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1748年)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孝贤皇后去世，当时谁都没有想到，这件事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
当乾隆发现皇长子和皇三子在皇后的丧礼上表现得不够悲痛时，他立刻大发雷霆，甚至公然宣布：“此二人断不可承继大统……伊等如此不孝，朕以父子之情，不忍杀伊等，伊等当知保全之恩，安分度日！”并请诸王、大臣共鉴，他绝不食言。
在皇后之丧风波中受处分的人，从皇子、大学士、总督、尚书、巡抚到基层官员，不下百名。官场莫名其妙地刮起了一场破坏力巨大的风暴。
从表面上看，这是一个鳏夫因为丧偶而导致的心理失常事件。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场风暴实际上也是乾隆对官僚集团压抑多年的不满的一次总爆发。
即位之初，乾隆的政治生涯顺风顺水，宽大之政赢得了“万民欢悦，颂声如雷”。但是，宽大有宽大的弊端。封建官僚集团从风霜严肃的雍正时期跨入宽大温和的乾隆时代，一开始确实感激涕零，可是一转脸，他们就开始得意忘形。
乾隆希望他们以勤奋工作来辅佐自己，可是他们却迅速陷入懈怠之中。更为严重的是，雍正年间基本刹住了的贪污之风又开始抬头了。官员腐败案不断发生，又牵连出各地政府存在巨额财政赤字的问题，其中不少是因官员贪污、挪用公款所致。
各种因素推动着乾隆逐渐对自己的“宽大之政”展开反思。最终，他发现，一旦把这些饱读诗书的“大人先生”们准确定位为奴才，在他们面前悬起官爵和财富，同时收紧绳索，举起皮鞭，以“法”“术”“势”来统驭他们，一切就迎刃而解了。所以，这场政治风暴并非偶然，乾隆早就酝酿着对官僚机器来一次大整修，让他们从浑浑噩噩中清醒过来，让他们认清自己并非一个懦弱可欺的庸主。
乾隆十三年以前，乾隆对于全国的死刑犯一直网开一面，能不处死的，尽量不处死。可乾隆十四年秋审朝审，乾隆一反以前的做法，不留情面，大批勾决，均即处死。以前多次批准缓刑的老犯也不免归于一死。
乾隆十五年、十六年，正好是乾隆和皇太后四十、六十大寿，按常规，这两年死缓犯一律不处决。然而乾隆宣布，贪污挪用公款的官员不在不处决之列，宁可破坏大庆的气氛，他也要严治贪官。
对于贪污官员，乾隆拿起了雍正用过的老武器，命令他们自填亏空，他的要求甚至比雍正还要苛刻。他规定，凡是因为贪污挪用导致公款亏空而被判死缓的，都要用自家资产赔补亏空。没能赔补上的，挪用者如果所欠额超过1000两，贪污者超过80两，就要执行死刑。
从这一年开始，乾隆回到了雍正的老路上。乾隆朝的君臣关系从此变成了刁钻刻薄的主子与屏息而侍的奴才间的关系。诛杀和折磨大臣，越来越成为乾隆发泄自己不良情绪的主要渠道。
进入中年之后，乾隆对大臣们的观察越来越细，批评和警告越来越多，越来越不留情面。大学士陈世倌是三朝老臣，在朝中可谓德高望重。他和曲阜孔家是儿女亲家，因此他在山东买了一批地，是为了在曲阜再建一窟，使自己的家族势力永远不衰。不料此事被乾隆侦知，乾隆十分恼火，对陈世倌大加折辱：“你本是浙江人，而在山东置私产，想分孔氏余润，这岂是国之大臣所为？”
陈世倌立刻被革职，乾隆还特别嘱咐：“今既革职，传谕山东巡抚，不许他到山东居住。”语言和措施之刻薄到骨，与其父一般无二。
有时候，臭骂一顿还不能出气，乾隆干脆用恶作剧来折磨那些不听话的人。
乾隆十八年，黄河在江苏铜山决口，乾隆令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治理。高、张二人完成任务不力，属下李敦、张宾二人贪污公款，导致河工未成。乾隆大怒，命令立刻将李敦、张宾二人拉到刑场处死，同时又因为痛恨两位大臣“负恩徇纵”，命令把河道总督高斌与张师载捆起来，一同押赴刑场。
乾隆特意嘱咐行刑官员，造成要将高、张二人也一并斩首的假象。高斌乃皇贵妃的父亲，当时年过七旬，眼见李、张等先遭行刑，吓得心胆俱裂，全身瘫痪，不支倒地。
负责监斩的钦差大臣此时才说出高、张二人此行只是陪斩，实际上死罪已免，还要问他们的回话。二人醒来之后，有如死而复生，当即奏道：“我二人悔之莫及，此时除感恩图报，心中并无他想。”
乾隆对自己这种折磨大臣的方式很自得，他认为这样既可以儆效尤，又能收到使其俯首帖耳、感恩戴德的效果。其后，高斌果然日夜住在工地上，一刻不敢休息地监工，结果活活累死在大堤上。
由于乾隆缜密严苛，所以乾隆统治的中期，大臣们不敢不谨言慎行，唯命是从，吏治一时颇为清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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