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本中的政治人物照片，是怎么拍出来的？

耀华醇亲王载沣在上海

说起照相馆和晚清权贵广泛而深入的交往，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时泰照相馆。1870 年前后，广东人梁时泰首先在香港建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时泰照相馆。可能因为香港照相业的激烈竞争，1876 年，梁时泰北上，来到上海谋求更好的发展。

在1876 年5 月29 日《申报》刊登的广告中，除了提到自己“向设香港已历多年，得西人秘授，尽斯业之精微，巧照石片、牙片、绢片，而情景逼真，诚丹青描摹之捷法也”之外，梁时泰还特别提到“倘蒙官商赐顾，价目格外公道”，梁时泰看中的“官商”界之中的“官”，确实不同于一般照相馆专门强调的商界、学界、工界，以及命妇、封君、名媛、淑女等顾客群，正是因为与官界大佬的良好关系，时泰照相馆在中国早期摄影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梁时泰成功拍摄李鸿章和格兰特的肖像，是时泰照相馆打开晚清权贵之门的第一步。1879 年，携妻周游世界的美国卸任总统格兰特来到中国访问，先到香港、上海，后来到天津，再上北京，返程时再访天津。格兰特的天津之行，是访问中国的重头戏，因为晚清重臣、时任直隶总督并兼任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准备与格兰特多次会面。

为了迎接格兰特的来访，直隶总督府在各个方面都做好了准备，对通晓洋务的李中堂来说，照相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可能正是因为时泰照相馆在上海滩迅速建立起的声望，引起了直隶总督府的注意，邀梁时泰来到天津，准备拍摄格兰特在天津的活动。

1879 年5 月17 日，梁时泰在李鸿章衙署西花厅，利用李鸿章的“下澣”假期，为李鸿章拍摄了一张单人肖像，可以说，这是为拍摄李鸿章与格兰特会晤进行的预热，这张肖像也是中国摄影师为李鸿章拍摄的最早的肖像，日后也成了李鸿章肖像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被李鸿章当作赠品，广泛应用在国内外官场或外交界。

梁时泰也颇具广告意识，在这幅印制多张并广泛销售的照片上，他还写上至少两种不同的款识，交代拍摄时间、地点，并署上自己的名字。但是照片上的时间‘光绪四年’应当为误记，因为己卯年和闰三月都在光绪五年，即1879 年。1879 年5 月27 日，格兰特从上海到达天津。在天津，梁时泰至少两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了合影。一次是在李鸿章的天津官邸，在欢迎格兰特招待会结束后，“二人坐下合影，李鸿章大人以此照纪念格兰特将军到访。”

第二次是在天津“河北吴楚公所”，李鸿章为格兰特来访举办的正式午宴上，“进餐时，摄影师也为我们拍摄了照片。总督与将军大人还在小茶桌左右合影留念，将军一侧有一欧洲人站立，总督一侧也有中方随从陪同。”关于这次午宴时梁时泰的摄影，当时《申报》报道中也有提及：“谈毕，主宾各尽欢而散，即在庭中拍印小像，总统与爵相并坐中西，各员环列左右。奏技者姓梁名科。拍印既成，就升炮送客。”这里面还透露出“奏技者”，即摄影师的一个重要信息，梁时泰名科，时泰应当是他的字。

2014 年EBAY 上拍卖过一张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合影照片，照片背面贴有上海时泰照相馆的商标签即“在上海洋四马路”，可见照片是在上海时泰照相馆印制的。同样在2014 年11 月25 日，美国斯旺拍卖行也曾拍卖同样一张李鸿章和格兰特的合影（Lot54），上面有梁时泰在底片上的手书：上海，1879。所以，由此判断，1879 年时，梁时泰的天津照相馆似乎还没有正式建立。

不过，这次为李鸿章和格兰特的成功拍摄，让梁时泰意识到了自己在天津发展的巨大优势和潜力，很快，他的经营重心迅速北移，在天津建立起了梁时泰照相馆。为李鸿章和格兰特拍摄的肖像，不仅成为天津梁时泰照相馆重要的销售商品，也成为梁时泰照相水平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

七年之后，梁时泰在天津又有了一次和更高层权势人物结交的机会。光绪十二年四月（1886 年5 月），主持海军衙门的醇亲王奕譞奉慈禧太后懿旨，巡视天津、大沽及旅顺、烟台等处的北洋海防。

在天津，已和直隶总督府建立良好关系的梁时泰，又得到举荐，多日跟随醇亲王的视察，从不同角度拍摄了北洋舰队的建制、规模、官兵等情况的照片，并多次给醇亲王奕譞近距离拍照：“先是到水师营务处时，曾饬照相人梁时泰照相一次。至上快马，船经新关并招商局，顾问善军宪一切地方情形，军宪一一回明，又照相一次。遂开至大沽换海晏船赴旅顺矣。”

醇亲王视察成功完成后，在从天津返回北京前，“奉王札谕……赏照相粤人梁时泰等银四百两”，当时，醇亲王“每兵赏银四两”，而给梁时泰等人的赏赐达每个兵丁百倍之多，可见，醇亲王对这次拍摄的满意和重视。

也正是因为此次结识醇亲王，天津梁时泰照相馆销售的照片中又添加了重量级的内容，而梁时泰也从此和京城权贵建立了直接的关系。同年，梁时泰应邀进京，为醇亲王及其家人、醇亲王的府邸拍摄了大量照片。

这些照片不仅成为“宫廷认可的官方记录”，还曾被“寓杏花邨”的天津“梁时泰照像馆”，制作成“私人发行”的像册，作为特别贵重的礼品由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赠送给外国贵宾。这次拍摄的醇亲王的生活照，也被梁时泰大量印制，当作商品销售，使得普通民众得以窥见重门深锁的王府生活。

另一家为李中堂拍摄大量肖像的照相馆就是上海的光绘楼照相。1890 年8 月20 日，光绘楼在上海四马路东首开张，“房宇宽敞，铺置雅丽，所照人物、山水、房屋、内外，均有专镜，且用药料、裱纸均系西国极品，而金水、银水尤为加重，故能耐久不退，与众不同。”

1896 年春，头顶“钦差头等出使大臣，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一等肃毅伯”等虚职的李鸿章在访问欧美之前，停留上海半月左右，听说光绘楼“摄影精妙”，因此“令至行辕影照__合家欢、对坐、独立、放大，诸相均能须眉毕现，丰采如生。”李鸿章与兄长李瀚章家族合影、李鸿章多幅家人合影，即为光绘楼所拍摄，这些照片，成为李鸿章出访中重要的外交礼品。

上海耀华照相馆是20 世纪初期上海照相业的“四大天王”之一，名人效应也是老板施德之尤其看重的广告理念。其在1903 年《申报》广告中，反复提及“凡各国王子、官绅、统兵大帅之光顾者，皆有赏宝。”

此前，1901 年醇亲王载沣赴德“谢罪”之前和回国后，都曾经停上海，1902 年，镇国公载振代表清廷赴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加冕礼之前，也曾在上海停留，耀华照相馆都被委托“照大、小各像，极蒙称赞，推为海上巨擘。”施德之也在《申报》刊登广告，宣称：“与别家照像判若天渊，辱承奖饰，益求精研”。从这条广告中也不难看出，当时很多权势人物莅沪，都会有多家照相馆参与拍摄。

1904 年5 月15 日，耀华照相馆还在上海滩最先销售勋龄为慈禧拍摄的各种肖像：“当今皇太后御容小像，每张价洋五角，欲购者寄信上海耀华照相不误。”这些照片是为了“专赠各国公使夫人者”，经宫廷默认，各照相馆复制销售。直到6 月20 日，首开上海复印精品之先河的有正书局才开始销售“皇太后、皇后、瑾妃真照相”，比耀华照相馆晚了一个多月。

进入民国后，随着西风东渐和民智渐开，政府官员对影像在内政外交中的作用愈加看重。

1916 年8 月23 日，北京三家照相馆——太芳、容光和容生——同时“奉黎大总统命，晋府照像”。对照相业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照相技术“比武”大赛；对总统府来说，则是一次树立新任大总统形象的影像推介会。

其中，太芳照相馆共拍摄黎元洪大总统“全身、半身、礼服、戎装共十七种，俱用十二寸片”，太芳照相馆深蒙黎元洪大总统“嘉奖，并蒙赐奖匾‘妙术通神’四字”，拍摄一星期后，太芳老板温章文就推出广告，开始售卖大总统照片：“容貌端严，精神奕奕，固是元首天赋，亦传真者之工良也。凡我同袍，请临敝馆瞻仰风采为盼。”

同生照相馆也在广告中说，大总统肖像的“军、礼各服，俱已印就”，顾客可以自由瞻观、购买。不过，这次照相比武最大的赢家应该是容光照相馆，一是它在广告中声称“小号所照最佳，荷蒙大总统夸奖”，最重要的是接到了总统府的大额订单：“已先定一千二百余张，足见小号工精术美，非他家所及。”

照相馆齐聚总统府“比武”后，北京政府的很多重大活动都可以有本地照相馆参与拍摄，并且无一例外地被照相馆公开销售。1916 年10 月10 日是袁世凯去世后的第一个“双十节”，黎元洪以共和重建之名，在南苑“大阅军操”。

北京同生和容光照相馆，在10 月16 日就推出《大总统阅操相片》销售，同生照相馆“计摄得十二寸像片一百余份之多，并皆佳妙精巧异常”，除了同城可以上门购买，外地还可以“函商邮寄”。1917 年2 月，黎元洪“大总统亲临陆军大学校举行毕业式照相数种”，又被太芳照相馆大加销售。

此时的北京，总统府没有专业摄影师，也没有专门摄影的官方图片社，不仅总统、总理、执政、大帅等需要照相馆晋府照相，其他军政要员的肖像，以及重大社会活动的拍摄，都被各照相馆承担下来。朝云暮雨、风云变幻的北洋政坛，都留影在各照相馆方寸之间，成为照相馆的赚钱利器。

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照相业的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照相馆与权贵之间利用和反利用的历史。权贵们凭借照相馆鲜活影像的塑造和传播，大大提升了在政坛或社会生活中的威望和影响，那些充满时代特色的音容笑貌，更是一次次风云变幻的社会映照。一批批权贵影像的示范效应，带动了照相业一步步向前发展，之后更多的普通民众走入照相馆，更多的社会生活有了影像的记录，开启了一个崭新的照相馆时代。

佚名照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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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仝冰雪著《中国照相馆史（1859-1956）》，全书已由中国摄影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