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风筝》你该知道，历史上还有很多郑耀先

文 | 小六

历史学博士

谍战剧是普通观众了解中共在建国前城市斗争的主要途径，老百姓乐意看谍战剧，一来紧张刺激，严惩叛徒打击敌人，大快人心；二来斗智斗勇，总有一两位智商令人艳羡、形象气质颇佳的男主女主，划破天际横空出世，于危难中拯救了党的事业，符合了普通人对英雄的渴望与想象。

近期热播的《风筝》即为一例。

《风筝》

《风筝》里的郑耀先作为中共潜伏进入国民党军统的情报人员，很难从党史上找出一个特定的原型，但在他身上，我们能看到周恩来、钱壮飞、潘汉年、……那些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在黑暗中的地下工作者，他们每一个都有着比郑耀先更悲壮与传奇的故事。

下面讲的这些，每一个都不是故事，而是真事。

尸骨难觅 借物寻人

郑耀先的故事发生在解放战争直到建国后，严格来讲，那段时间地下工作的血雨腥风并不及1927到1937这十年。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直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将近有十年时间党组织、中共党员无法在中国的城市中公开活动，他们潜伏着，扮演着，埋在人堆中，藏起自己的理想，收起自己的锋芒，没有抱团取暖互相扶持，有的只是为兄弟收尸埋葬，凄惨悲凉。

《风筝》中郑耀先的上线，也是他的心灵导师陆汉卿，一位普罗米修斯式的人物，让人联想起李大钊和瞿秋白，智慧，宽广，仁爱，但最终牺牲，并被惨无人道地抛尸荒野，尸骨难寻。

1931年2月7日，上海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二十四副青年人的骸骨与陆汉卿的结局一样，不知魂归何处。他们离奇的被捕至今仍是党史学界道不明的一段迷案。

他们炽热而坚定地革命着，向一切不正义的人与事进行斗争，不幸被捕，被折磨，被「劝降」，被杀害，被抛尸荒野。直到3月，周恩来才知道他们牺牲的消息，扼腕不已。

二十四人中的林育南，湖北黄冈林氏三兄弟的老二，带着他的堂兄弟林育英（张浩）、林彪走向革命道路；胡也频，现代文学史上响当当的左翼作家，丁玲的丈夫，被关押到龙华监狱后，丁玲还与沈从文一同前往探监，牵出了现代文学史上剪不断理还乱的琼瑶戏码。

鲁迅得知五位年轻的学友葬身于龙华旷野中，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忍看朋辈成新鬼, 怒向刀丛觅小诗」，多少的愤怒与不忍，化作文字的利剑，直插敌人心脏。

解放后，上海组织相关人员找寻二十四位烈士遗骨，在当年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北面不到500米的区域中，通过冯铿烈士一件布满弹孔的毛衣，才确认了烈士们的就义地，这件毛衣如今被收藏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中，成为二十四人仅有的纪念。

「兄终弟及」 前赴后继

在二三十年代的上海，不仅有「朋辈成新鬼」的哀婉壮歌，也有着「兄弟皆赴死」的血泪伤逝。中共的创建者之一陈独秀，他的两个儿子相继牺牲于白色恐怖时期的上海，我们经常用成语「前赴后继」形容革命者一代接着一代干，倒下一个站起一批的坚韧精神，陈氏兄弟正是「前赴后继」献身革命的化身。

陈延年是陈独秀长子，1922年6月与赵世炎、周恩来一起创建旅欧共产主义组织。1927年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被选为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来到上海开展工作。

陈延年

当时中共江苏省委的机关办公地就在虹口区山阴路恒丰里，正是现在上海鲁迅故居斜对角。1927年6月26日上午，江苏省委在那里召开成立大会，王若飞主持会议，会议进行到一半，传来消息，有一个交通员被捕了，在背叛与潜逃极其普遍的年代，交通员的被捕等于敲响了撤离的丧钟。

陈延年和几个同志还很不甘心，在周围观察了很长时间，一直到下午，觉得会场那里没什么动静，又进去了，但进去没多久，就被敌人堵住了，陈延年带头拿起板凳和敌人进行了英勇的搏斗，搏斗的结果，两位同志逃走脱险，但陈延年等四位同志（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委员）不幸被捕。

中共江苏省委成立的第一天，省委主要成员均被捕，一网打尽。陈延年被捕后送往淞沪警备司令部看守所，7月4日被杀害于龙华。

陈乔年

陈乔年是陈独秀的次子，陈延年的弟弟，早年也在法国加入党组织。1927年陈延年牺牲后的秋天，陈乔年调任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然而1928年2月，中共江苏省委机关又遭到国民党的破坏，陈乔年等人被捕。在监狱中，敌人对陈乔年施尽酷刑。

他坚贞不屈，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乃至于最后，在监狱同仁周之楚的慷慨从容下，周自愿顶替陈乔年而赴死，陈的身份被周顶替，即将判徒刑，终不至死。

此时周之楚那位富商父亲得知自己独子被捕消息，竭尽自己所能，联络国民党高官，救出儿子，「顶包案」就此被揭破，陈乔年身份暴露，同样牺牲在龙华。而那位「富二代」周之楚，不得不说也是位铮铮汉子，被父亲领回老家后，又逃回上海，继续为党工作，1931年又被捕，牺牲在上海漕河泾监狱。

伍豪之剑 同志情深

革命同志在监狱内进行不息的斗争，监狱外，党组织也想尽办法营救他们，营救工作主要由当时的中央特科负责。中央特科是个传说，足够拍n部史诗级电影，爱恨情仇、惩奸除恶、忠诚背叛、家国天下、阴谋阳谋……无所不包，吸引眼球指数可远超《风筝》。

1927年11月，中央临时政治局召开会议, 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书记，并负责筹建「 中央特科」。此后, 周恩来主持设计，对中共中央政治机构进行调整, 将原「特务工作处」 扩建为中央特科, 中央特科由此正式建立。

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设计下，逐渐建立起四个科：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交通科。特科的基本任务是: 「 保证中共中央领导机 构的安全, 收集掌握情报, 镇压叛徒, 营救被捕同志, 建立秘密电台 」 。各科各司其责: 总务科成立得最早，工作非常琐碎 , 但又极其重要。

它的经常性工作主要有三项：设立机关, 布置会议, 营救被捕同志和组织安抚事宜。情报科主要任务是搜集情报，了解敌人的动向，还有筹款等。

行动科约建立于1928年4月, 科长初为顾顺章，后由谭余保担任，任务是严惩叛徒特务首恶。

交通科又称无线电通讯科，1929年增设，科长李强、张沈川，任务是尽快研制无线电台，为红军和党的白区工作装上现代化的「飞翼」 。

中央特科的体制十分精干, 有着高度的机动性和强大的战斗力。周恩来既是特科 的总决策者，又是实际负责人，中央特科又有着「伍豪之剑」的代称（「伍豪」是周恩来曾用过的笔名）。

中央特科的营救被捕同志的方式大致有三：第一种方式，当被捕同志未暴露身份时，中央特科就用公开聘请律师出面辩护的方法，合法营救。

例如，陈赓1933年被叛徒出卖被捕后，总务科便与宋庆龄、 蔡元培、 鲁迅等主持中国人权保障同盟合作，聘请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博士为辩护律师，最后迫使国民党释放了陈赓。

陈赓

第二种方式，即寻找内线，或托人说情，设法使被捕的同志脱险。 如1930年4月9日，恽代英在上海杨树浦的怡和纱厂活动时被捕，当时他机智地抓破脸皮，化名王作霖以致在监狱中未暴露身份。

特科便紧急派人到老闸巡捕房给探长尤阿根「打招呼」 , 塞上一笔厚礼。后来恽代英被从轻判处五年徒刑，转押南京监狱。陈赓又通过江苏高等法院的一个法官的关系，准备将恽提前释放。

周恩来派洪扬生亲自到苏州给恽送路费。不料此时因顾顺章突然叛变，恽代英才不幸在南京遇害。

1929年9月, 中共中央委员、江苏省委书记任弼时在上海被捕, 中央特科得悉后多方营救。洪扬生用100元现洋买通公共租界探长陆连奎。

鲍君甫（杨登瀛）在公共租界中找关系，中央特科还请律师进行辩护, 多管齐下，结果任弼时安然获释。第三种方式是武力营救，在上述两种方式无效的情况下, 万不得已才用此招，然而兵行险着，成功指数并不大。

鲍君甫

1928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罗亦农被捕后, 特科考虑过多种方案营救他，首先是从租借巡捕房引渡到龙华监狱的过程中，可以实施营救，但是苦于无法探查引渡时间而未果，后布置在上海到南京的火车上抢救，可能蒋介石预感到中共会营救这位首脑人物，急迫地将罗亦农在龙华杀害。

1928年8月，中央军委负责人彭湃、杨殷等人被捕，当晚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特科紧急会议，决定要尽一切力量营救彭湃等同志。通过敌人内部的秘密特工，特科很快知道了彭湃等人关押的地点，并且得知，国民党当局准备于28日清晨将他们移送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

经过周密计划，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制定了一个营救方案。为保证营救成功，周恩来动员中央特科所有会开枪的同志全部出动。

28日清晨，中央特科营救队装扮成外出拍电影外景的队伍，抵达押送车队必经地枫林桥附近，做好了截车准备。然而，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押送车队却迟迟没有到来。

后来才得知，押送车队已经开过去了。原来，当天出发前，营救队才发现新买来的枪支上的润滑油还未擦去，无法使用。而等买来煤油进行擦洗，然后再出发时，已经过了预定的出发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押送车队已经开过，将彭湃等人押到了警备司令部。错失营救良机，实在令人惋惜！

白色恐怖的惊心动魄、紧张焦虑、死亡牺牲我们现在无法还原。近年来很多影视剧的编导设计的地下工作镜头多是灯红酒绿，由俊男靓女在高档歌舞厅接头。

除了极少部分精英特工之外，这样的「操作」恰恰是违背了地下工作的隐蔽纪律。周恩来1928年为党的地下工作人员规定最早的工作准则，便是「职业化、社会化」。

地下工作人员的着装和日常行动都要求同社会上普通群众相近，既不要过于出众引人注目，也不要太穷酸招人讨厌。按照通俗的解释，混在人堆中就找不到，见过面后就没印象的人，才是地下工作者的最好人选。长期地下工作，对于一个共产党员的忠诚、毅力、性格、智慧的都是极大的锤炼。

周恩来自叹：「经过大革命和白色恐怖的锻炼, 坚定了我对革命的信心和决心。我做工作没有胆怯过」。1967年5月，文革刚刚开始，革命小将便拿着一份刊登有「伍豪等脱离共党」的报纸，向江青邀功，江青如获至宝，意欲借此事发作，矛头直指周恩来。

普通人得知此事必定三魂没了七魄，但经过白色恐怖「洗礼」的周恩来哪会怕这些雕虫小技，他一方面组织人员查阅当年的史料、报刊，一方面给毛泽东写信陈述事实经过，最后整理了一份大事记，从1931年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一直记录到1932年2月，考证功夫不输史家。

最后毛泽东一句「此事早已弄清，国民党的污蔑」，一锤定音。

斗争哲学是那批地下工作者的必修课，无论是「文斗」还是「武斗」，他们都无所畏惧，靠的不仅仅是一身好武艺真本事，更是一颗赤诚的心，干净、透亮，和郑耀先一样，能向着共和国敬礼，就是最高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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