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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新闻

宿白先生

考古学泰斗宿白先生仙逝

著名考古学家、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宿白先生，因病于2018年2月1日6时0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6岁。

2月5日，宿白先生遗体告别仪式在八宝山殡仪馆举行

宿白（1922—2018），字季庚，1922年8月3日出生于辽宁沈阳。1948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研究生肄业，同年任职于该所考古学研究室，兼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员。1952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副主任。1978年任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81年任博士生导师。1983年任北京大学考古系主任。曾任北京大学学术委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名誉理事长、文化部国家文物委员会委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首都规划建设委员会专家。获北京大学第三届蔡元培奖、首届中国考古学大会终身成就奖。

宿白先生在北平求学时

先生是杰出的考古学教育家，终生致力于中国文物考古事业人才的培养。先生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科主要创办人，20世纪50年代，指导多届考古训练班的教学工作，主持创设完整的中国考古学课程体系。新中国文物考古工作者无一不受教于先生，他是文物考古界“永远的老师”。先生主讲的多门核心课程，广为兄弟院校考古专业借鉴，在中国考古学学科的教学与实践方面起到引领作用。先生多年来指导了众多海外留学生，曾担任美国洛杉矶加州大学客座教授，系统讲授中国考古学课程，产生了深远的国际影响。

2001年宿白先生为博士班讲授《历代名画记》

先生笃信田野考古是考古学生命力之所在。先生不仅是北京大学田野考古教学的设计者，更是身体力行的实践者。新中国建立伊始，先生就参加了雁北、东北和西藏地区的考古勘察，主持和指导了河南禹县白沙水库墓群、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遗址的发掘。尤为重要的是，对响堂山、敦煌、龙门、克孜尔、须弥山、云冈和栖霞山等石窟寺的系统勘测和记录，成为中国田野考古工作的典范。

1952年宿白先生（左三）在第一届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开学典礼

先生是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学科体系的开创者和大成者。他以一己之力，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举凡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先生均有开创或拓展之功，后学得以循径拾阶而入。

先生开辟城市考古新局面。先生以考古资料为本，结合文献、舆图，复原了多座秦汉以后的古代城市，重点分析了隋唐宋元时期城市的形制、布局和等级制度，阐明了古今重叠型城市考古方法的普适性，揭示了中国古代城市有别于西方城市的特质。

宿白先生（前排左五）和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1952级同学在云冈石窟实习

先生确立墓葬考古新范式。先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墓葬进行了全面的分区分期，从墓葬形制、随葬品组合等方面出发，充分结合出土和传世文献，系统研究了中古时期的墓葬制度，拓展了古代社会研究的视野。

先生将手工业遗存置于考古学体系之中。先生特别关注工艺技术的发展和交流，创建了陶瓷考古教学体系，开展了系统、持续的田野工作，将物质文化研究上升到探索手工业发展史及经济史的新高度。

1951年宿白先生去禹县白沙前在许昌专署

先生创立宗教考古，对佛教寺院和石窟寺倾力尤多。先生选择典型石窟寺进行勘查记录，建立了中国佛教石窟寺的时空框架，开启宗教考古的新纪元。对意义重大的藏传佛教寺院，先生特予关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研究了藏传佛教寺院的年代和历史文化价值。

先生最早将古代建筑纳入考古学领域。先生致力于将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理论方法应用于古代建筑的调查和研究，注重古建筑的断年分期、分区和类型，使古代建筑成为历史文化研究的可靠史料，引领了中国古代建筑研究的新方向。

宿白先生（右四）和北京大学考古专业1953级同学在响堂山石窟

先生在中外文明交流研究领域成果卓著。先生以渊博的学识和宏阔的视野，辨明了众多的外来文物，探讨了中外文明的相互影响，是从考古材料出发开展中外文明交流研究的指导者。

先生深谙古代文献、精通版本目录。先生将考据学深厚素养与考古学分类方法相结合，在传统目录学的基础上，依据典籍、考古发现与传世文物，拓展了版本与目录学的研究领域，对雕版印刷和古籍版本进行了全面系统的考古学研究，为中国古籍版本目录学做出了独特贡献。

1962年宿白先生在敦煌莫高窟

先生一生勤于著述，慎于刊布。正式出版的《白沙宋墓》、《中国石窟寺研究》、《藏传佛教寺院考古》、《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等著作，无一不是发凡创制的鸿篇巨著。《白沙宋墓》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出版的考古报告之一，学界奉为圭臬；《中国石窟寺研究》忠实地记录了中国石窟寺考古学的创建历程，是一部“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的著作；《藏传佛教寺院考古》以两次入藏调查资料为基础，通过寺院建筑深入研究了西藏地区政教合一的历史背景，是西藏历史考古的奠基之作；《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充分利用传世与出土资料，厘清了中国雕版印刷早期和盛期的发展史，代表了中国在雕版印刷史研究上的新高度；《魏晋南北朝唐宋考古文稿辑丛》蕴含着先生对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缜密思考，体现了先生将考古材料与文献记载切实结合的治学之道。先生授业逾七十载，晚年将一生讲述辑为《宿白未刊讲稿系列》六种，为后人确立了课堂讲授的典范。

宿白先生著述

先生一生挚爱文化遗产，关心文物保护事业。先生多次致信国家领导人和文物主管部门，就重大文化遗产保护事项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并亲赴三峡等重大建设工程的考古工地指导工作。经由先生不懈的努力，芒康盐井、良渚古城等重要文化遗产得以保存或提升，其功在当代，其利在千秋。

1988年宿白先生再访西藏，在雅鲁藏布江渡口

先生博古通今，学贯中西，是学术上的“通儒”。先生深得中国传统治学之要，更具现代学术之长。在先生那里，考古学与其他人文学科融会贯通，浑然一体，“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先生的学识风范，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

先生淳厚笃诚，止于至善，是道德上的“纯儒”。自青年时代进入北京大学，先生在北大度过八十载，历经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变革，始终沉浸在中国考古学的教学和学术之中，以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为己任。先生是一位纯净的学者，他没有将任何一天浪费在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活动中，也没有做过任何一件与教学和学术无关的事情。先生对北大怀着深沉的感情，生前已将他的全部藏书捐给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报答北京大学的哺育。

2001年宿白先生在蓝旗营新居小书库

先生的生命早已与考古学连为一体，他将他的全部精力奉献给了中国考古事业。他对中华文明和传统文化怀有深沉的景仰和挚爱，持有言语难以表达的亲情和关切。他将全部知识和智慧留给了后来者。他尽一个学者之所能，报效了他的祖国。他是一座永远的灯塔，指引后学前行的方向。

此人只应天上有，从此世间无先生。（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文物局”）

2000年宿白先生在朗润园旧居

挖啥呢君说

宿白先生的溘然离世，使民国一代中国考古学泰斗们的丰功伟绩与音容笑貌，最终化入历史的滚滚逝水。这位中国考古文博行业的旗帜性巨人，在戊戌新年前的遽然告别，请恕直言，还并没有得到全社会的充分追念，是为当今中国文化界的一大惭愧。

饶宗颐先生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仙逝

国学大师饶宗颐先生（1917-2018），2018年2月6日凌晨于香港去世，享年101岁。

饶宗颐先生

饶宗颐先生，字伯濂、伯子，号选堂，又号固庵，广东潮州人。中国当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教育家和书画家。长期潜心致力于学术研究，其巨著《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全套共十四卷二十大册，学问遍及上古史、甲骨学、简帛学、经学、礼乐学、宗教学、楚辞学、史学、敦煌学、目录学、古典文学及中国艺术史等十三大门类。

中国学术界曾先后将饶宗颐先生与钱钟书先生、季羡林先生并列，有“南饶北钱”和“南饶北季”之称。其著作包括《选堂集林·史林》《固庵文录》《甲骨文通检》《中印文化关系史论集悉昙学绪论》《词学秘笈之一李卫公望江南》、《敦煌琵琶谱》、《近东开辟史诗》、《敦煌琵琶谱论文集》、《〈老子想尔注〉校证》、《文辙文学史论集》《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欧美亚所见甲骨录存》《唐宋墓志》《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新加坡古事记》等。

饶宗颐先生与季羡林先生

饶宗颐先生1949年到香港，1952年至1968年任教于香港大学，1968年至1973年获新加坡大学聘为中文系首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期间曾任美国耶鲁大学研究院客座教授及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教授。1973年出任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至1978年退休。其后在法国、日本、中国大陆、台湾及澳门周游讲学。2011年被推选为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长，2013年连任。2012年当选法兰西学院铭文与美文学院外籍院士。

1月16日，由中国社科院主办、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社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论坛·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在北京举行。论坛揭晓了2017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的以下6个入选项目，还发布了以下1项国外考古新发现。

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

通天洞遗址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南部萨吾尔山内的一个洞穴中，2016~2017年夏季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此进行了两期发掘工作。

通天洞遗址及其环境

通天洞遗址是在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同时也提供了本地区旧石器-细石器-青铜-早期铁器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对了解新疆地区四万多年以来古人类演化发展过程、确立区域文化发展的编年框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该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出土的典型莫斯特文化遗存，旧石器时代文化层中出土的数以千计的石制品与大量动物骨骼碎片等遗物与原位保存的3个灰堆，也为进一步探讨亚欧大陆东西两侧史前时期人群的迁徙、交流、扩散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石制品组合

济南市章丘区焦家新石器时代遗址

焦家遗址地处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位于济南市章丘区西北约20公里处，南距城子崖遗址约5公里。该遗址延续时间较长，主要遗存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下限为汉代。2016年和2017年春夏，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与文博学系两次发掘该遗址，发现了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包括1圈城墙和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窑等。

北区晚期居住期房址分布图与北区墓葬分布图

（1）在不同的发展阶段，遗址发掘区的聚落功能表现出明显不同，经历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个大的发展阶段。（2）焦家遗址应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海岱地区年代最早的城址。（3）从大汶口文化中期到晚期，遗址墓葬分化有不断加剧的趋势。（4）遗址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城墙、壕沟和一批大型墓葬的发现，加之相当数量的大汶口文化玉器和白陶的发现，显示了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焦家遗址是鲁北地区具有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意义的重要遗址。

91号墓随葬玉器

福建明溪县南山遗址

南山遗址位于福建省三明市明溪县城关乡上坊村北约300米的南山（又名狮子山）。2012~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福建博物院、明溪县博物馆联合对南山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遗址可划分为5个文化期，年代为距今5800~3500年。

南山遗址远景

南山遗址年代跨度大，文化堆积保存完整、连续，文化面貌独特，如独具特色的文化遗物，尤以磨光黑陶和饰以多样纹饰的磨光白陶特征鲜明，填补了闽西北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谱系的缺环与空白。作为典型的洞穴遗址，在南山遗址浮选出土了异常丰富的农作物遗存以及相关的农田杂草遗存，出土的水稻是目前在武夷山东麓地区发现的最早的水稻遗存；出土的粟和黍两种小米是目前在整个华南地区发现的最早的小米遗存。在山顶发掘区发现福建省内迄今最早的蓄水池遗迹、大量柱洞、灰坑，反映了当时山顶生活的史前人群规模。主要居住区由洞穴向山顶的转变，也展现出南山先民独特的山顶、洞穴相结合的空间利用特征。

蓄水池

湖北京山县苏家垄周代遗址

苏家垄遗址位于湖北省京山县坪坝镇。2014年开始，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京山县文化体育新闻出版广电局对墓地及其附近区域进行了调查、勘探和发掘，最终确认这是一处包括墓地、建筑基址、冶炼作坊的曾国大型城邑，特别是首次发现了曾国大规模冶铜遗存，具体年代为两周之际至春秋早中期之际。

79号墓

大量青铜器铭文涉及诸多历史信息；墓地出土青铜器排列有序、组合清晰，是探讨两周时期器用制度的极佳资料。大面积的冶炼遗存等资料，展现了曾国青铜器从冶炼、生产到流通的诸多环节。苏家垄遗址是与叶家山、郭家庙、文峰塔和擂鼓墩等地点并存的曾国考古发现，这些考古发现建构了传世文献中并不明确的曾国，并使之成为周代物质文化面貌最为明晰的诸侯国之一。墓地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九鼎、埋葬七车的车马坑以及规模宏大的聚落等，暗示这里存在作为曾国都城的可能性。

炼炉炉基

河北行唐县南桥镇故郡东周遗址

故郡遗址位于河北省行唐县南桥镇故郡村北，地处太行山东麓山前地带。在方圆两公里内调查发现六处新石器时代及战国至隋唐时期的城址、墓葬、遗址。清理东周墓葬36座、车马坑7座、水井50眼、灰坑420个、窑2座、灶2座，出土铜、金、玉、陶、蚌、骨角器上千件（组）。初步认定其为春秋晚期至战国前期北方戎、狄族群的贵族墓地和战国前期居住址。

二号车马坑三号车左服马装饰（马头向东）

故郡遗址的发掘填补了冀中地区同期考古空白。墓葬狭深积石、动物头蹄葬及铜鍑、直刃匕首式短剑、金盘丝耳环、玛瑙饰品、饰有绹索纹的青铜器，流行殉人、大量殉牲，别具一格的车马装饰，在同期中原各国极为罕见，是北方族群自有特色；同时，车马埋葬制度，青铜器、陶器纹饰、造型、器物组合等又显现深受晋、燕等中原文化影响，为研究戎狄族群华夏化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

53号墓墓室（上东下西）

吉林安图县宝马城金代遗址

宝马城遗址位于吉林省安图县二道白河镇西北4公里处的丘陵南坡上，相传唐代一将军东征高丽时在此地得宝马，故而得名。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于2014~201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4个年度的勘探与发掘，共出土各类遗物超过五千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长白山庙故址。

1号建筑、回廊西南转角与亭式建筑6号建筑（上北下南）

2017年度发掘结束后，除水井与城外窑址外，掌握了宝马城建筑组群的布局、主要单体建筑的形制与功能，对城内外排水系统的走向也有了初步了解。其整体布局与以中岳庙（嵩山）、西岳庙（华山）等为代表的宋金时期皇家山岳祠庙非常相似，凸显了其规格之高。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发掘的保存状况最好、揭露面积最大、最为重要的金代建筑遗址之一，也是东北地区辽金时期乃至全国历史时期考古工作中少见的高等级遗址。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地区以外首次通过考古发掘揭露的国家山祭遗存。

1号建筑鸱吻

蒙古国后杭爱省和日门塔拉匈奴城址

和日门塔拉城址位于蒙古国后杭爱省乌贵诺尔苏木境内，东南距苏木政府所在地约20公里。该城址是蒙古国境内保存最好、规模最大的古城群落之一，现遗址包括东西相邻、结构相同的三座城址，故俗称“三连城”。2014~2017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蒙古国游牧文化研究国际学院组成联合考古队对该城址进行了调查、勘探、测绘，并对西城和中城部分遗迹做了发掘工作。

和日门塔拉城址全景

考古工作确定了“三连城”的年代为匈奴时期，结束了蒙古国考古学界对于城址年代的争讼。结合汉文文献记载，初步推测该城址是与匈奴祭祀有关的大型礼制性建筑，或为匈奴单于或贵族的“祠社”遗址。“三连城”中城中心台基是蒙古国境内第一座被完整揭露的匈奴时期大型土木建筑台基，对于匈奴考古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城IIA和IIB全景

此外，论坛还公布了6个入围项目，分别为广西隆安县娅怀洞遗址、陕西高陵县杨官寨遗址庙底沟文化墓地、甘肃宁县石家东周墓地、西安市秦汉栎阳城遗址、山东青岛市黄岛区土山屯汉代墓地、四川眉山市彭山区江口沉银遗址。

挖啥呢君说

海昏侯墓后，国内考古新发现“群雄逐鹿”，都很重要，但又都不“一览众山小”。今年“六大发现”的入选和入围项目，各有看点，难分伯仲，胜负仅供参考，期待它们年后于“十大发现”舞台的再次“华山论剑”。

2018年央视春晚，作为《国家宝藏》001号讲解员的张国立与故宫博物院单霁翔院长，介绍了许荣茂先生向故宫博物院捐赠的《丝路山水地图》。

正月初一起，通过故宫博物院网站中的“故宫名画记”栏目，即可看到高清的《丝路山水地图》图像。

《丝路山水地图》又名《蒙古山水地图》（由于图上题款被人裁去，原名不得而知。此名源于其背面有清末民初琉璃厂著名书店“尚友堂”的题签“蒙古山水地图”），绘于绢本之上，幅宽0.59米、全长30.12米，是一幅绘制于明代中后期的，应为内府使用的青绿山水手卷。林梅村等专家推断，这幅地图的绘制者，应当是明代中期的吴门画师谢时臣。

《丝路山水地图》描绘了东起嘉峪关西至天方城（今沙特麦加）的辽阔地域范围。全卷共画出了211个地理坐标，许多丝路上的重要城市，如中国的敦煌、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阿富汗的赫拉特、伊朗的伊斯法罕、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等都有清晰的标注。从《西域土地人物图》的相关记载来看，保存到今天的这幅《蒙古山水地图》只是原图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已被人裁切。它的出现以实物证明了在西方地图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对世界地理特别是对于丝绸之路沿线已有清晰的认识。

大概民国初年，藤井善助在“尚友堂”书肆买到这幅古地图。至此这件明代古图便一直流散海外，一直秘藏在日本京都著名私家博物馆——藤井有邻馆，该馆一直将其当作清代山水画收藏。直到2002年，中国收藏家易苏昊、樊则春耗资将其购回。2017年，香港世茂集团董事局主席许荣茂先生又以1.33亿元从藏家手中收购，并将其捐赠给故宫博物院收藏。2016年，许荣茂已经捐资8000万元支持故宫博物院“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

《丝路山水地图》去年年底入藏故宫博物院时

挖啥呢君说

收藏家“春晚献图”后，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此图究竟年代、价值几何，无论“职业”与“非职业”学者，我想都可各抒己见，但第一要务，请坚持学术的认真、严谨与专业。

无论此图真伪，文物回流与捐献本都是善举。只是当其来到春晚这一民族主义蓬勃的舞台，当事人抑或看客的微妙心理，倒是颇折射出了在当今中国，文物与政治的“双刃剑”关系。

经国务院批准，良渚古城遗址被确定为我国2019年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2018年1月，由国家文物局代表缔约国政府签署的申报文本，通过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正式提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文本的提交意味着良渚申遗正式进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官方程序。

良渚古城遗址

良渚古城遗址位于我国长江下游环太湖地区，作为良渚文化的权力与信仰中心，以建造于约公元前3300-2300年间的规模宏大的城址等一系列相关遗址和以具有信仰及制度象征的系列玉器为主的出土物，揭示了中国新石器晚期在该区域曾经存在过的一个以稻作农业为经济支撑的、出现明显社会分化和具有统一信仰的区域性早期国家，并以其时间早、成就高、内容丰富而展现出长江流域对中华文明起源阶段“多元一体”特征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填补《世界遗产名录》东亚地区新石器时代城市考古遗址的空缺，为中国5000年文明史提供独特实证。

良渚古城遗址及周边地形示意图

良渚遗址的考古和研究工作始于上世纪30年代，至今历时80余年仍在继续，引起国内外广泛高度关注。申遗工作同样走过漫长的历程，国家文物局早在1996年就将良渚遗址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并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备案。随后对该项目的研究、保护与管理给予了细致指导和大力支持。尤其是近十年间，在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当地民众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下，文物考古等部门系统开展了遗址考古发掘、保护展示、风貌修复、环境整治、规划编制、征地搬迁等一系列申遗准备工作，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逐步具备了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客观条件。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对良渚遗址的分布、遗迹组成和历史文化价值不断有新的认识，最终确定了良渚古城遗址的申报范围，包括14.3平方公里的遗产区和99.8平方公里的缓冲区。随后指导当地政府配合专业团队，历时11个月完成了共计20件资料、200余万字、5330页的良渚古城遗址申遗材料，并如期正式提交。

全套提名文件

文本的提交仅仅意味着正式进入了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官方程序，接下来必将接受国际组织和专业咨询机构的严格审查。2018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将针对申遗文本进行书面评估，针对遗址现状进行现场考察，并在进行综合评估后向世界遗产委员会递交评估报告。如若一切顺利，2019年7月世界遗产委员会第43届会议将依据评估报告对良渚古城遗址申遗项目进行最终审议，确定其是否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良渚古城遗址出土部分玉琮图

世界遗产委员会长期致力于解决《世界遗产名录》中世界遗产类型不平衡、区域分布不平衡、时代分布不平衡的问题，先后数次调整申报规则。2016年通过决议实行新的“限额制”：最多每年审查每个缔约国的1项申报项目，每年审查申报项目由45项降至不超过35项，并且更多鼓励自然遗产、混合遗产、跨国项目的申报，向世界遗产数量过少的国家、新近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的国家、若干年内未申报的国家倾斜。新“限额制”将于2018年开始执行，中国等世界遗产数量较多的国家在今后的申遗道路上将因此而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国家文物局”、“中国建筑设计院”）

兰若寺墓地

兰若寺墓地：迄今发现最大南宋墓地

兰若寺墓地位于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东部，2016年11月，因绍兴市柯桥区平水镇兰若寺水库裸心湖建设项目的开展，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柯桥区文化发展中心考古处，对建设规划范围进行考古探勘。至2016年12月底，考古队在兰若寺水库北岸、皇坟山南麓确认一处南宋时期墓地——兰若寺墓地，墓地由风水环境、墓园、坟寺等组成。为配合基建项目的开展，考古工作主要围绕墓园部分展开，至2017年12月已确认墓园年代与整体格局。

兰若寺墓地墓园复原模型

兰若寺墓园建于南宋晚期，使用年代下限不晚于元代初年，墓园占地至少12000平方米，超过湖州风车口南宋墓（推测为宋孝宗生父赵子偁的“秀园”），更远远超过宁波东钱湖、余姚史氏家族墓等南宋时期权倾一时的重臣墓园。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南宋时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格局最完整的高等级墓地。

兰若寺墓地距离南宋皇陵区仅6公里，从实物资料与文献记载分析，墓地与南宋皇家陵园当存在着密切关联，在宋六陵已遭毁坏、布局不清的现状下，兰若寺墓地也可视为目前研究南宋帝陵制度最重要的实物资料。（“文博中国”）

出土的建筑构件

海昏侯墓园五号墓：墓主为刘贺长子

1月26日，2017年江西考古汇报会介绍了海昏侯墓园五号墓的发掘情况。在实验室考古阶段，专家在海昏侯墓园五号墓中清理出一枚刻有“刘充国印”字样的铜印，结合此前刘贺墓中出土的木牍及《汉书》等文献记载，推断五号墓墓主身份为刘贺长子刘充国。

刻有“刘充国印”字样的铜印

五号墓位于墓园北部，处在刘贺墓的正北方向，墓前有回廊形地面建筑遗迹。五号墓主棺的实验室清理工作到目前为止，可见墓主头部被漆器叠压，下有玉圭、玉枕。颈部有玉组珮，腰部有玉带钩、水晶、玛瑙、玉具剑等。遗骸上有大小玉璧。下有用贴金片的云母进行包边的丝缕琉璃席。遗憾的是，由于南方土壤酸性较强，考古工作者暂未在墓中发现骸骨的痕迹，墓主头部附近也未发现牙齿。由于墓主下葬时未成年，墓中还发现了墓主生前的玩具，包括一件带滑轮、可人力牵引的虎型青铜器件。（“海昏侯”）

玉璧、玉圭等玉器

中国考古学家发现大月氏人西迁后遗存

经过多年的寻访，中国西北大学中亚考古队在王建新教授和梁云教授的带领下，终于在中亚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交界区域找到了大月氏人西迁后留下的踪迹。

按照史料的记载，为了躲避匈奴，大月氏开始了西迁，并最终在“妫水”（今阿姆河）北岸安顿下来。只是定居到这里的大月氏人就像突然消失了一样，后世各国的考古工作者苦苦找寻多年，都找不到它留下的踪迹。

考古发掘现场

梁云教授研究认为，公元前二世纪末期至公元一世纪前期，在北巴克特里亚地区，分布着一种共性很强、面貌特征相当一致的游牧文化遗存，代表性的遗址有拉巴特墓地、阿鲁克陶墓地、图尔喀墓地等。这种文化遗存的时空范围、文化特征与西迁中亚后的大月氏相吻合，应是大月氏的文化遗存。（中国新闻网，西部网）

出土遗存

陶寺北墓地：两周之际至战国时期晋国墓地

陶寺北墓地位于襄汾县城东北约7公里处，目前已探出墓葬1283座、车马坑8座，墓葬从早到晚由西北向东南排列，是两周之际延续到战国时期的一处大型高等级贵族墓地，延续时间约500年。4年来，襄汾陶寺北墓地抢救性考古发掘取得丰硕成果，共清理墓葬150余座。其中，带青铜器的墓葬有11座，出土大型青铜器80余件、玉器百余件。专家称，陶寺北墓地在春秋时期应是晋国的一处“邦墓”，是古代民众归葬的场所，在战国时属魏，其中高级的墓葬可能是世袭贵族。

3011号墓内棺

2017年的发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014号墓中发现的“荒帷”遗迹，可看到明显的红色布纹，其上有黑、黄褐色的彩绘图案，并发现有大面积席纹痕迹。这处“荒帷”遗迹在目前北方地区两周时期是第3次发现，是唯一的春秋晚期的“荒帷”实物资料，且保存较完整，实属难得。

另外，2017年在陶寺北墓地春秋早期4座大中型墓葬中发现有祭祀遗存，其中的2座墓葬除有祭祀坑外，墓口北部填埋有玉石器，这种墓祭方式独具特色。（山西日报，“文博中国”）

3014号墓荒帷局部

娅怀洞遗址：山顶洞后国内第二处旧石器墓葬

娅怀洞遗址位于广西隆安县乔建镇博浪村博浪屯的一座孤山上，是一处史前石器时代的洞穴遗址，由前洞厅和内洞两部分组成，总面积约110平方米。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会同隆安县文物管理所于2015年5月至2017年9月对遗址进行连续三个年度的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发现旧石器时代墓葬和人骨化石，出土文化遗物上万件。

1号墓葬

娅怀洞遗址堆积深厚，文化内涵丰富，遗物众多，延续时间长，包含了新、旧石器时代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且以1万年之前的文化遗存为主。出土的文化遗物绝大多数属于旧石器时代细小的打制石制品，石器总体上属于石片石器工业系统，这与岭南地区以往发现的打制石器属于砾石石器工业形成鲜明对照，应属于岭南地区晚期旧石器文化中一种新的类型。娅怀洞遗址出土大量具有确切层位、年代距今44,000至10,000多年的文化遗存，填补了右江流域史前文化缺环。

娅怀洞遗址发现的墓葬是继山顶洞人墓葬后在我国发现的第二处旧石器时代的墓葬。而墓葬中的人骨经专家鉴定同属于一个个体，这是岭南地区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唯一具有确切地层层位和可靠测年的完整人类头骨及体骨化石。此次在娅怀洞遗址发现了距今16,000年前的稻属植物植硅体，为研究古代人类利用野生稻的历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文博中国”）

稻属植硅石

胡家沟建筑遗址：秦代大型国家府库

经过两年多持续发掘，考古工作者首次在秦咸阳城遗址区域内发现秦代大型国家府库遗存，数量庞大、做工精细的石磬为今人了解秦帝国昔日的辉煌富庶提供了可能。据主持发掘的陕西考古研究院研究员许卫红介绍，这处大型国家府库遗存也是继20世纪70至80年代发掘秦咸阳宫遗址以来，在秦咸阳城遗址区域内再次发现秦代大型官署建筑遗址。

1月24日，考古人员展示秦咸阳城胡家沟建筑遗址出土的带有“北宫乐府”字样的石磬

遗址位于西咸新区秦汉新城窑店镇，地处秦都咸阳城宫区以西的胡家沟村。2014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曾在此勘探发现了5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2016年至2017年最终选择其中规格较小的一组进行了整体揭露。

“尽管这些石质编磬残碎严重，但不少石磬经过清理拼对后发现有明显使用痕迹，”许卫红说，“而且在23件残块上发现了刻文，用秦代流行的小篆字体刻着‘北宫乐府’等字样，再次证实了秦代设乐府的史实，还自证了建筑的属性，这在咸阳城考古中还是第一次。”许卫红说。（新华社）

航拍的秦咸阳城胡家沟建筑遗址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疑似西域都护府

公元前60年，西汉政府在乌垒城设立西域都护府，以确保政令通行、丝绸之路畅通。20世纪初，海内外考古学者先后来到新疆，对府治遗址展开考察。但由于自然坏境变迁、缺乏充足史料记载，西域都护府究竟在哪里，仍是一个未解谜题。

最近，寻找都护府治所确切位置的研究终于有了重大突破。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等单位专家利用多源遥感、地球物理与传统考古勘测方法相结合，对位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轮台县境内的奎玉克协海尔古城进行了综合勘探，进一步缩小了西域都护府的遗址范围。

奎玉克协海尔古城的模拟复原图

中科院遥感地球所研究员聂跃平说：“遥感发现古城高台周边有一圈环形异常，后经物探探测后课题组进一步确定为壕沟，其水分含量高于周边。我们还对壕沟内填土物质进行分析，结合多条物探、钻探剖面，确认壕沟绕土台一周。这条沟壕可能是第二道防御系统。而且城内和壕沟内地表土层下充填物多为火烧土和灰烬层，经取样测年距今约2200年左右，与历史事件相吻合，可以初步确认奎玉克协海尔就是大家苦苦寻找的西域都护府。”

此外，研究人员依据现场调查、勘探及对古城地形的数字化模拟，确认古城高台最高处距地面六米左右，推断夯土台遗址为“多级高台建筑”，初步模拟复原了奎玉克协海尔古城原貌。（“中科院遥感地球所”）

第一期寺院遗迹鸟瞰（年代约8～10世纪）

毗诃罗普尔：孟加拉国著名佛教遗址

2017年11月，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团队第四次赴孟加拉国，和阿哥拉萨-毗诃罗普尔基金会聘请的奥迪海亚·阿斯温考古研究中心组成联合考古队，对毗诃罗普尔古城纳提什瓦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取得一系列重大突破：

十字形中心神殿柱厅4（年代约10～12世纪）

揭露出一组庞大的塔院和僧院的综合体，其中塔院位于寺院的中部，包括四座神殿、一座带有居住和储藏功能的公共房子、主干道和位于神殿周围的广场，这组庞大的综合体属于第一期寺院遗存。第二期遗存的主体是十字形中心神殿建筑，2017年在遗址的北部发现了北门遗迹，此外还发现了两座八边形佛塔及柱厅护墙等附属建筑。

毗诃罗普尔是孟加拉国著名的佛教遗址。孟加拉国达卡国家博物馆展出的石雕造像中，几乎有一半出自毗诃罗普尔。其所在地区在公元8世纪至12世纪是孟加拉国数个古代王朝的都城所在地，也是孟加拉国佛教高僧阿底峡尊者的出生地。（“文博中国”、三湘都市报）

印度南部“Attirampakkam”考古现场出土的石器from《自然》杂志

两则外国人类起源发现

英国《自然》杂志1月31日发表的一篇考古最新发现称，印度的古人类可能在约38万5千年前，就发展出了一种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这比此前认为的要早很多。这些新发现表明，早在现代人类迁移出非洲并传播旧石器时代中期技术之前很久，印度就已出现一种成熟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其意味着迁移比之前认为的发生得更早，或者说，是当地的发展在印度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演化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科技日报）

以色列米利亚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史前人类上颌骨

1月发表在《科学》杂志上的一项研究称，在以色列米利亚的一个洞穴中发现的史前人类上颌骨，让科学家对现代人祖先逐步移民到全球的理论有了全新的思考。新发现的化石可以追溯到20万年前，这表明，现代人走出非洲的时间可能远远早于之前推算的时间，并且不止一次，还可能因而更早就和其他古老的人类群体（如尼安德特人）有了接触和互动，并有了文化和基因上的交流。但是，这群人（米利亚血统）对现代人几乎没有任何遗传上的贡献，“这些早期移民有时被称作‘失败’的移民。”（“环球科学ScientificAmeri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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