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师 | 戴望舒：不在“雨巷”的“雨巷诗人”

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戴望舒，原名戴朝宷，望舒是他的笔名，来自屈原《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高洁，温柔大方。戴望舒以此为笔名，不仅侧面反映出他受古典诗词影响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艺术追求。戴望舒生前出版四部诗集，共计诗歌99首，加上后来发现的4首佚诗，一共103首，而且多是短诗。

据好友杜衡回忆，戴望舒写诗大概开始于1922年到1924年间，也就是17岁到19岁之间。每个青年都是天生的诗人。当时朋友中，和戴望舒同时写诗的还有杜衡和施蛰存，但渐渐地他们都不再写诗了，而只剩下戴望舒还坚持写着，并在诗艺上不断探索不断进步，一直到他逝世。他写诗没有匠气，从不生写、硬写，有了灵感，也许援笔立就；没有灵感，就宁愿一个字也不写。他真正意义上被自己所承认的处女作是1926年发表在《璎珞》上的《凝泪出门》，时年21岁。这首诗后被收录在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中《旧锦囊》一辑中。

昏昏的灯，

溟溟的雨，

沉沉的未晓天；

凄凉的情绪；

将我底愁怀占住。

——《凝泪出门》

如今看来，《凝泪出门》当然略显稚嫩，但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就以所选一节而言，诗句结构整齐，音韵和谐，读来颇具美感。这首诗，包括收录在《我底记忆》中的另外十几首诗歌，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戴望舒早期诗歌的审美倾向。这个时期他受传统诗词影响较大，在诗歌形式上追求古典美、音乐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地可‘吟’的东西”；同时因为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意象朦胧、含蓄；而在内容上，多写个人的孤寂心境，感伤气息较重，如：

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

到回忆都变作悲哀，

在月暗灯昏时候

重重地兜上心来，

啊， 我底欢爱！

——《可知》

欢乐只是一幻梦，

孤苦却待我生挨！

——《生涯》

这最后一点颇为论者所指摘，而他自己后来也逐渐摒弃不用。戴望舒在《诗论零扎》中讲到自己的诗歌，说他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这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戴望舒的写作风格，浪漫也好，象征也好，他注定要写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早期作品大多关注个人的爱情和理想，诗风苦闷、感伤气息浓重；后期诗作则转向对民族命运和未来美好生活的关切，诗风也变得明朗、沉挚：这与作者自身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不在“雨巷” 的“雨巷诗人”

撑着油纸伞， 独自

彷徨在悠长， 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雨巷》

提起戴望舒，当然不能不提《雨巷》。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更曾是他一度想要摆脱的影子。戴望舒年少成名，《雨巷》写成于他22岁那年的夏天，次年投稿《小说月报》，时任编辑叶圣陶见稿后大为赞赏，立刻写信给戴望舒，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因为叶圣陶先生的欣赏，戴望舒一夜成名，从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戴望舒曾说：“诗的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笔触又是活的，千变万化的。”这在《雨巷》一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全诗七节，每节六行，节奏舒缓，首尾相扣，生动地刻画了雨中独步的诗人形象和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形象。长短变化的语句中间， ang韵反复出现，情绪流淌，犹如音符，将现实和梦幻交织在一起，一唱三叹。读完全诗，你分明就是在雨中，就是身边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哀怨，哀怨又彷徨。

《雨巷》一诗展现出来的诗境的朦胧性和语言的音乐性，一方面来自于古典诗歌的影响，特别是晚唐诗人诗歌的华丽和隐秘，对戴望舒影响甚大，丁香这一意象更是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抒情传统遥相呼应；另一方面，他又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诗歌往往含有深层的象征意义，《雨巷》就常被解读为对理想的追索以及对当时白色恐怖的控诉。这两方面交织，最终构成了戴望舒独一无二的诗歌风格。

《雨巷》带给了诗人荣耀，却并未束缚住诗人求新求变的脚步。《雨巷》之后，戴望舒开始逐渐摒弃之前类似于格律诗书写的写作风格，他开始更为随意自然地抒情，不再刻意追求句式的整齐、平仄的协调，真正解放了诗句。他在《论诗零札》中讲“诗不能侧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这揭开了他写作的另一页，它逐渐将散文的写法引入诗歌写作中，用平淡朴素的叙写抒发深沉真挚的情感。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萧红墓畔口占》

以此诗为例，诗人并未直接抒写自己对萧红的怀念，而是通过描写，形成两组对比，“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只为“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情感之真挚跃然纸上；而最后两句，生者与逝者，“等待”与“卧听”，“长夜漫漫”（当时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与“海涛闲话”，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感，读来令人感慨万千，不尽回味。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多次撰文宣传革命。 1941年，香港沦陷，第二年春天，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的折磨，但他并没有屈服，在牢狱里写了《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 明朗， 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 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 婴孩手中乳。

——《我用残损的手掌》

据冯亦代回忆：“我昔日和他在薄扶林道散步时，他几次谈到中国的疆土，犹如一张树叶，可惜缺了一块，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张完整的树叶。如今他以‘残损的手掌’为题，显然以这手掌比喻他对祖国的思念，也直指他死里逃生的心声。”随着人生的变故和家国社会的变化，戴望舒的诗歌选材逐渐不再只瞄准个人的哀怨闲愁，而是开始关切民族命运和社会未来，诗歌风格也逐渐转向明朗、沉挚。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 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偶成》

这首写于抗战最后的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诗句明朗、音韵和谐，句子却朴实真挚，充满信心和希望。从诗句也可以看出诗人一生追求“灿烂的微笑”和“明朗的呼唤”，他相信“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本文摘自“读书吧”系列之《戴望舒与他的诗》）

荐读

点击阅读原文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