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的流行大部分时候如高山流水，自上而下蔓延，由上流社会先风行，再往普罗大众影响辐射；而裤子的普及却恰恰相反——裤子在最初诞生时在东西方都面临被主流文化摒弃的命运，而随着实用主义至上的凸显，却逐步从下层社会往上层社会渗透。
西欧在上衣下裤的服装定式形成以后，虽然裤型随时代变迁，但裤子一直是男性着装的固定模式。早在公元1-3世纪时，欧洲的制裤工艺已经出现领先优势，现存于荷兰霍尔斯特博物馆的一套男装服装就分为衬衫和裤子。进入中世纪以后，欧洲男性的腿部服饰流行三种，即裤子、长筒袜或短袜、裹腿布；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十六世纪后半叶，在紧身袜的上半部膨胀凸起的南瓜裤在宫廷中颇为流行；18世纪的男性马裤松紧适度，裤子的剪裁紧贴下肢且多为皮革制作。无论是以裹腿、还是裤子、长筒袜、抑或是马裤以及西装裤，都成为欧洲男性着装的形象标识，与东方对裤子的遮遮掩掩形成鲜明对比。
回到东方这一边，裤子却长期被遮掩。在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以后，连档的下身穿着从骑兵身上逐渐向底层劳作者流行。从胡服而来的合档裤子被称作“褌”，是行军作战、下田劳作以及仆役的日常穿着。褌的裤脚长度一般超过膝盖，也有裤脚长度在膝盖之上的状似今天短裤的“褌”，被称为“犊鼻裈”。唐代“浴马图”里的“弼马翁”们身上穿的就是犊鼻 。
至今我们在日本相扑运动员的下身装扮上还可以看到“鼻犊褌”的遗风。
然而上流阶层对于这种合裆裤却异常排斥，一是合裆裤的发明本就是为了骑马劳作的便利，是下等人的劳动服，二是自周朝以来因为衣、裳、胫的组合限制了身体大幅度动作，发展出了礼仪之邦一套完备的关于行、坐、跪、卧的规范。比如说，因为裤子不合档，所以坐姿必须采用跪坐的方式，合并双腿坐在脚后跟上以防止走光。席地而坐、随意伸开双腿像个簸箕的坐法非常大不敬，清代曹寅就曾语“吾人常不袜，箕踞已忘形。”
在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时期，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杂居中，服饰作为文化的外显得到了充分交融，裤子在中国的大范围普及。“胡服”方便合体的优势充分被汉化吸收，一时间成为流行风尚。到了宋时，裤子已经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穿着，再不用担心走光、或正襟跪坐，中式家具的样式也随之而改变，桌椅、床榻的高度都跟着使用习惯调整。
但对于上层社会来说，上身短衣、下身裤子的短褐是下层劳作，出卖体力过活人的穿着；宽衣大袖才是士族男士的特征。有身份的人即使是穿着裤子，也要用外罩长袍将其隐藏起来，男女莫不如是。贵族妇女喜欢裙内穿裤，裤上绣花，外穿的合裆裤只有在骑马时穿着，这种穿衣习惯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
在鲁迅先生小说《孔乙己》的咸亨酒店里，来店喝酒的顾客就依据露不露出裤装而划分两类身份群体，付不起多一文钱，站着喝酒的“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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