以传经验教技巧，探讨小说的逻辑，然而却无法培养出作家。她说：“天赋很重要，可以说是一个决定性的条件”。

她直言：“作家根本不是靠挖掘和培养，就得靠他自己生长出来，这真的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状态。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他慢慢地成熟，需要一个过程。不要着急，慢慢等就对了。”

王安忆无疑是具有小说家天赋的。她出生于文学之家，母亲是著名作家茹志鹃，父亲是剧作家、导演王啸平。王安忆没有让父母的光环遮盖自己的能力，她靠自己的才华、靠自己的勤奋成为当今备受瞩目的作家之一。

王安忆（右）出生于文学之家，母亲为著名作家茹志鹃，父亲为剧作家、导演王啸平/网络图片

她说：“没有人特意来培养我，在这样一个家庭里面，书籍是比较充裕的，所以我从小就养成看书的习惯，父母的谈话也会提供一些教养。”童年时代的生活如今回忆起来依然美好。

王安忆续道：“但他们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你要去做一名作家。我的母亲自己就是个作家，她深知里面的苦处，而且当时‘文革’期间，知识分子容易受到一些冲击，她内心其实希望孩子不要去写作，最好去做科学家或者医生。可是没有机会。”

动荡的年代，大量的书籍在大街上随处可得，广泛的阅读成为她的心灵慰藉，而知青岁月则加深了她对生活和苦难的认知。这些经历都成为王安忆日后创作的源泉。

“文革”结束，王安忆重返上海，开始陆续发表作品，一九八〇年，她正式开始写小说。发表于一九八四年的首部长篇小说《69届初中生》，洋洋洒洒二十五万字，讲述初中生雯雯从孩提到知青时代的生活，明显地具有半自传色彩。

到一九八六年初版发行的中篇小说《小鲍庄》更是被视为“寻根文学”的代表作，而王安忆也开始被定位为知青作家、寻根文学作家。

一九九五年，代表作《长恨歌》问世后，她又被归为海派作家，成为“上海城市书写者”“上海文化的代言人”。不过，王安忆始终不认为这部备受追捧的小说是她最好的作品。

代表作、长篇小说《长恨歌》（作家出版社，二〇〇三年）

“《长恨歌》是一个带有很多通俗元素的作品。它确实为我培养了一些读者，但是也把我的创作覆盖了，把我简单化了，觉得我就是一个写实的、写日常生活的、张爱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时候我们被这样定位其实是很无奈的。”她说。

获奖作品曾遭退稿

对于二〇一六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匿名》被外界评价“难读”“烧脑”，王安忆显得不以为意。“我很早就开始不太关注外界的评价，如果有人和我谈谈话，我也愿意听。其实写得如何，作家自己最明白。哪一点做的是满意的，哪一点觉得不满意，谁都没有作者本人清楚。如果你觉得很踏实了，别人再怎么说你也会很放心。自己最最明白。”

长篇小说《匿名》外界评价不一（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六年）

对于有评论认为《匿名》不似王氏风格了，王安忆颇为无奈地说：“作者留给别人的印象，自己无法控制，这是一个完全被动的状态。其实在《长恨歌》覆盖下，你会看到我的写作是比较多样的，这种比较抽象的写作，我其实很早就开始尝试了。”

她还举例，二〇一六年获得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的实验性小说《纪实和虚构》在最初投给文学期刊时就曾遭遇退稿，最终发表也是经过了删减。

长篇小说《纪实和虚构》获二〇一六年美国纽曼华语文学奖（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三年）

不过，王安忆也坦诚年轻时很骄傲，“你知道吗？年轻的时候，写作是很骄傲的一件事，而且想去颠覆传统的意识特别强，到现在才慢慢回过来，觉得小说还是要写得好看，你不能拒绝读者。”但她依然坚持小说不能去迎合读者，“千万不能”。

香港文学保持个性

继《匿名》之后，隔了一年，王安忆便推出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集结了《乡关处处》《红豆生南国》和《向西，向西，向南》三篇小说，其中《红豆生南国》则是她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创作《香港的情与爱》后又一次书写发生在香港的故事：自幼为人领养的男主人公与养母、生母、妻子，以及离婚后出现在他生命中的女性们的羁绊。

在《香港的情与爱》里，王安忆将香港形容是“一个大邂逅”，“一个奇迹性的大机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热恋的男人或女人，每个夜晚都在举行约会和订婚礼，尽情抛撒它的热情和音乐”。

二十多年后，到了《红豆生南国》中，她如此写道：“填地日益增阔，地上物堆垒，天际线改变，变成几何图形，等到天黑，将大放光芒，此刻还封闭在新型建材的灰白里。汽笛声被夹岸的楼宇山峦吃进去，吐出来的是回声，海湾已成回音壁。这是香港吗？他都不认识了！”

中篇小说集《红豆生南国》收入同名香港题材小说（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七年）

自一九八三年第一次来香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这座城市给王安忆带来变化的不止是视觉上的冲击，更有心灵上的震撼。“早年在国外认识的一个香港人曾跟我说，香港这个地方，每个人都想从它身上得到一点好处，但是从来没有人说‘我爱香港’。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爱香港，他们开始考虑香港的前途，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不再是过客的心态，而是一种认同感，我觉得这跟回归有关系。”

对于香港文学，王安忆建议要坚持独特性，“就像上海文学不会刻意去融入普通话写作一样，香港应该保持自己的个性。因为写作是一个非常个人的，甚至相对孤立的过程。否则，你不就没有性格了吗？”

逗留在香港的这段时间，王安忆除了在中大教书，以及与导演许鞍华商量有关张爱玲小说《第一炉香》的电影剧本合作外，就是写作了。“喜欢安静的人才会去写小说。我不喜欢吵闹，可能是生性的缘故，和别人接触时，相反还会很有压力，所以我还是喜欢写作这种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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