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人成展品: 18世纪的伦敦为何兴起"畸形秀"?

伯利恒疯人院是近代伦敦著名的公立疯人院，由13世纪中叶的宗教收容所发展而来，全称为伯利恒圣玛丽疯人院，1377年开始收容疯人，1547年亨利八世下令改为皇家精神病院。历史学家乔纳森·安德鲁斯和罗伊·波特在《伯利恒疯人院史》中认为它是欧洲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疯人院，存在虐待疯人的现象，其中影响最恶劣的就是疯人展演。

　　作为景观的“畸形秀”

从17世纪末起，伯利恒疯人院对游人开放，允许游人参观疯人。1676年，该疯人院搬到新建的富丽堂皇的建筑物中，前来游览的人应接不暇。游客拿着酒和其他物件挑逗疯人，刺激他们，使他们愤怒或者嚎叫，而游客从中取乐。18世纪法国著名演说家米拉波在《英国旅行记》中写道，伯利恒疯人院的疯人“像稀有动物一样”，被展示给“愿意付一个硬币的‘大傻瓜’们”。管理者展览疯人就像当时伦敦圣日耳曼区市场上耍猴人让猴子做各种表演一样，有些管理员因善于使疯人表演舞蹈和杂技而闻名。观看疯人成为公众的一种消遣，这种“畸形秀”成为伦敦的一道景观。在这一疯人展览中，一些小商贩兜售能挑逗和刺激疯人的物品，整个伯利恒疯人院就像一个露天集市，热闹非凡。

当时的名人自传、文学作品、导游手册等有很多相关记载。例如，文学作品《伦敦侦探》将威斯敏斯特教堂与伯利恒疯人院称作伦敦的两大城市奇观。1703年，兰开斯特的尼古拉斯·布兰德尔为了参观伯利恒疯人院，步行到伦敦，看完疯人展览之后，回去津津有味地讲给妻儿听，称此展览堪称“城市的奇观”。伯利恒疯人院也吸引着外国游客，1707年和1710年的导游手册《伦敦旅游》均把伯利恒疯人院作为主要景点之一。

18世纪30年代，参观者中也包括英国最富有的贵族。1735年，威尔士亲王参观了伯利恒疯人院。同年，英国著名画家威廉·贺加斯在伯利恒疯人院的病房里完成了《浪子生涯》八幅系列画中的最后一幅，画面呈现的是一个名为托马斯·雷科威尔的疯人被两个贵族妇女揶揄的场景。18世纪40年代，伯利恒疯人院有了稳定的客流。据估计，每年约有96000人参观疯人院里的200个疯子。参观人数居高不下，节假日的参观者尤其多。为了避免发生骚乱， 1766年该院规定，节假日不对外开放。1770年，只有持有管理者的亲笔签名，参观者才能入内。

　　疯人展演的社会根源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像展览动物一样展览疯人是荒诞而缺乏人性的闹剧。伯利恒疯人院的参观活动却持续一个世纪之久，为什么这种闹剧在18世纪的伦敦如此流行？这与当时的社会观念和文化有着深层的关系。

首先，这与时人对疯狂与疯人的认知有关。18世纪，医学尚未提出被社会广泛接受的关于疯狂的病理理论，医学在对疯人认知中并不居于主导。疯癫更多地与环境、性格、道德品质、宗教、文化等联系在一起。中世纪认为疯狂是魔鬼附身，18世纪的人们则普遍认为疯狂是人的理智紊乱，导致人回归兽性，疯狂是人的兽性化身。这种观念使人们像对待野兽一样对待疯人。反过来，对待疯人的冷酷做法也加深了人们的“兽性疯人”观念。在这一观念影响下，疯人被置于一个可以被无限制地狂乱虐待的境地。18世纪，人们对疯人非人道的冷漠不仅表现在像展览动物一样展览疯人，也表现为禁闭所残酷地对待疯人。愚钝的疯人所呈现出来的那种“野兽”般的生存能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强化了人们的“兽性疯人”观念。18世纪人们对待疯人的方式，超出了最冷酷的人性，也揭示了社会对待疯人的态度，即疯人不是“人”而是“野兽”。1771年，英国作家亨利·麦肯齐在小说《风流人物》中描述了伯利恒疯人院的展演活动，导游告诉男主角哈里：“在野兽表演中，病房里的病人最值得一看，他们比任何野兽更刺激、暴力和难以对付。”

其次，社会中上层认为疯人展演可以作为警示，起到教育、威吓民众的作用。例如，宗教界人士认为，让人们参观疯人，可以作为一项道德教育，使世人远离罪的诱惑，以免像疯人一样失去理性。1753年，《世界》杂志刊发了一篇未署名文章，对伯利恒疯人院的疯人展览大加赞扬，称人们要善于控制自己的情感，不要沉迷，不要让原罪发酵，否则便会失去理智，堕落成疯人院中的可怜生灵，并称直观、公开地展览疯人比任何学校教育更为有效。

再次，疯人展演也出于经济利益诱惑。1815年，伯利恒疯人院提交英国国会下院的调查报告表明，18世纪后期，伯利恒每年疯人展演的门票收入高达400磅，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数目。

最后，它还具有宣传市政当局政绩的目的。由于1666年伦敦大火的破坏，市政当局主导重建了伯利恒疯人院，1676年完工，市政当局想让参观者一览伯利恒，以显示市政当局的能力和作为。

当然，从最初就有反对“畸形秀”的人。1684年，英国剧作家威廉·威彻里就谴责以挑逗疯人取乐的丑陋行径。1723年，英国诗人、剧作家海德兰德·雅各布对疯人院中蜂拥的吵闹非常反感，认为这是有伤体面的事情。到18世纪中叶，更多的人对疯人展览予以批判，很多有识之士对疯人表示同情。18世纪70年代，英国画家约翰·泰勒在参观疯人院之后表示，这根本起不到道德训诫作用，而是对疯人的一种赤裸裸的羞辱。

随着近代医学的发展，疯狂被解释为一种疾病，人们的认知也逐渐发生变化；加上伦敦市政当局财力日趋雄厚，伯利恒疯人院的财政状况有所好转，不再需要从展览疯人中获取收入。因此，18世纪末，疯人展览才慢慢终结。

　　理解历史、社会与文化的关联

18世纪伯利恒的疯人展演是英国历史上一段极不光彩的经历，它是当时历史文化的投影，也显示了当时的社会弊端。在那个时期，不仅有喧闹、荒谬的“畸形秀”，疯人院也相应地在英国大量涌现。福柯认为，约束与允许展示疯子是社会的一种整肃和排除行动。美国著名精神医学教授托马斯·萨兹也认为，疯癫是制造出来的，是一个社会寻找、清除替罪羊的过程。

从18世纪末期开始，随着精神医学专业的逐渐确立，疯人不再被视为野兽，而是有缺陷的病人。福柯指出，精神医学诞生之后，疯人的处境仍然没有改变，疯子被约束、被戏谑，精神医学诞生的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治疗与照顾病人，仍是为了驱逐社会中的“他者”，维护文明社会虚幻的整体性。英国医学社会史家罗伊·波特也认为，精神医学更像是疯人院兴起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这些理论观点从产生之初就处于激烈的争议当中。很多历史学家、慈善家反对福柯以及后现代主义者的理论观念，他们认为疯癫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痛苦，而不仅仅是社会文化的塑造，精神医学也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治疗与护理在较长的历史时期都存在着，并不仅仅是驱逐、禁锢与戏谑。例如，1630年，伯利恒疯人院开始雇佣专门的护士来照顾疯人，1634年开始安排专业的医生来治疗病人。尽管护理与治疗的意义在不同历史时期有所不同，甚至出现了“畸形秀”这样展示疯子的闹剧，但不能仅以伯利恒的疯人展演来全盘否定伯利恒疯人院乃至整个英国疯人院的历史，而是应该将之置于这一时期历史、社会与文化中加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