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遥申遗20年②｜守护“活”古城：从喊停拆城到修复实验

住在世界文化遗产里，意味着什么？

在平遥古城，这意味着街头卖鞋垫的老头会讲一口流利的法语；隔壁的民俗酒店里可能住着荷兰王室一家；主干道的豪华厕所会上央视新闻。意味着，你跟数百年前的祖先，还走着同一条小巷，跟爷爷的爷爷睡着同一张炕。
这座城池仍有“主人”，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年后，城里还生活着2万多居民。
生活在古城，你的家，就是一个景区；平均每天，有2.5万人来到你的城市；一年里，有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过大节。游览车穿行的街道上，放学的孩子嬉笑而过。
这是一座“活着”的古城，历史在此重叠。
建国后，县衙署里是县政府，票号日升昌成了供销社，文庙是中学，武庙是幼儿园，米粮市街里设着工商局。而在数百年前，它们依“礼”而建，左寺右观、左文右武、左城隍右衙署中轴对称；4大街、8小街、72条蚰蜒小巷坊里井然。
不同于故宫，也不同于孔庙，平遥古城等于“人”加“城”的活色生香。早在申遗前11年，平遥古城就被国务院评定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其时，《中国日报》海外版第一次向世界介绍了平遥古城。
那篇报道的题目为《Traditional lives behind city wall》（城墙内的传统生活）。
“保住平遥，就是保住老祖宗的一张脸。”83岁的阮仪三说。36年前，他曾担纲编制过第一版《平遥县城总体规划》，当时被建设部领导批示为“刀下留城”。

平遥古城典型的仿窑洞式传统民居。图片来自《平遥传统民居修缮及环境整治实用导则》
“喊停拆城”
2017年末，平遥古城周边换上了“人名路牌”，东南西北依次为罗哲文路、阮仪三街、郑孝燮路、王景慧街，好似四人手拉手环抱着古城。
他们四位曾被山西省政府授予“申遗功臣”称号。而今，除阮仪三仍在“护城”路上奔走外，其他三人均已辞世。
1997年12月3日，平遥古城正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20年来，平遥从一个晋中盆地的穷县，变身为国际旅游城市。2016年，平遥古城共计接待国内外游客上千万人次，综合收入121.61亿元。
旅游开发以来，平遥古城的日历上节日众多，平遥中国年、平遥国际摄影大展、平遥国际电影展……为此，县政府专门内设了“节庆办”。上一个春节，有31万人来到古城。
这座偏安西北的古城走出黄土高坡，还是在30多年前。

申遗前，未经修复的古城墙上还插着不少电线杆。曹昌智供图
1980年，受山西省建委嘱托，在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的董鉴鸿和助教阮仪三去平遥做规划“顾问”。赶到后，他们发现平遥西城墙上已经扒了一个口子，马路也拓宽了200多米，沿街的老房子已经被拆掉了部分。
一问，县长才说，“解放几十年了，平遥一点没有旧貌换新颜，我们压力很大，想建点工厂，可城门小、街道窄，汽车开不进。”
4年前，县里已经出了一份“前进的规划”，要扩门拓路，可进展始终缓慢。当时县建委的报告中写着：“化（花）费很大”“阻力很大”“成效不大”。时任县建设局副局长的张俊英记得，西大街刚拆了个头就没钱了，而东大街第一家就拆不下去——兄弟几个闹分家，躺在地当中不让动。
董鉴鸿连忙找到省建设厅，请求“喊停拆城”。最终，“拆城”规划被暂缓了一个月，省建设厅委托同济重新编规划方案。
“能写会画、会拍照、会骑自行车”，按照这个标准，阮仪三火速回校“招兵买马”，很快就和同事张庭伟一起带回来10位能干的学生。半个月的时间，他们一行绘制下了平遥县的大量古建筑。当时，平遥全县的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达到了70余处。

1980年，阮仪三等带学生们绘制的平遥县古建筑图集。熊鲁霞供图
绘图完成后，阮仪三生怕事情有变，冒着大雨连夜带图进京。其后，时任建设部总工程师、政协委员郑孝燮对阮仪三等编制的《平遥县城总体规划》批示道：“刀下留城”。
在这份规划里，古城被当作一个“大文物”整体保护，古城外则另辟新区，发展经济。平遥县城被定性为“国家重点保护的，具有完整古城风貌的旅游县城。”
带队去平遥前，阮仪三心里没底儿，特意去请教了系里的古建专家陈从周，陈老边说边写，留了8条意见，最后一句即是“旧城旧到底，新城新到家”。
“冷冻保存”与“名城开发”
为了编写教材《中国城市建设史》，早在60年代，董鉴鸿就带阮仪三来过平遥。那时这座古城并未给他们太多惊喜，临近的祁县、太谷、榆次等老城都很完整。
“太谷的市面比平遥还要繁华一些。”董鉴鸿回忆道。
而到了1986年，平遥古城被列为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时，已是“物以稀为贵”。

1995年准备报送联合国的申遗材料时，曹昌智爬上水塔拍摄的古城。曹昌智供图
早在1982年，国务院就公布了全国第一批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年，“82宪法”出台，其中明确写进“国家保护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自此，“名城保护制度”问世，中国古城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然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古城开始面临着严峻的生存危机。1993年，“建设性破坏”一词被提到了部委文件中。
这份国家建设部和文物局的会议纪要中写到，“面对大规模‘旧城改造’的冲击……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表面上是整个名城保护，结果往往是名城整个保不住”。
人们不得不面对的是，自“名城”制度问世以来，“保护”与“发展”的矛盾愈演愈烈。
按照当时《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名城”属于文物保护单位，必须“原状保护”。而对于经济发展来说，把城市“冷冻保存”，这无疑成了一道紧箍咒。
早在1992年，平遥县内就有干部提出，想把古城申报为世界文化遗产，而县领导坚决反对：“你们把平遥申报成‘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搞得城里不能盖房子，城外不能批地。再要把平遥申报成世界文化遗产，还让不让人活！”
时任山西省建设厅副厅长曹昌智记得，包括平遥在内，当时山西省有5个历史文化名城（县），经济发展都面临困境。曹昌智一直在琢磨破局，申遗成了灵感：能否利用申遗发展旅游，“反哺”保护，“搞活”名城？
可在当时，我国还从没有以“整座古城”申遗的先例。
“只有拿到‘尚方宝剑’！”困顿中，曹昌智想到了给省长写信。
这一封“力主平遥发展旅游”的长信，私下通过两位司机，辗转递到了时任省长胡富国的手中。胡富国看后批示道：“想法很好，劲夫秘书长找他具体商量开发意见。”
事实上，当时谈“名城开发”更像一股“逆流”——在“建设性”破坏的阴影中，名城主管部门、学术界一再呼吁的是“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其时，山西省建设厅干部边宝莲与曹昌智思路相投，她认为“全依靠政府投资保护，路子会越走越窄”。她就此撰文《对平遥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再思考》，第一次提出了“保护与发展并举”的观点。
刊发后，这个提法备受质疑。有人反诘道：“讲‘并举’就是破坏！”
其后的一个偶然，让事情发生了逆转——边宝莲的这篇文章被送到了中南海的案头。1993年7月，该文被编发在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的内部文件、国务院研究室的《送阅件》上。

边宝莲的文章被编发在国务院研究室《送阅件》上。曹昌智供图
时隔不久，来自中南海的推动力拔千钧，省里各部门开始会同研究平遥的开发事宜。次年起，平遥旅游破土，“申遗”同时拉开大幕。
“传统民居”与“职工宿舍”
1997年底，第21届世界遗产大会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召开，平遥正式通过审议，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次年，山西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平遥古城保护条例》。“山西省针对一个县城专门制定地方性法规，这还是破天荒的头一次。”曹昌智说。时任平遥县建设局局长的范良德称，当时，县委政府已经清醒地预判到，随着申遗成功后旅游业的发展，古城历史遗存将会面临破坏的威胁。
然而20年后，这仍成了县长的隐忧。
“我来了以后，感觉平遥就是一个大工地，私搭乱建是无序管理的状态。” 2016年8月，石勇履新平遥县县长。一上任，县委县政府就开始“重拳拆违”，今年又按市里的要求，推动了“拆违治乱提质”。
“平遥古城的价值在‘古’，把真文物拆掉建成假古董，那我们和横店影视城有什么两样！”石勇说。
至今，古城内已有37处违章建筑被拆除。
就在石勇到任的3个月前，晋中市、平遥县政府刚被国家文物局约谈。
经由群众举报，文物局查实，平遥古城内连续发生多起违法建设案件，包括：古城墙保护范围内，多处民房擅自开挖地下室，影响城墙安全；城内民居擅自拆除、改建，破坏古城风貌。
“不动不过瘾，3间不变6间，客栈他收益少。”平遥县规划局原局长冀太平说。随着游客的涌入，不少主干道上的古店铺悄然加盖起二层，更有商家干脆“推倒重来”。

平遥古城内，不少沿街房屋改建为二层。澎湃新闻记者 孙鹏程 摄
2005年，曹昌智闻讯从太原奔来平遥，却仍然晚了一步——在古城最繁华的南大街上，全城最后一栋明代建筑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一栋崭新的仿清店铺。
那年，阮仪三的门生邵甬第一次来到平遥古城。
“走进去一看，超乎我的想象！”其时邵甬正任教于同济城市规划学院，从事各地古城镇保护工作，但平遥古城的完整仍让她“非常震惊”。古城墙、古店铺、古民居、古街巷，仍然保存着明清时期的风貌。
自那年起，邵甬接受了县政府邀请，开始为平遥古城编制保护规划。2014年，两部“法定规划”《世界遗产地平遥古城保护规划》和《世界文化遗产平遥古城管理规划》正式出台。
此前数年，邵甬带着30多个研究生、本科生挨家调研，长期跟访。他们发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这份非常技术性的规划里，该保的、改留的都很清晰，其中也特别强调了民居的保护，但由于缺乏政策及资金的配合，在改善居民生活方面，“相当于没用”。
商业街背面的景象始终让邵甬忧心忡忡，“街坊里老百姓的生活条件很差，垃圾到处都是，污水横流。”
如今的古城，被人戏称为“职工宿舍”。打工的、村里带孩子上学的，多租住在内，而有条件的年轻一代早已大量外迁，家里留守的只有老人。不少荒废的民居日渐残败。

古城里小巷内荒废的老民居。澎湃新闻记者 孙鹏程 摄
数百年来，古城的72条蚰蜒小巷，串联着近4000处院落。及今，仍有2万多居民生活其中。2005年省里调研时，古城内重点保护的“典型传统民居”有513处，而到了2007年，这个数字变成了473处。
2年里，40处传统民居消失。
“一座城就像一个人，城墙、市楼、大街，它仅仅是一个骨架，而他的血肉、皮毛还是这些传统民居。”邵甬说。

古城内居民超过两万，景区汽车限行，电动车是他们最主要的交通工具。澎湃新闻记者 孙鹏程 摄
“72家房客”的改造实验
2006年，全球文化遗产基金会（以下简称GHF）和平遥县人民政府正式达成合作协议，共同出资完成平遥古城总体保护规划和平遥民居修缮保护等项目。
自2010年起，邵甬与GHF一道展开了一场“实验”。他们试图探索，能否在修复传统民居风貌的同时，植入现代化的内核？事实上，在百岁建筑中增设排水、取暖、厨卫等，都缺乏先例可循。
问题不仅是一所房子，古城内的基础设施欠账已累计多年。至今，城墙根下仍有旱厕，冬季供暖还离不开蜂窝煤。2015年大年初三夜，古城突然陷入漆黑近两个小时——停电，往往伴随客游高峰而来。
最初，米家巷12号及27号这两座院子被当作“点”来实验，前者被改建为社区中心，后者被改建为非盈利性的客栈。这个过程中，内部空间改造、地源热泵等技术得以试水。
其后，实验由“点”到“线”。古城东南部的范家街片区被作为“有突出价值和困顿现状的矛盾体”，进行综合规划。
“那就像72家房客，人口特别多。” 邵甬说。
范家街两旁坐落着清代至民国时期的31个院落。解放后，原本几代同堂的家庭模式被“大杂院”取代，一个院子五六家“割据”，搭棚垒垛，拥挤不堪。

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后，古城内多户混住的大杂院众多。曹昌智供图
为此，项目组即制定了人口疏散的办法，也对历史建筑做了病理分析。2011年3月，《范家界历史街区总体规划和建筑保护规划草案》终于完成。然而直到秋天，该规划始终未能落地。
那时恰逢县政府换届，项目出现了“理念断层”，“推不动了”。
困境中，杜晓帆加盟，他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专家的身份“唱起白脸”。“平遥的问题主要就是民居，其他文保单位碰了就是红线，每一级的人都明白。”
在杜晓帆的建议下，项目组又制定了两部“行动计划”，《平遥传统民居修缮及环境整治管理导则》及《平遥传统民居修缮及环境整治实用导则》。
次年，“实验”又进一步。县政府出台了《平遥古城保护修缮工程资金补助办法》，规定有需求的房主可申请专项资金，并在专家团队的指导下修缮房屋。此时，两部“行动计划”充当起“教程”，申请、评审、设计、施工、验收，职能部门和房主都有了行动指南。

《平遥传统民居修缮及环境整治实用导则》用简图指导居民制定修缮方案，维护古城风貌。图片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
“那是我家的楼楼！”近日，站在窑门巷口，郭大爷一眼就能看到自家的二层风水楼独占鳌头。老院是先人从日升昌的创始人雷履泰手中买下的，传到郭大爷手里已是第五代了，“200多年了，还是按照老样子来修。”
补助政策出台后，郭大爷一直等到第二年才报名申请。“我怕政府出钱修，就在产权里‘参了股’”。此前，郭大爷家两代人用了十几年，才把房子收为“私产”。
房屋为“私产”，这是申请修缮补助的首要条件。
上世纪50年代推行“经租房”政策后，大批私人房屋被整体收归政府，再廉价分租给个人，至今这部分房屋产权仍存争议。现实的状况是，古城内“私产”“公产”“集体”并存。
对于“公产”和“集体”房屋来说，租户往往没有修缮的“主人意识”，而“私房”中，留守者又多迫于贫困。在GHF2010年对范家街片区的调研中，居民的日均收入仅为3美元。
“现在还是微修复、微整形。”在山西省住建厅副厅长李锦生看来，平遥民居实践的意义在于“直面复杂的历史街区”。
“我们把问题搞清楚了，现在可以想新的办法了”。李锦生说。
“平遥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
在平遥申遗20周年的纪念活动上，石勇作出承诺，“我们有把握用10年时间，全部完成古城内传统民居的修缮保护。”
而在国家层面，一次大规模的普查已经铺开。未来，典型民居将被挂牌为“历史建筑”。

平遥古城典型传统民居，布局为“日”字型二进院落。图片来自《平遥传统民居修缮及环境整治实用导则》
今年10月起，县里的普查小组开始行动，他们将对古城内400余处典型传统民居逐个测绘，砖雕、影壁、风水楼、人口变迁等，都要悉数入档。
这是国家住建部会同文物局，对全国131个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的第二次“大检查”。此前，首次“大检查”完成于2012年，当年正是我国“名城制度”设立30周年。
首次“大检查”后，因保护不力，8个历史文化名城遭到“黄牌警告”。
时任住建部副部长仇保兴痛批了“拆真名城、建假古董”的行为，并直接点名聊城——为搞旅游开发，聊城旧城区整个“推倒重来”，让位与连片的仿古建筑。2.6万居民迁空后，这里几乎成了一座“死城”。
同期，全国约有30个名城上演着“拆真建假”的重建风。
“当时平遥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要么就搞纯旅游，要么就跟我们一起寻求另一条路径。”邵甬记得，2005年她刚来时，县里的发展思路就是外迁居民，搞一个“博物馆城，影视城、旅游城”。但邵甬力主，一定要在“保护”和“发展”中找一个平衡。
那时，平遥古城已走近了申遗的第一个10年。
“经济效益其实只是个衍生品。”在杜晓帆看来，人们似乎产生了某种混淆，把“纯粹的经济行为”当成了“遗产保护”。
“文化遗产保护的根本意义，在于‘历史’和‘记忆’。” 杜晓帆说，“你也许觉得自己的记忆不重要，可一旦你的记忆消失了，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一切都成了空白。”

古城小巷内，小学生放学回家。澎湃新闻记者 孙鹏程 摄
邵甬觉得，古城所承载的是先辈处理“人地关系”的智慧。“历史上的平遥古城是很美的。”曾经，城内五分之二都是绿地，邵甬也把它写进了保护规划，遗憾的是至今未能实现。
如今，疲劳的古城亟待基础设施的全面升级。石勇正在会同行业专家研究“地下综合管廊”的可能性，“电力、通信，燃气、供热、给排水一次性解决”。该项目的预估费用为5个亿。
石勇希望能向上面争取一些资金。
“故宫是以国家层面的资金做世界文化遗产的事，杭州西湖是以省的财力，丽江古城以市的财力，而平遥是以一个县的财力，日子真的很难过。”他刚到任时，平遥县财政的债务超过30亿，是山西省内债务最多的县。
2020年，邵甬团队的保护规划即将到期。十几年来，她经历了数次政府班子换届，也听过了不少“奇奇怪怪的想法”。
“每一任书记、县长上来，都想做一件大事。”邵甬记得，曾有一任县长听了开发商的建议，想在古城里修一个高尔夫球场，第一洞就设在古城墙上。“好在他没有直接开干，还懂得先征求我们的意见”。
过去十年，邵甬和GHF也有一个稳定的合作伙伴，原平遥县规划局局长冀太平。
“他作为很多，但也得罪了很多人。”邵甬在平遥相关论文中写到：很多情况下，地方利益驱动的资源开发行为，想方设法饶开政府技术管理体系，恶意造成“既成事实”。
“平遥，是一盘没有下完的棋。”曹昌智用了10年，把平遥走过的一个多世纪写了本书——《幸存的古城》。郑孝燮去世前特地为书稿题了首诗，“百年记忆同回首，历史根深贵自尊。”
平遥古城史称“龟城”，南迎薰门为头，北拱极门摆尾，意为故土永驻，益寿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