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官员吃喝有多厉害？

做官一向是中国古代士子出人头地的必由之路。每一个饱读圣贤诗书的书生都怀揣这一颗想要当官的心。但不管他们是想要修身齐家甚至达到更高的政治抱负，还是仅仅做个小官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官场的恶习多多少少都有沾染。比如公款吃喝，自古至今就是一项费用居高不下的陋习，但却在千百年来屡禁不止，成为了一脉相承的通习。

三国演义之中就曾经讲过，曾经因为讨伐黄巾军起义而立下功劳的刘关张三兄弟被封为县尉之后，因为接待一位路过的督邮招待不周，没能让这位督邮吃饱喝足，享受够，刘备甚至被这位狗官构陷欺压百姓。最后在张飞大怒之下鞭笞督邮，丢了官，这才算是作罢。这才是汉代的一例，千百年来，文明尽管在不断地进步，但是人性却鲜有大的进步。依旧是每个人只瞅着自己眼前的一亩三分地，个人都往个人家里扒拉。这就直接导致了，本来就苛捐杂税很多的地方官府要加大力度抽取民脂民膏，慢慢的民众就会产生不满。

宋朝更是厉害，“积贫积弱”四个字其根本原因就跟公款吃喝有关。宋朝本来就是一个在中国古代富裕之国，那为什么会有“积贫积弱”几个字出现呢？

宋朝在宋仁宗时国力堪称独步全球，年财政收入达到了1.6亿贯，这个数字可想而知。《宋史》记载，宋朝设有“旬设”之制，这也是将公款吃喝变成了国家制度。有记载，宋朝时普通的一位官员其公款招待费就在10万贯左右，这些钱可以建造普通房屋10万间左右。更厉害的是，这样拿着公款大吃大喝的人不是一两个人，宋朝的官实在是在太多了，这样的人更多、更甚。

这样的用度，大宋就是再有钱也扛不住，“冗官”和“冗兵”最终成为大宋的恶疾，国库空虚，军纪废弛。这样的大宋，吃光败净，不亡才怪。

到了明代，尽管国家明文规定了迎来送往各界官员的标准，但是这一条律令从来都未曾落实。因为执行这些条例的人也都是各级官员，他们不会拿自己开刀，举起刀枪向自己的阶级开火，很少有官员能够如此凛然大义。明代一朝就因为公款吃喝产生了严重的攀比行为，各地竞相对上司阿谀奉承，大力贿赂的同时，宴席自然也少不了。所以百姓的负担是越来越重，几乎到了无法存活的地步。

我们熟知的明朝青天海瑞在任的淳安县之前就是这样的情况。甚至出现了百姓因为无力拿出上级官员的勒索的巨额亏空，他们甚至只能投河自尽。可想而知，当时的接待标准已经到达了什么样的地步呢。按照当时的行情来折算，一位普通官员经过淳安县，县衙给出的吃喝宴席就要花费十两白银（相当于现在的八九千元之巨），如果是职位高一些的巡抚衙门的长官那就甚至达到了百两以上（这就相当于现在的十万元左右）。

做为一个两袖清风的好官，海瑞向来不同意这种奢靡之风，他认为只要厉行节约，那么从车马费到伙食费，也不过是150元钱就能够满足。如果是要员，委实按照制度要档次高一些，那也不过是200元的用度。所以耿直的海瑞向来用这样的标准来接待官员。他自己哪怕是做到了巡抚一职，所接受的吃喝用度也就是150元而已。

我们来算一笔账，当时的地方，每个丁民的赋税是2钱5分银子，每年能够征收900多两银子，按照朝廷明文规定的制度来说已经够来往官员的吃喝了。但是在海瑞之前，淳安县的税银高达12950两，这其中按照之前的推算，也就是说除了900两银子是正常的赋税以外，剩下的这1200两都是县衙用来挥霍的灰色收入。

这是何等令人胆寒的一笔账，大明王朝就是在这样的上行下效之中慢慢走向了腐朽。坐拥天下的皇帝也不能阻止官僚主义的风行，因为这就是封建时代官官相护的特点，阶级权益在前，人人想的都是怎么成为其中的一员，不会想着如何改变现状。

我们熟知的游记学家徐霞客都曾经有过擅自越权使用了介绍信，然后在当地享受超出平常的接待服务的事情来。足以看出当时的官场的风气已经到了怎样奢靡的地步，就连这种青史留名的人物都在不经意之间沾染着这种腐朽的习气，我们就从中可以管窥中华大地上遍地的官员都是怎样的吃人面孔。

所以说，在古代想要做官难，但是做官之后依旧能够为民做主，时时刻刻把百姓的利益记挂在心头的官员更是少之又少。湖广总督吴宗宪是一个治世之能臣，但是这样一位朝廷大员，他的儿子依旧在经过各地的时候不满足于简单的接待标准，反而是对于不肯好生招待他的官员言辞不敬，大放厥词。一位能臣的儿子尚且如此，其他的国家蠹虫更是可以推测是怎样的横征暴敛了。

所以当时，腐败泛滥成风，朝廷实际收到的赋税是一年少过一年。高高在上的皇帝急得发愁，但却拿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为他依靠的人全都是这些利益链条之中的一员。怎么会甘心把自己到手的利益拱手让出去呢。所以公款吃喝的浪费屡禁不止，屡见不鲜，直到今天仍然是国家的一大弊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