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宝藏 ——探访杭城的私人博物馆

采访&撰文 | 林伊乔 王眉洁 陈天宁

摄影 | 徐巧丽 王静逸 林伊乔

最近,一款央视的文博探索节目《国家宝藏》引发热议，好评连连，它讲述了九大国家级重点博物馆27件镇馆之宝的故事，在国宝和国人之间搭建起血脉勾连。

相对于与国有博物馆，私人博物馆往往位于寻常巷陌，为个人创作或收藏的艺术品和文物开设，填补了国有博物馆在一些收藏领域的空白。

铜雕技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唯一传承人的熔铜艺术作品，曾打点出“十里红妆”的圆木果盒、托盆、米桶、脚盂，清朝道光年间浙宁“隆茂号”镜箱式相机……寻常巷陌里还蕴藏着哪些珍宝？全媒体（ID：cmic2013）将带你探访杭城的民间宝藏。

“江南铜屋”

朱炳仁铜雕艺术博物馆坐落在河坊街上，外围是明清江南民居风格，除立面墙和地面外，门、窗、屋面、立柱、家具等全部采用铜质结构和装饰，因此又称为“江南铜屋”。

时值周末，博物馆内的游人络绎不绝，小小的空间内，不少专业摄影器材对准各个藏品，记录下铜雕艺术的魅力。

博物馆分为讲述“朱府铜艺”五代传人艺术人生的序厅、陈列朱炳仁大师担纲的经典铜建筑模型的建筑厅、供奉着西方三圣像的佛教厅、全部由铜手工打造而成的民居厅和展览朱炳仁，还有朱军岷父子当代熔铜艺术作品的地宫。

厅廊穿连、铜光闪烁之间，从青铜时代流变至今的铜雕艺术诉说着它穿越时光，包容中西的绵延生命力。

“江南铜屋”缘何而起？博物馆的陈经理说：“朱炳仁先生在全国建了那么多大型的铜建筑，却没有一个是属于他自己的，先生的很多铜雕艺术比如雷锋塔、常州天宁宝塔这些地方都是收费参观的。为了让更多国人来了解这项传统文化，朱炳仁先生就想做一个属于自己的铜雕博物馆，永远免费开放。”

2007年，“江南铜屋”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除了河坊街上的“江南铜屋”，在北京798艺术区内也有一座朱炳仁艺术博物馆，两座博物馆内的展品会轮换展出。

朱炳仁是铜雕领域唯一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也是百年老字号“朱府铜艺”的第四代传人。“朱府铜艺”发源于1875年由第一代传人朱雨相和朱庆润在绍兴石灰桥畔创办的“朱府义大铜铺”，最初只是打打铜盆这些小物件。到第二代朱宝堂的“朱府瑞昌铜店”的时候，铜手工艺品做得越来越多，质量上乘，远销至广东、京城等地。其后由于抗日战争以及建国初期生产力较为落后，铜成了一种紧缺的战略物资，铜雕艺术家无铜可做，“朱府铜艺”也在此断层。在改革开放之后，第四代朱炳仁又重新拾起祖上的手艺，从铜制招牌到铜门、铜窗再到各种领域的铜饰，朱炳仁首创的熔铜艺术也赋予了铜雕艺术新的生命。

朱炳仁铜雕艺术博物馆熔铜艺术展

在这座铜雕博物馆内最为惊艳当属地宫里的熔铜艺术展。朱炳仁在他的诗作《舞铜》中这样描述熔铜艺术：“沸腾、喷金、起舞、涅槃，在现实与浪漫中云卷云舒，在沧桑和苍茫中淡泊淡定。”在火焰中孕育出的晶莹的千姿百态的铜铸和结晶体在博物馆内灯光、镜面的配合下气势磅礴而不失活泼灵动。朱炳仁对家国命运和人类未来的思考为熔铜艺术赋予了深刻的内涵。馆内展出的由梵高艺术博物馆授权制作的梵高系列作品，更是朱炳仁用古老的中国铜雕艺术展现西方经典艺术作品的大胆尝试。

朱炳仁铜雕艺术博物馆内展出的

梵高系列作品之“燃烧的向日葵”

与传统博物馆里参观者只能隔着玻璃远远地欣赏艺术品不同，“江南铜屋”里的作品几乎都是触手可及，置身铜雕艺术之间的游客可以零距离感受熔铜的魅力。“这样的陈列方式和铜这种材质本身的特性有关，铜是越摸越亮的。” 陈经理说。

除了展厅，在“江南铜屋”内还有一部分销售区，出售“朱府铜艺”金星铜集团有限公司的产品。连展带销的模式为这家民间博物馆提供了一部分运营资金，成熟的产业化发展也让这项古老的艺术得以绵延并走向平民百姓。

“仓库”里的的圆木博物馆

杭州东方圆木博物馆位于江干区五堡二区。在前往五堡的公交车上向窗外看，马路开阔，没有繁忙的车流，市中心拥挤的建筑慢慢往身后略去。行道树沿着道路疏朗地排在一起，远眺就能看到钱塘江。

目的地公交车站牌距离杭州圆木博物馆只有几百米的距离，面朝着博物馆的方向，站在一条原本从五堡二区48号楼门前流过的河的一侧，却只看到了一片巨大的空地。这是一个半年前就已经被拆的小区的遗址，六个月之后，这片遗址甚至长出了一片小草原。几年之内，钱江新城即将在这片土地上崛起。

拆迁后的五堡二区

五堡二区不在了，当然，位于五堡二区159号的圆木博物馆也没能留下。

拨通圆木博物馆馆长胡兴法的电话。“哎呀，你们要来就早点跟我说嘛，那个地方早就被拆啦”， “现在我的那些东西都堆在一个仓库里，没什么好看的，你们要来的话就来吧”。

圆木是一种传统的木工手艺，是三种老底子木工的一种。打造木桶、木盆等带弧度的木器叫做圆木。圆木最后需用铁丝箍紧，所以圆木师傅又叫箍桶师傅。在浙江，圆木曾是婚嫁礼品之中最醒目的成员，“托盆”“茶桶”“米桶”……这些圆木嫁妆曾打点出风光敞亮的“十里红妆”。浙江省博物馆就以“十里红妆”为主题，收藏了许多圆木器具。与浙江省博物馆不同的是，胡兴法所收藏的圆木器具主要偏向日常用具。他的东方圆木博物馆共收藏了2500余件家用的圆木器具。

这些藏品现在都被堆在一个八公里以外的一个将近三百平方米的仓库里，准确地说，是在一个废弃的工厂里。

“这个地方你们要是自己来，进也进不来，所以我说要来接你们。”年过半百的胡兴法穿着一身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显出干练的样子。“这里呢，要建一个花卉市场。”

站在彭埠镇的这片土地上，一眼望去，除了仓库及其周围的几排改造的集装箱住房之外，唯有黄土漫漫。

仓库的一楼用来存放藏品

仓库的门是一个简易的卷帘门，几个月前的大风曾将它吹倒。门口摆着的两张红木椅子一左一右，背后是那张曾在开张时被专家估价三十万左右的红木雕花大床。它们灰头土脸，共同承受了卷帘门瘫倒时的颓丧。

仓库门口杂乱堆放的石块和藏品

“你看这块碑，这个是明代的，明代宣德碑，是当时一个稍微有地位的人的墓志铭。”要不是胡兴法主动提起这块碑，我们很容易忽视这块从背面看来很普通的石头。他弯下腰把碑石转过来，记者这才看到碑上刻的一些文字。“但我如果这样放的话，有人进来的话要把这块碑背走的。”胡兴法呵呵地笑着说。

1986年，胡兴法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下海做生意。二十几年的企业经验为这个木匠的儿子积累了一笔不小的财富。2009年，他将自己的餐巾纸厂进行改造，建立了杭州江干区第一个私人博物馆。《杭州日报》描述博物馆开张那天的胡兴法“胸前佩着鲜花，好像新郎官一样喜庆”。

胡兴法的藏品们现在被堆在这个废弃的仓库里，几张椅子倒架在桌子上，大小不一的圆桶又见缝插针地挤在椅子的四脚间。屏风、柜子、桌椅、提篮、子孙盆、大冰箱……这些曾经端端正正地陈列在一个空气安定的空间里的藏品现在慌乱地倚靠在一起。

“5月18号，（拆迁队的把藏品）直接从博物馆里拉出来了，就堆在这里，我都没去动过。”在博物馆拆迁之前，胡兴法用手机视频录下了他驻扎了七年的博物馆的全貌。拆迁当天他没有去现场，“拆的话你要流眼泪的啦，不去看么你就这样，拆就拆了咯。”

发布在浙江省文物局官网上的闭馆通告

杭州东方圆木博物馆可以说是杭州的私人博物馆中最“土”的一个。这件建在被人认为是“城乡结合部”的私人博物馆带有一种粗糙而质朴的特质。水泥砖头砌成的展台，大大咧咧排在上面的圆木，入口处红底白字的解说板，博物馆所有的照明由几盏家用日光灯承担着，少有的玻璃展柜里放着的是胡兴法珍爱的瓷器和一些木雕。这是一个真正私人而且随心所欲的博物馆，是一个在形式上“不像博物馆的博物馆”。大部分藏品都没有详细的解说和介绍，靠的都是胡兴法的讲解。

原先陈列在圆木博物馆的藏品（馆长胡兴法提供）

“如果说有个地方给我安家的话，我肯定要待在博物馆里了咯”，半年之前，胡兴法在博物馆开放期间还几乎每天都亲自接待游客进行解说。半年之后，他站在这个仓库门口，踢了踢脚下一块从安徽歙县淘来的砚石，“但是你说这个地方我呆不呆呢，我呆不牢了嘞”。“杭州东方圆木博物馆馆长”“浙江省博物馆之友”“杭州市收藏协会理事”，在自己的名片上，曾是商人的他这样介绍自己。这张名片使用了将近7年。他不知道这张名片是否还能继续用下去。

“以前这个房子是我自己家里的，现在办不办的起来要看政府咯，政府如果给我土地，给我房子，政府批给我，那我就有可能办起来。”胡兴法坦言仅凭自己的力量很难再筹建一个新的场馆。谈到其他私人博物馆的情况，胡兴法对江南锡器博物馆的那种“民办公助”模式比较感兴趣，“他那个是笕桥镇政府给他的房子，如果彭埠镇政府给我房子么好了咯，现在彭埠都拆了；“土火斋（杭州土火斋古陶瓷博物馆，位于杭州市江干区九堡镇）他也是自己的房子，他如果要拆也面临这个问题的。”

在博物馆拆迁之后，将近60岁的胡兴法闲居在家里，偶尔帮文化单位做做木器的鉴定。他认为博物馆被拆迁对他自己来说损失也不算大，“但是对社会来说，损失是有的。博物馆对社会来说是有传承的，关，它就失去了传承的意义”。他对自己的博物馆依然念念不忘，期待几年后重建的彭埠镇能有一些用于文化建设的房子，“那么我就有希望了”。

老相机的窝

在拱北永和坊7幢一楼，一处简易的民居门头上挂着一条横幅，横幅上写着“庆祝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成立24周年”。我国最早的民办博物馆和首家照相机博物馆就坐落于此。

见有来客，馆主高继生打开了前两天刚换好的LED灯。一个客厅大小的外厅，一个房间，外加一个储物间。1850年的英国滑箱式相机, 清朝道光年间浙宁“隆茂号”镜箱式相机，二战时期德国军用莱卡相机……不到100平米的博物馆里住着1000多台珍贵的老相机。

储物间里存放着许多由于场地限制而没有陈列出来的相机

高继生出生于1943年，父亲是抗日战争第三战区的战地记者。他从童年时代起就接触照相机，“自然而然地喜欢，平时当玩具捣鼓”。“人家还在跳牛皮筋的时候，我已经开始玩相机了。人家还不知道怎么拍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拆和装了。”

高继生收藏的第一台相机——德国产蔡司相机

高继生18岁开始收藏相机。1960年，刚工作不久的他等工资一发就买下了自己的第一台相机。那是一台德国蔡司，30元。那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是30元5角。

由于“家庭成分”问题，高继生在每个岗位上都待不长久。才二十岁出头，就先后在江苏、安徽、浙江三个省的三十几家单位做过白铁工、灯光制作工、电杆模具修理工、翻砂工等各种工种。祸兮福所倚，用高继生的话来说，就是“坏事变好事”，“逼着我这样也学，那样也学，各方面工作都能涉猎”。

1966年，高继生进入杭钢，“做的是最热、最累的炉前工”。“部队来了，看了我的档案，考了两个题目——一个是高等几何的平面展开，一个是电位差计。给了我三天时间，我一天就搞好了。然后就叫我加入技术革新攻关小组。”在革新小组，高继生参与研制电子秤，而后又参与了太阳能项目。“七几年，那时全国没有太阳能，”高继生说，“超前的意识，我比较强。”

经过二十多年的折腾，高继生始终没有放下老相机。1986年，43岁的高继生从杭钢退休，全身心投入相机事业，在南京、苏州、杭州开了十家照相馆和照相器材店，这些店的盈利为他收藏老相机打下了经济基础。

也正是高继生的超前意识，使得他在老相机收藏上面喝了“头口水”。“买卖老相机这一块原来全部是国营商店，个体户是弄不来的。后来门开了，我第一批就进去了，用最便宜的价格买进。”

杭州光仪厂产“西湖牌”样机

绝大多数藏品都是高继生登门拜访买入的。1959年，杭州光学仪器厂为庆贺建国十周年，向省、市委领导报喜而手工试制了3台“西湖牌”样机。“我就想办法问到是哪一些人做的，进一步打听到他们的领导、负责人是谁，住在什么地方，然后登门拜访。”1974年，在照相机试制小组的组长胡秋江那儿“磨了四年”之后，浙江生产的第一台相机“西湖牌”样机总算到了高继生手里。他手上拿着的这台，是存世的唯一一台。“买来的时候是八百多块，相当于我当时20个月的工资。”

1993年，高氏照相机收藏馆（2012年改名为高氏照相机博物馆）成立。创办24年来，前前后后经历了9次搬迁，“都是因为拆迁或者房租涨价”。“2006年，第九次搬迁时，成都有人邀请我连人带馆搬过去，玻璃房子都给我造好了。后来，拱墅区政府主动跟我联系，提供过渡房给我，待有适当房源再进行安排，这一过渡就过渡到了现在。”

“中国的老相机这一块，实际上流失的已经太多太多了。很多精品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大量地流到国外。我实际上是以一个老百姓仅有的一些力量在尽可能地守住一部分，为以后的摄影人、照相机收藏者和摄影史研究者留下一些实物的载体。”

清朝嘉庆年间黄履发明的“钱塘镜匣”

高继生收藏的一个被称为“钱塘镜匣”的“木盒”就填补了中国相机发展史。1992年，高继生从一位黄氏后人处将这个木盒作为一只普通镜匣收藏。等到2010年撰写《古董相机——收藏与鉴赏》下册时，高继生才开始考证它的历史。经查证，该镜匣由清朝嘉庆年间钱塘仁和的才女、中国第一位女摄影科学家黄履发明。“钱塘镜匣”前方有一圆柱体镜头，用于在上方的毛玻璃上看景物或临摹。当时尚未有感光材料，如把镜匣的毛玻璃换上木暗合即可拍照，堪称照相机的鼻祖，比法国人达盖尔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照相机早了将近三十年。

杭州高氏照相机博物馆网站首页

高继生每天五点钟左右就从家里出发，坐151路公交车，六点不到就到达博物馆。“经常有从外地、国外来鉴定、参观的，要赶火车或者飞机，所以我干脆七点以前就开门。”

“如果是一家实打实的民办博物馆，那么办馆人应该是一个技术很高明的全科医生。不管内科、外科，全部要懂。”从博物馆讲解、相机鉴定，到钳工、电工、仪表工，再到网站和微博文章的文字、摄影、排版，都由今年已经74岁的高继生“一个人在弄，一个人当五六个人用”。

“民办博物馆的主要难处是场地和资金。现在要开新馆，必须有400平方米的场地，这么高的门槛把许多想要办馆的人直接排除在外。从2012年开始，政府有资金扶持，基本上是按照投入项目资金的20%，但是不定期，不一定什么时候能拿到手。”

德国三镜头木质大型座机

从高继生的父亲到高继生的儿子高峻岭，相机情结自然而然地在高氏三代人中传承。高峻岭是年少成名的摄影家，11岁就办了个人影展。“我放手放得很早，八九岁的时候就逼着他自己一个人出去拍照。到十一二岁，远的已经跑到贵州了。”谈起儿子，高继生的语气中既有骄傲又含无奈。高峻岭每年从收入中划出10万元给父亲用以维持这个博物馆的运作，但没有意愿接手博物馆。

“相机我是绝对不会卖的。等哪一天真的支持不下去了，就把相机打包起来，不再对外展出。”高继生说。

版面编辑 | 于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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