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若望：出身德国贵族的传教士，明清时期在中国生活了47年

马可波罗，中世纪的旅行家，1275年从意大利来到了中国，并遍游了中国各地，在此待了16年后就走了。回去并写了一本书，名叫《马可波罗游记》。这本书详细记录了元代中国的政治事件、物产风俗，描述了中国如何如何的富裕，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看美国一样，去了都能捡黄金。因此，在西方世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时也吸引了很多人对财富的觊觎。

在中国的明清时期，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出于快速扩张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当时的交通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因此中西方之间的交流也日趋频繁。在这些来自西方的人中，除了商人之外，传教士也是其中人数比较庞大的一支。这些传教士来华的目的主要是传教,扩张天主教在东方的势力。

为了传教他们还学习中国的汉语，把中国文化往西方介绍，同时并把西方的文化介绍到中国来，其中起到了一个桥梁交流的作用。明朝后期开始，来自意大利的利玛窦和德国的汤若望等欧洲传教士先后来华，与徐光启等人合作开展翻译活动，把欧洲的天文、数学、地理等著作介绍到中国，同时把中国的《大学》、《论语》等典籍介绍到欧洲。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汤若望这个人物，他是出身德国贵族的传教士，明清时期在中国生活了47年。他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中国基督教史和中国科技史上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虔诚的信仰，渊博的知识，出众的才能，奠定了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在华47年，经历了明、清两个朝代，是继利玛窦来华之后最重要的耶稣会士之一。

19岁那年，汤若望加入了耶稣会，宣誓终生安贫、贞洁、服从。随后，搬到了罗马耶稣的圣·安德烈奥修道院，当一名见习修士，接受严格的修士训练。并加入了灵采研究院，探索着不断发展着的新科学，尤其是天文学和数学。

安德烈奥修道院有一个图书馆，馆里藏着许多经过印刷，装订成册的海外耶稣会士写给总会的年报、报告、信函，汤若望经常到图书馆翻阅这些材料。早期传教士在东方在中国所建立的丰功伟绩，让他激动不已。

他钦佩利玛窦在中国采取的适应中国文化习俗的，所谓合儒的传教策略，竭力把天主教义与中国的儒家文化相结合。当他听说利玛窦神父以其数学天文学的智慧，惊倒了中国人，并且受到皇帝的优礼和敬重，为上帝的教会开拓了新的、非常大的信仰领域时，他为西方的数理天文这在中国获得这样的价值而欣喜若狂。

25岁的时候，汤若望以最优秀的成绩完成了在罗马学院的学业，并晋升为神父。1618年在金尼阁的带领下，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等22名传教士，以葡萄牙政府的名义派遣，从里斯本启航东渡。从此，便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途，并便将根扎深深的扎在了中国。

1619，汤若望和他的教友们抵达了澳门，这些传教士们一踏上中国的土地，便开始精心研习中国的语言文化，甚至以掌握北京官话为目标。这些西方修士入乡随俗，脱下僧袍，换上儒服，住进中式房屋，并潜心研究中国经史和伦理，寻找其中东西方文化的融合点。在同朝野名流交往的过程中，这些上通天文，下知地理，又熟读汉文典籍的西方传教士，自然赢得了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好感和信任，从而达到其传播信仰的目的，这就是利玛窦开创的"合儒超儒"的传教策略。

1620，但有些狂热的传教士们，认为利玛窦过于迁就中国人，影响了天主教的"纯正性"，发展教徒速度太慢。在利玛窦去世之后，开始改变利氏的传教路线，采取激进式的传教方式，坚决排斥儒家思想，严禁中国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会人士的反感与怀疑，酿成了南京教案，大量传教士们被驱逐，在中国内地几乎无立足之地。

为了顺利在中国传教，并站稳脚跟，1622年夏天，汤若望换上了中国人的服装，把的德文姓名亚当改为发音相近的汤，翰改为若望，正式取名汤若望。他重视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并将西方的科学技术介绍到中国来。在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开明士大夫，积极引进西学，并与来华的传教士合译一些西方科学技术书籍，为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注入新了新的生机。

汤若望第一次来到北京后，他仿效当年的利玛窦，将他从欧洲带来的数理天算书籍列好目录，呈送朝廷。又将带来的科学仪器在住所内一一陈列，请中国官员们前来参观。汤若望以他的数理天文学知识得到朝廷官员们的赏识。他到北京不久，就成功地预测了1623年10月8日出现的月食。

后来，他被派到去西安传教，他在西安城内建立了一座小教堂，除了开展宗教活动外，他始终坚持科学研究。他研究了从西安通向中亚、中东和欧洲的交通道路问题。为此，他不断向过往商人、到北京向中国朝廷进贡的附件小国的使团，打听和记录他们行走的路线，经过的国名、地名、驿站名以及来往商品的名称、贸易状况等等。他据此写山详细的研究报名，寄往欧洲。他还花了不少时间考察了欧洲长期争论不休的契丹和北部中国的关系问题，理清了在中国的北部并没有所谓契丹的地方。

在西安传教几年后，汤若望于1630年再次来到了北京，并继任已故教士邓玉函的职位。汤若望精通天文历算，他以对月食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当时中国历法已经不太精确了，经常出错，汤若望利用修订历法博得了朝中大臣以及皇帝的信任。

明末战事频繁，后来明军越来越处于劣势，朝中大臣就想在火器上有所突破。汤若望帮助了明朝用西方的办法督造战炮，他口述了有关制造大炮的相关技术。崇祯九年时候，汤若望奉旨设厂铸炮，两年中造了大炮20多门，这个大炮威力很大，在和满族在东北打仗的时候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1644年，清兵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内城的居民三天之内要搬出。但汤若望给多尔衮写了一个折子，他说：“为了保护教堂和天文仪器以及图书资料的安全，请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时他把自己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二天他的奏请得到了恩准。

随后汤若望被多次召进皇宫内，他对皇帝和摄政王说《新历法》的优点，并呈现了望远镜、浑天仪、地平晷这些天文仪器。当时满族人刚到北京，都没见过这些，觉得特别好玩，好奇。而且汤若望用西洋的新法准确地预测了顺治元年即1644年农历八月初一的日食。

摄政王一看，果然不错，就让他把《崇祯历法》再改一改，汤若望就奉命对《崇祯历法》进行修订，将原来的修历法137卷修订改成103卷，连同新编的一些新历本呈现给清政府。多尔衮被他说服后，清廷下令从顺治二年开始，将其参与编撰的新历定名为《时宪历》，在全国实施。

汤若望继承了利玛窦通过科学传教的策略，在明清朝廷历法修订以及火炮制造等方面多有贡献，中国今天的农历是汤若望在明朝前沿用的农历基础上加以修改而成的现代农历。他还著有《主制群徵》、《主教缘起》等宗教著述，他以孜孜不倦的努力，在西学东渐之中成就了一番不可磨灭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