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05的中日交涉（一）——同床异梦

本文为史图馆专栏约稿，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史图馆立场无关。

前言

长期以来，日俄战争对于大众而言，只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提起近代中国“屈辱外交”的又一个例子。祖宗家业，龙兴之地，竟然需要可耻的“中立”。日俄战争中的“中立”态度，也遗祸甚巨，将中国的主权和威严践踏的一干二净，也为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素来为学界和世人所诟病。清政府先后被俄、日耍的团团转，似乎是失了智。但是哪怕再怎么腐朽不堪，身为一个主权政府，清政府也始终有自己的底限和追求。当然，守不守得住是另外一回事。

庚子国祸 沙俄趁机占领我东三省

近年来历史学界对于以往的定论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对以往有所忽视的领域有了新的成果，关于日俄战争中中日交涉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小编在尽力搜看各路学者的论文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为大家重现当时的历史。

1901年局势

同床异梦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出兵占据了我国东北，并迟迟不肯退兵，想要实行他的“黄俄罗斯”计划，“使满洲成为第二个布哈拉”[1]，鲸吞东北。这大大威胁了列强在华的势力与利益平衡，让列强深感不安，尤其刺激了对我国东北同样有野心的日本。同时，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虽然遭到巨大打击，但是亦不甘心将“祖宗基业”拱手让人，1901年杨儒奉命出使俄国，在商讨东三省的时候断然表示：“东三省为‘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2]对东北的主权的态度较为坚决。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中国有了共同利益——逼迫俄国从东三省撤兵。中日两国开始迅速靠近。日本开始尝试修复中日关系，中国也开始利用日本来遏制俄国在东北的扩张。

两江总督刘坤一

日本政府“抛出兴亚主义，竭力宣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3]，对中国官民大搞舆论攻势，“清朝内部的态度发生了变动，从战争期间的极度仇日，还不到三年，许多重要人士变为亲日甚至主张联日：这些人中有光绪帝、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海道员蔡钧以及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唐才常、梁启超等变法维新人士。”[4]两江总督刘坤一，原是李鸿章亲俄外交的支持者，当初曾经支持李鸿章签下《中俄密约》（这份文件甚至就是当时东北主权危机的重要由头），但是在这个期间，深愤于俄国人背信弃义，又被日本人“恳切”的言辞所感动（大概没亲身经历过，不知道沙皇对李鸿章也十分恳切），竟变成了铁杆的亲日分子。

庆亲王奕劻

在两国关系迅速升温的背景下，清政府在中俄谈判中十分积极地听取日本人的意见，连中俄条约文本都心甘情愿地让日本人过目。在1901年的新一轮中俄谈判中，“庆亲王奕劻将俄国约稿内容透露给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5]3月，“盛宣怀在18日将中方的修正案交给小田切，征求日方意见。”[6]日本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与回应，积极地给清廷出谋划策、打气，让清廷坚定拒俄决心。“13日，加藤正式召见李盛铎，表达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此次议款，中国万不可割地，如允割地与一国，或未明割而允其设官置兵，亦是暗让；一经允定，他国必群起效尤，大局尚不可问，财政及各种权利亦然’。”[7]

鼠公使小村寿太郎

这种关系的升温，加上沙俄的咄咄逼人，造成的便是日本直接走上台前，直接与俄国交涉。“1903年7月，日本决定直接与俄国交涉，协议解决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问题”。[8]中俄谈判，实际上已经让位于日俄谈判，日本终于意识到，仅仅站在幕后，已经不能赶走胃口极大的北极熊，因此直接插手中国东北问题。而中国清廷内部不少人却仍然感念日本人的“好意”。

但是中国朝野并非对日本的野心没有认识，“贵州巡抚李经羲于1905年2月15日上奏:‘俄胜势必吞并, 日胜无非索酬, 两害相形, 则取其轻。’”[9]清驻日公使杨枢，亦有所察觉，“希望外务部与日本驻华公使提前开诚布公，‘订明一切，以免事后争执’。”[10]报纸上也不乏提出战争后以东北各项权益来酬报日本人的声音。虽然他们分析和设想不一定正确，但是朝野上下对于日本会大肆索取报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也有所戒备。对此，日本亦不是毫无反应，日本政府不得不一再强调自己对于大清国的领土毫无野心。在天皇的宣战诏书中：“求文明于和平，与列国笃友谊，而保障帝国安全于永久”。[11]

云贵总督李经羲

日本明治天皇

可见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涉，虽然看似亲善，但实际上二者均有自己的打算。二者都能意识到，对方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自己，二者基于有共同利益，在相互利用中迅速亲近。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涉，用“同床异梦”这个词来概括最合适不过。其中，受限于国力等因素，在这种交往中日本明显占优势，把握了交往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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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谢尔盖·维特：《维特伯爵回亿录》，中译本,83页，转引自丁名楠：《甲午战后到日俄战前日本对俄决战“国策”指导下的侵华策略》，《东岳论丛》，1981年05期，第89页。

[2] 近代史资料编辑组：《杨儒庚辛存稿》，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第11页，转引自喻大华：《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中立”问题研究》，《文史哲》，2005年02期，第119页。

[3] 刘永祥：《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第112页。

[4] 茅海建：《甲午战争之后的远东国际关系与中日关系（1895--1905）》，会议论文，北京大学，2015年，第5页。

[5]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136号文件，转引自王刚：《清末中日关系研究——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为中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4月，第29页。

[6]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交文书》，第34卷，第202号文件，转引自王刚：《清末中日关系研究——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为中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4月，第33页。

[7] 中国档案汇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1932年，第60卷，第15页，转引自王刚：《清末中日关系研究——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为中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4月，第27页。

[8] 王刚：《清末中日关系研究——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为中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4月，第54页。

[9] 中国档案汇编，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印：《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第75卷，第4页，转引自王刚：《清末中日关系研究——以日俄战争时期的中日交涉为中心》，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6年4月，第60页。

[10] 《小村云万一决裂望中国中立等语颇有可疑似宜于未宣战之前预与日本订明一切以免事后争执由》，馆藏号: 02－10－002－01－024，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藏外务部档案，转引自安东强：《驻日公使杨枢与清末中日关系》，《近代史学刊》， 2016年02期，第80页。

[11] 日本外务省:《日本外年表主要文书》(上),原书房1965年出版,第223页，转引自刘永祥：《试论日俄战争中日本对华谋略》，《社会科学辑刊》，1996年第4期，第1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